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代》第五期将举办一次“中国当代诗歌群落大展”，大展征稿消息在新诗代论坛公布后，即得到了各地诗人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之所以进行这样一次有目的的诗歌行动，我想除了集中展示真正具有“民间”意义的优秀诗歌作品，同时也是对所谓诗歌“官本位”的一次回应。

    作为一本拥有广泛影响，并从创刊至今，一直坚持着真正的“民间”品质和“感动”精神的诗歌刊物，曾一次次需要面对自己模糊而又尴尬的身份。不过，我需要阐明的是，《新诗代》创刊至今，自始至终植根于诗歌的土壤，并坚持着独立的诗歌品质和灵魂向度。因此，《新诗代》就是《新诗代》，仅仅代表着诗歌本身。

    某些公开出版的诗歌刊物，似乎习惯了简单而又粗暴的诗歌“民刊”专号或大展。我并不反对，反而认同这种具有“使命”意义的诗歌行动。但是，面对其杂乱无序、表情僵冷的沙盘点兵，我竟然觉得十分无聊。首先，诗歌在某些人的眼里，似乎成了一种游戏，他们以生硬、无知的“体制”手段，自以为是，擅自统领、作践所谓中国诗歌的“既定”规则。无疑，此举的目的不言而喻，进一步维护和巩固自身的本位，在开放、多元的当代诗歌格局中，保持自我标榜的“权威”嘴脸。不过，你们到底搞懂了没有？什么是民刊？什么又是所谓的“公”刊。不过，对于许多诗歌写作的朋友，大家似乎习惯这么区分：民刊或者官刊。我们中间，太多人还停留在将文字变成铅字的“伟大”追求之中，这无疑迎合了那些“官刊”们的胃口，至少，他们岌岌可危的饭碗还能保持一些时日。

    无非如此，有公开刊号，有主管或主办或挂靠单位，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政府拨款（救济）的刊物，以及有固定办公场所和固定编辑队伍，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有工资、补助、失业保险等等一系列生活保障的刊物从业人员。而民刊呢，无非是那种不能通过正常渠道发行，没有出版刊号或书号，也没有那些可以领取“工资”的编辑队伍所选编的诗歌印刷品。用比较“准确”的说法是：非法出版物。不过，我始终没有明白，他们到底在以一种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所谓“民间”和“非民间”的界定。而我所理解的民间（民刊），其实是一种精神的操守，具有独立、开阔、包容的诗歌向度。北岛们的《今天》就不用说了。像诗人谭克修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明天》，中岛主编的《诗参考》，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等，这些当然是“民间”的。无须“见机行事”，看某某们的眼色，他们始终坚持一个诗歌写作者和刊物编选者的独到眼光，选登自认为最好的作品。但是，许许多多的诗歌纸质印刷品，其精神的缺失与苍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除了悲哀，难道我们就不需要进行必要的诘问和反思吗？

    当一个时代，真正的诗人到了必须隐身或者退后的边缘，那么，还能有什么梦想和希望可言？诗歌是所有艺术的皇冠，而诗人又是什么？也许我们已经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答案。但不管如何，他们永远是这个世上存在着的最为坚硬的部分。诗歌发展到了今天，被物质化、欲望化步步侵吞的当代诗坛，对诗人的误读与误解与目俱深。而一些诗人、诗评家却妄自菲薄，放弃诗歌的“高贵血统”，随波逐流，对某些诗外之物趋之若鹜，这实际是当代诗歌最严重的“癌症”。诗歌已经不再需要“外衣”的修饰，或者成为所谓“艺术”和商业的依附和陪嫁，它存在，便足以说明一切！它独立敞开于时间的出口，以丰满的思想和修辞向往着不可终的旅途……叶芝说：音乐家表现人生于声音之中，雕刻家于形体之中，戏剧家必须清除偏见，将人生表现于行动之中。惟独诗人，“必须听从发自内心的声音”（塞弗尔特语），感知神灵的召唤，从而行动于表象之外。

    在2005年的春天，新诗代诗人就自发地提出了“感动写作”的诗歌立场。其实，写什么或如何写并不重要，关键是有没有遵循自己的内心，维护自我的良知和尊严，并固守诗歌的纯洁与高贵。“诗间正道是沧桑”，我们无须埋怨外在的喧嚣与虚无，心安理得地活着、爱着和写作。这就够了。

    何谓“民间”？又何谓“民刊”？让诗歌说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