近来国家通过扩大投资拉动内需提振经济的政策导向引起了社会舆论对于我们已经脆弱不堪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担忧，一度相当吃香的“绿色GDP”概念也再度受到重视。例如，国家环保部一位专家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就明确说，“4万亿元的投资应该成为绿色投资，……带动的应该是绿色GDP。”

然而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绿色GDP？如何制订一套“科学的”、“严密的”绿色GDP指标体系？却是一个十分困扰人的问题。11月24日，广州市社科院发布研究报告称，国内外目前实行的绿色GDP核算办法，都是以GDP为基础的，且仅就生产领域出发，忽略了产品使用中的人为浪费，导致核算体系不科学。按现在的模式，GDP减去环境成本，得出的数字就是绿色GDP，会导致大家拼命扩大生产，从而使GDP与环境成本差最大化，环境成本不降反升，这与绿色GDP提出的本意背离。这份报告认为，应在现有体系内补充节约概念，“以最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在GDP中扣除了环境污染的成本不算，还要添加“节约”这一新变量，这事就更麻烦了。说不定以后还会有人要求再加入“创新能力”甚至“公平廉洁”等，因为同样的经济效益，既可以靠种地取得，也可以通过开发软件创造，而且众所周知，贪污腐败也能带动GDP。我敢说，依照这种思路发展下去，即便投入再多的精力和时间，我们也没有可能搞出一套令所有人信服的绿色GDP核算体系来。最有力的标准永远是那些描述最清晰的标准，这也就是“应试教育”遭到全社会一致反对，但升学仍然只能通过考试的根本原因。

但我要强调指出的是，对绿色GDP的过高期待不仅不是“科学发展观”的一种体现，反而折射出我们社会越来越深陷于“GDP至上”的泥淖中不能自拔——焦躁地希望用一套包罗万象的“科学”指标去覆盖过去那些“不科学”的指标，不正凸现了这个指标本身的极端重要性吗？

GDP也好，绿色GDP也好，还有其他许多衡量经济社会状况的指标——如近两年频繁牵动国人心绪的CPI等等——都是西方人发明的。不过，在这些指标的用途方面，西方社会与我们却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知道，美国可能是各种经济指标公布得最多最频繁的国家，但无论是GDP还是其他什么指标（甚至包括失业率），在美国只有两个功能：一是为政府制定和评估经济政策提供参考；二是为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提供数据。然而在我们这里，它们除了扮演上述两种角色外，还承担了另一项非同小可的使命，那就是作为上级对下级官员进行考核的依据。

考试（考核）从来都是一根最有效的指挥棒，相信有过一千多年科举制度历史记忆的中国人都能够深刻地理解这一点。因为GDP一直是考核官员的最重要指标，所有官员当然也就都自然而然地成为“GDP至上”的信徒，就像科举时代所有读书人和官员都是儒家经典的忠实传人一样。但是，即使再怎么包罗万象，再怎么科学严密，绿色GDP这个指标也不可能真正代表每个老百姓的真实需要和满意度。因为老百姓是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来衡量一个政府合格与否的，在每一个具体的老百姓那里，专家官员们使用超级电脑统计和计算出来的那些数据，还不如他家门口大街上的汽车尾气和噪音更重要。

对西方国家来说，不仅是GDP，就算他们一向至为强调的环境指数，都不承担官员考核标准这项职能。所以很少看到那里有我们这里司空见惯的在统计数据上的虚报、瞒报等弄虚作假，这就好比我们这里不常见到有官员会篡改自己的学历和党龄一样——它们虽有相当重要性，但毕竟不是考核的硬指标，那样做得不偿失。在西方国家，考核各级政府首脑的指标只有十分简单的一个东西：选民的选票。没有什么指标比选票更能够真实地表达民意了，而选民是不会根据报纸上登出来的那些数据去投票的。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对每一级政府官员进行考核的终极标准当然应当是本地区人民的认可程度，而不是GDP、绿色GDP这类数字，更不是上级政府的主观意见。因此，对当前的中国社会来说，根本性的问题不在于以什么样的指标体系去考核政府，而在于由谁来考核。用绿色的GDP取代不带绿色的GDP，不过是换了一根稍微养眼一点的指挥棒而已，并没有改变考核本身的性质。

大多数人可能不会想到另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要增加GDP数据中的“绿色”成分，就必然要赋予环保、绿化等部门更大的权力，但它们也同样需要被考核和监督。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对政府官员的考核主体，而是片面地强调考核指标体系的“绿色化”，那么到头来很可能我们GDP中的绿色并没有见到多少，社会上却又多出了另一些新的寻租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