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海啸体”诗歌《可爱的中国》走红微博，人们突然意识到，全民诗歌时代来了，并且正在悄然改变诗歌。曾经的听众——小老百姓，正在改变这个中华文化“五千年”的传家宝。《亚太经济时报》上刊载了广东社科院学者、评论家郭军《全民诗歌时代：娱乐至死还是向死而生》这篇长文，将“海啸体”与“全民诗歌”混淆起来，这多少让我觉得有几分不妙，仿佛这首诗成了催化诗歌遍地开花的导火索。我以为：所谓的“全民诗歌”，其实是虚假的繁荣和一幕幕集体狂欢式语言或者情感的宣泄与娱乐，与诗歌本身并无关联。充其量，也只能代表某些文字背后的“诗意”表述。

    在去年出版的《朦胧诗精选》一书序言《在诗歌中“返乡”》我曾提到：中国新诗至今已走过近百年的历程，对于个体生命来说，可能早就步履蹒跚，或者干脆已命寿终寝。而在漫长的文化河流中，在我们那条以“诗经”涓淌下来，乃至汇集成唐宋元明的汪洋波涛，不足百年的中国新诗，或曰中国现当代诗歌，无疑还是一个呀呀学步的孩子。就是这样一个先天营养不良，堰苗助长的孩子，到了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高速发达的今天，被无端遗弃在“十字”的荒原。但诗歌毕竟是不死的“琥珀”，是我们时代必须葆有的情感动力与精神原乡。如同艾略特所说，诗人与生俱来的任务并非操作美丽的语言，而是透视美丑的根底，观察倦怠、恐怖与荣兴。2008年5月的汶川大地震，在巨大的精神创痛下，诗歌曾一度成为我们排遣心忧，缝补伤口的一剂苦药。时隔一年之后，国内有家出版社在北京发布《中国文情报告(2008-2009年)》指出：“汶川大地震引发的网络诗歌风潮，使诗歌这一日见寂寞的文学样式一夜之间回归了民间性和草根性，让一场意外的灾难意外的拯救了中国诗歌”。我姑且不去论证这场“意外”引申为“拯救”的合理性与准确性，不过，我以为，在这里所指的“诗歌”，也就是这场“意外灾难”所拯救的“中国诗歌”，其实是一场狂欢(狂悲)式的集体“无意识”文字表达方式。诗歌再次被推到社会舞台和“集体意志”的前台，进而扮演起心灵“止痛膏”的角色。我的一位挚友，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大学(Colorado School of Mines)教授、诗人西风(当时还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后)对我本人的一篇访谈中，针对他“当代诗歌究竟应该承担什么，不应该(不必要)承担什么？”曾做了一个简要的阐述：“我觉得承载可能更恰当些。承担更侧重于诗歌外的‘重量’，古往今来，中国诗人已承担够多的了。诗歌的写作应该注重于心灵，向‘内’，而不是向‘外’。把诗歌当成武器、工具、教义或准则，都是不正常的，只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疯狂与变态。如果必须要承担，就去承担那些该承担的：光明、梦想和黑夜。”

    “在借用网络这一新的载体，重新确定诗歌与人的生命存在之间内在的密切关系，诗歌就依然保留着复兴的火种。因为诗歌早已刻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只是当新诗沿着口水化、庸俗化越走越远，诗歌在读者心目中理想形象瓦解，诗歌才被自己卸掉了权杖，被时代甩在了后面。而‘全民写诗’时代的到来正在创造新的希望，对于新诗而言，只要能做回自己，直面现实，重新完成对大地四季轮回，时代生命细节的叙事，希望就可以变成复兴的现实。”在《全民诗歌时代：娱乐至死还是向死而生》中，不乏作者对于“诗歌复兴”的美好幻想。而当我们面对当前的诗歌现场，正是所谓“全民化”和“娱乐化”对诗歌造成的巨大消解和削弱。当大量的“诗歌”成了这个时代的“牛皮癣”，这对诗人埃利蒂斯所说“诗是民族的指纹”是一个多么可笑而又荒唐的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