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何如自1953年3月起，到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译文》杂志编辑部工作（《译文》杂志是1953年7月创刊的，他应该是参与筹备创办时的第一批工作人员），担任编辑，一直到1958年3月因划为“右派分子”，被开除公职，遣送到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劳动教养，在《译文》编辑部工作了五年时间。

那是我四岁到九岁左右的年纪，因此对于父亲的这段工作经历只有很模糊的印象，而父亲无论是在农村劳动当农民，还是恢复工作到江苏人民出版社做编辑，都很少和我提起这一段的经历，只是零星地从他的话语中大致知道一些雪泥鸿爪。

我一直很想知道父亲的这段经历，但苦于没有任何熟悉情况的人可以了解。

大约是在2013年左右，我从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采访《译文》（后改名为《世界文学》）编辑部老先生的文章，那位老先生在这个编辑部工作了四十年，直到1993年以主编身份办完“创刊四十周年纪念会”后，才得以退休。

他在谈话中提到了我父亲，虽然没有太多的文字，但我也是很惊喜的。我很珍贵这本杂志，因为看到有关父亲的资料，实属太难得了。这位老先生的名字叫李文俊，那本杂志好像是《南方人物周刊》。

后来我从网上查到了这篇文章，这是南方人物周刊与李先生的访谈录。其中的一段是这样的：

人物周刊：作协一直是各种运动集中“整顿”的部门，没有受到冲击吗？

李文俊：我们作家协会名额多着呢，你想呀，丁玲、艾青什么的都是在一块儿的，这些人首当其冲。轮到我们编辑部，就只有一个人历史有点问题，是国民党励志社培养的，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其实人很好，对我帮助很大。当时是杨朔（写过《荔枝蜜》）负责审查，他的《三千里江山》薄薄一个中篇，不知印了多少万册，靠这个买了一个四合院。当时我是负责记录，杨朔打了电话给我，我就和那个有“历史问题”的同事蹬着自行车去杨朔的四合院。

这里面所说的有“历史问题”的人就是我的父亲何如，当然他并不是国民党励志社培养的。虽然就只有这短短的二三百字，但对于我来说，不啻吉光片羽。

那时父亲已经去世了，而我还在为五斗米忙碌着，就没有把这事进一步进行下去，比如与李文俊先生取得联系。谁知后来这本杂志再也找不到了，可能被家里人卖废品卖掉了。

去年（2016年）我去南京拜访了父亲的老同学、翻译家杨苡先生。她说起来，父亲当年有不少翻译的作品，能不能把他的作品编辑一下，出一本书，对他也是个纪念。我回来以后开始收集整理父亲的译著，发现除了1949年以前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翻译小说及诗歌，更多的是在《译文》工作期间，翻译的一些文学评论，也有一部分小说，当然1978年恢复工作后，也翻译了一些东西。一共大概十几万字吧。而父亲在《译文》翻译的作品虽然在他加入江苏省作协所填的表格上找到名录，但有的作品却没有附在后面，我又从网上购买了一些《译文》杂志，总算基本找全了他的译著。

他在《译文》上发表的作品有：

1.《一个四月的晚上》（小说）发表于1954年3月号《译文》。

2.《序幕》（小说）发表于1954年7月号《译文》。

3.《霍华德·法斯特》（评论）发表于1954年9月号《译文》。

4.《关于《摩诃婆罗多》》（评论）发表于1954年10月号《译文》。

5.《为和平而斗争的日本进步文学》（评论）发表于1954年11月号《译文》。

6.《波特莱尔和他的《恶之花》》（评论）1957年7月号《译文》。

这些译著有的是用笔名发表的。

我与父亲的最后工作单位译林出版社的顾爱彬社长联系，和他通了电话，说明了我的意图，他也很支持。我忽然想起那位李文俊先生，我想，可否找到李先生，向他了解一些父亲当年的情况呢？

这次因事去北京之前，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查到了一些有关李文俊先生的资料，他一直在《译文》编辑部工作，后来《译文》改名为《世界文学》（后归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领导），他还在编辑部，由助理编辑一直做到正编审主编，曾任所学部委员、院研究生院硕士生导师，是中国作协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委员、中国译协副会长兼文学艺木委员会主任。因此我想通过中国作协可以找到他。

前不久，我接待了一位中国作协的常援援女士，这次到北京，我请她帮助找李文俊先生的电话。她真是很帮忙，很给力，第二天就把李先生家的电话告诉我，并嘱咐最好上午打，不要影响了老人的午休，因为李先生也是八十七岁高龄的人了。

8月24日上午我先与李文俊先生通了电话，约好下午三点半去拜访他。

李先生先穿了一件圆领衫，后来说和我合影，特地换了一件衬衫。

见了面我才知道，李先生的夫人张佩芬女士当年也在《译文》编辑部工作，也是我父亲的同事。他们见到我都很高兴，因为六十年前，父亲被打成“右派”后，他们就失去了联系，不敢也无从打听父亲的下落，现在忽然这位老同事的儿子站到了他们面前，真是意想不到。

他们问起父亲打成“右派”以后的情况，我都一一告诉他们。他们知道父亲的结论最后还是改正了，而且安排到江苏人民出版社工作，业务得到了肯定，被评为正编审，政治地位也得到了肯定，当了两届省政协委员，都感到非常欣慰。我说父亲的晚年还是很幸福的，去世时是八十八岁，他们都说不容易。

我问起当年父亲的情况，他们两人都说，你父亲是个好人，工作勤恳，李先生还说当时自己大学刚毕业不久，有不懂的问题就向父亲请教，父亲都很热情耐心地帮助他。张佩芬先生说父亲当年很喜欢体育运动，羽毛球打得很好，那时他们经常在一起打球，我父亲还会打网球。她还说，那时到过我们家，还看到过我，我那时很小，才四五岁。他们都说我长得和父亲比较像。

当然他们也说起了父亲的那段历史，说到了李先生在文章中提到的父亲被审查的经历，说每次都是他和父亲两人骑着自行车去作协，由杨朔负责审查，他负责记录。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他有一段时间被审查时，不许回家住，住在单位提供的宿舍里，那时单位离东四不远，并没有太限制行动的自由，所以他总是一个人吃饭，东四附近的小饭馆差不多都吃过了。有一次他还带我到一家饭馆吃饭，告诉我，这家饭馆就是他经常光顾的。

而母亲说起那段审查的日子，很清楚地记得来了一群人在家里东翻西找，好像搜查什么秘密的东西，还把父亲的一把刮胡刀拆开仔细研究，那个刮胡刀的柄是空心的，他们可能怀疑里面藏有情报吧。

其实当时如果没有反右斗争，应该是我们家很理想的一段时光。父亲才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做事的年代，他本来学的是英语，自学了俄语、德语和法语，还准备学西班牙语。母亲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是抄谱组的骨干，自学了俄语（后来到宝应她还教过俄语），还积极要求入党。记得那时候星期天，父母总是带着我出去，要么是到住在颐和园附近的父亲老朋友曹惇家去作客，要么去逛东安市场，然后去饭馆吃饭或是去吉祥剧院看戏。一家人真是其乐融融。

可是如同飞来横祸，一下子这个家就离散了，父亲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被“流放”到兴凯湖，后来又去了河北的茶淀清河。“右派”的五大劳改营，他去过两个。和他一起去的人，许多人都埋骨荒郊，他能全身而回，真是幸运至极。

从父亲的点滴回忆与李先生的话中都可以知道，其实主要的力量来自杨朔，这位延安的老干部也许把曾经与国民党有过关系的人都看成是反革命，斗起人来是很厉害的。当时打“右派”是有指标的，像作协这些单位，起码是百分之五，正像李先生所说，轮到我们编辑部，就只有一个人了。那就是我父亲，因为他历史上有“问题”，其实后来完全搞清楚了，根本就不是问题，说我父亲是“历史反革命”也是毫无根据的。

一切总算过去了，父亲应该说是很幸运的，总算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而在《译文》编辑部的那些日子，在他的历史上，也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段。以上虽然是零星的一些回忆，但父亲在那时的轮廓应该已经勾画出来了，我当然更想有更多的师友们知情者们给我更多的资料，作更全面的补充。——这就是我写这篇小文字的一点期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