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两部分分别发表与2005年7月11日和2005年7月20日《东方早报》

一．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注脚

600年前的今天，大明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郑和率领着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庞大、装备最先进的船队，从毗邻现在我们这座城市的太仓刘家河出发，开始了人类史无前例的远洋航行。从1405年至1433年的近30年中，这位迄今为止中国最伟大的航海家先后七下西洋，帆舟穿越太平洋、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足迹遍及东南亚数十国，最远抵达非洲东海岸。
这一时刻，比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首次踏上“地理大发现”的海上探险之旅分别早了87年、92年及114年。但具有深刻悲剧意味的是，郑和轰轰烈烈的远航并没有像哥伦布们那样开启一个崭新时代。出于各种原因，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途中病逝于印度古里后不久，明朝主政者中止了远洋航海活动，进而执行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就在明朝中期的重臣刘大夏下令烧毁包括郑和七下西洋详细资料在内的帝国所有航海档案的同时，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的大臣、科学家与船长们，正在疯狂地四处搜集各种航海资料……
后来的人们对“三宝太监”七下西洋的这段历史做了大量研究、猜测和分析，至今仍无法得出一个相对令人满意的共识。但有一点是确凿的：不管这些耗资巨大的远航的目的究竟是为了暗访传闻中建文帝朱允文（左旁加火）的踪迹，还是为了发展海外贸易，甚或只是为了宣扬中华文化，郑和下西洋与一个世纪后的欧洲探险者的本质区别是，它没有任何对外扩张的企图。虽然这支由27000多人组成的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军舰队”，配以中原王朝精良的装备补给，足以征服航线沿途的所有弱小国家，但郑和并不像军力不足其十分之一的那些西班牙、葡萄牙后继者那样，他既没有抢夺过黄金、钻石、香料，也没有占领过一寸海外领土，更没有向这些地方殖民。相反，所到之处，郑和向当地人民赠送中国的精美礼品，向他们传授中原发达的天文历法和农业技术，甚至还帮助调停当地不同国家和族群之间的矛盾。
可以十分客观地说，郑和七下西洋传播了当时先进的中华文化，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达到了繁荣顶峰。更重要的是，郑和通过远洋航海实践向世界宣扬了中国的和平理念，因而一路上受到了热情欢迎。正因如此，与美洲印第安人对欧洲白人的血腥历史记忆截然相反，在当年郑和远航船队经过的东南亚地区，随着岁月的推移，郑和的形象不断地被神化和圣化，逐渐形成了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郑和崇拜”，时至今日仍广泛存在于东南亚各族群历史记忆中，并且已经构成东南亚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遍布于泰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地的郑和庙（也有称三宝宫庙的）以及仍在年复一年举行着的祭祀、庆典仪式就是鲜明的例证，而宗教化的“郑和崇拜”在中国本土反倒从未出现过。对于东南亚各族群来说，郑和的中华身份早已经不重要，他成为这些民族共同塑造的神明，护佑着他们的和平与安康。
随着郑和传奇故事的尘封，领先世界一千多年的华夏文明的最后一个辉煌年代结束了，而以新大陆的发现为标志，雄心勃勃的西方文明以征服者的姿态迅速崛起，世界由此翻开了西方主导下的现代历史。
经历了长达五百年的衰落并在最近一个半世纪里饱受内忧外侮之后，今天，中华民族又一次看到了重新崛起的曙光。正如大多数有识之士所看到的那样，在21世纪的人类历史中，如果有一件大事注定要发生，那就是古老的中华文明的复兴，这将成为整个世界都必须认真面对和适应的现实。当然，想要恢复郑和时代的光荣与梦想，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习惯于从“欧洲中心论”的西方历史观出发考虑问题的不少现代西方人士很自然地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同当年西方的崛起一样，将对世界的其他地方造成巨大威胁。因为他们的词典中从未记载过郑和这样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使者”，有的只是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那样恃强凌弱的掠夺者、征服者和殖民者。然而，历史永远是现实和未来的一面镜子，在当今国际社会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面前，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恰是未来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最完美的历史注脚。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在反驳“中国威胁论”时曾说过，从历史上讲，中华文化从来没有这样的传统，“如果中国要对外侵略，早在600年前就做了。”
出生于云南的郑和本姓马，是一位笃信伊斯兰教的回族人。传说他的祖先是从中亚迁徙至中国的穆斯林，他的祖父和父亲还曾去麦加朝圣。在儒家思想长期占据官方正统、佛教和道教兴盛于民间的中原帝国，一个穆斯林却被委以重任，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丰功伟业。在宗教冲突不断激化、种族纷争日益尖锐的当今世界，中华文明在历史的那一个节点上体现出来的兼收并蓄的博大包容力量至今仍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相信大洋彼岸那些鼓吹“文明冲突论”的人士也应该能够从中窥见一片迥异于西方历史观的新天地。

二．中国历史上两次不寻常的远行

在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和评论中，我们听到的最多的声音是惋惜。这是现在人根据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力量格局中的情势对600年前的祖先提出的深切期待：“七下西洋”本应该而且完全可能给当时的中国带来巨大的现实利益。循着这一思路，郑和虽然被评价为一代英雄，并一再激发国人的强烈自豪感，但他似乎还是对历史欠下了些什么。
关于郑和的这种微妙情愫触及沉淀于我们这个民族思维结构中最深层的特性：实用理性。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同样遭遇到一个难以理解的事物，西方人头脑中冒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多半是：为什么？而中国人问的第一个问题肯定是：有什么用？
“为什么”和“有什么用”的不同追问方式源于人类的两种不同需求，前者是对未知事物的好奇、亦即求知欲，后者是生存欲。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人只求生存而西方人只为求知，但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思维结构在这方面存在的差异的确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使得中西之间在对待信仰与现世、理论与经验、玄思与常理、想象与实际等重大问题上采取了差别很大的方式，最终发展出迥然不同的社会形态。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任何知识都必须具备实用价值，那种纯粹为了满足好奇心和求知欲的“为知识而知识”在我们的文化中是找不到位置的。虽然古代儒学经典也有“格物致知”的训导，但它显然与同时代的古希腊自然科学不是一回事。孔夫子已经通过“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不语怪力乱神”这样的教诲把后人不计实用目的地探求自然和人际间未知奥秘的路堵得严严实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求实用的精神已经内化为我们这个东方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并贯穿于我们的知识体系中。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这种中庸实用的思维方式帮助我们的祖先在与自然和人世抗争时能够避免诉诸各种极端手段，从而没有出现欧洲中世纪那样的“黑暗年代”，并使中国在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中一直领先世界。然而，近代以后，这样一种实用理性在中国与西方的竞争中越来越显出捉襟见肘的一面。
从精神层面的意义上看，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两次远行，超越了我们民族一贯的实用理性，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显得如此地不寻常。
第一次是唐代玄奘的西行取经。这次远行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去实地学习、考察和研究这种宗教，通过对佛教经典文本的直接翻译来纠正三、四个世纪以来经由西域多种不同语言“二手”传播而可能产生的讹误。因而，这次千里迢迢、千辛万苦的远行只是为了探究信仰和学习知识，而不存在任何实际的功利目的，这在近代“西风东渐”之前是绝无仅有的，它是一次纯粹的“精神之旅”。也许正是这个缘故，玄奘西行取经的历史事件在民间还激发了国人一向比较缺乏的幻想能力，并在历代传说的基础上最终诞生了伟大的古典小说《西游记》。
第二次便是郑和下西洋了。我相信，这次远行应该也有相当明确的目的，但由于明代宫廷政治超乎常理的复杂性，加之“海禁”之后对郑和航海文献的付之一炬，使得后人的研究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撑。不过，有一个结论是依稀可以得出的：这次兴师动众、耗资巨大的远行也没有太多实际的功利目的。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郑和的庞大船队既不是远洋舰队，虽然有士兵和武装；也不是海上商旅，虽然携带并交换了大量货物；倒更像是一个“中华文化海外宣讲团”。
在我看来，这两次不寻常的远行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中国人行事的常规，并给我们的文化传统增添了丰富性。然而，同样是不寻常的，两次远行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却大相径庭。
没有人能够否认，佛教的传入对于古代中国人的心智结构乃至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影响曾经是无以伦比的，现代普通不信佛的中国人的许多思维习惯、处世方式甚至常用语言都还留有明显的佛教痕迹。当然，玄奘西行并非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肇始，甚至也谈不上顶峰。佛教传入中国其始于公元初的东汉时期，到公元三世纪已经在中原大地取得广泛影响。玄奘的历史地位在于，他是第一个从理论上对印度佛教进行全面梳理和系统翻译的汉地学者，虽然在他之前并不乏佛教实践者。玄奘之后的中国佛教真正从古代印度佛教那里“毕业”，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汉地佛教时代”，在佛教在印度本土几乎消亡以后，汉地佛教仍然兴盛发展，延续至今已成为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上海接待过一位印度裔美国学者。在谈到中印两国的交往时，我非常诚恳地对他说，在近代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之前，中国对世界从来都是慷慨的施与者，我们教会了世界很多东西，而很少从世界学到什么东西。惟独与印度的关系不然，我们祖先从你们祖先那里学来了佛教，对我们的文明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曾是全世界的老师，但印度却曾是中国的老师”。
相比与玄奘，郑和的命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完成了七次轰轰烈烈的远洋航行以后，由于朝廷对外政策的骤变，郑和的传奇壮举突然销声匿迹了，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几乎连一丝涟漪都没有泛起过。甚至连郑和本人的事迹在明清两代官方历史记载中也降到了可有可无的地步，直到清末民初才又重新受到重视。
现在有很多国人惋惜郑和没有能够像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那样，帮助中国早于西方实现“地理大发现”，我倒觉得，更加应该令人惋惜的是，郑和没有能够从他所游历的阿拉伯和印度等地带回有价值的知识和思想。要知道，早在中世纪，阿拉伯世界里的数学和医药学就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逐步摆脱宗教束缚，重新开始大量研究古希腊学术，其中大部分经典已经在希腊本地失传，有很多就是从阿拉伯人保存的阿拉伯语版本重新翻译回去的。而在印度，哲学和玄学一直是高度发达的。很遗憾，这些外国的知识和思想似乎都没有入郑和的“法眼”，更不要说经由他传入中国。不然的话，中国人也不至于直到20世纪才学会使用阿拉伯数字。
对于玄奘和郑和的不同历史命运可以有许多不同解释，我想，除了鼎盛的唐代对于异域文化的开放胸襟远非明代可比以外，另一个很重要的解释应该是：玄奘西行取经尽管也得到了唐朝皇帝的关心和支持，但本质上是一种个人行为，而郑和下西洋则完全是一种国家行为。西行取经的主体是玄奘个人，唐朝皇帝只是个资助者；而下西洋的主体是明成祖朱棣，郑和只是一个执行者。由于行为性质和主体的不同，两者的内在动力也是截然不同的。个体行为可以自由地从个人的兴趣和求知欲出发，往往容易取得思想方面的突破；而国家行为则受制于固有政治结构的条条框框，虽然财力雄厚、条件优良，反而经常事倍功半。
中国古代的这两次不同寻常的远行及其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留下的思想遗产是极其值得探究的。在我们这样一种实用理性居压倒地位的民族性中，不具有功利色彩的纯粹精神性的探索是很难获得承认的，除非出现在开放性和包容性空前绝后的大唐盛世，或是在因弑侄篡位而不见容于传统政治道德的一代枭雄明成祖朱棣手中，才有可能。即便是出现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时刻，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张力仍然有可能扼杀这种探索。
文化传统是一个社会永远不可能摆脱的土壤，对于仍然生活在这种强调实用理性的文化传统中的现代中国人来说，如何处理“经世致用”与“为知识而知识”的关系，如何处理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恐怕依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