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东关街街边的剃头匠塑像

每个正常的人都有头发，也都需要理发。

查了一下，理发始于南北朝时代，南朝梁的贵族子弟都削发剃面，那时的理发业已经很发达，出现了专职的理发师。“理发”一词，最早出现在宋代的文献中，朱熹在注疏《诗·周颂·良耜》中“其比为栉”一句里说明：“栉，理发器也。”

我生活过的苏北扬州地区，有著名的“三把刀”之称，这其中就有一把叫剃头刀。扬州剃头刀曾被乾隆皇帝“御赐一品刀”。全国乃至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理发师大都是扬州人或扬州人的后代。

把理发叫做剃头，这只是指男性，女性只能叫剪发、修发或烫发。其实扬州的剃头匠所操之技艺并不限于与头发有关的，还有刮脸（就是刮胡子，又称修面）、掏耳朵（采耳）、捶背、推拿等，小孩子睡觉落了枕，大人扭了脚，都会去找剃头师傅给推一下、揉一下，往往可以立竿见影，是很神奇的。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关于理发的文化是颇为悠久与丰富的。除了典籍有所记载，民间文学中就更多了，故事、戏剧、曲艺、笑话都有许多是与理发有关的。古代待命供奉内庭的官称为“待诏”，后来许多地方便将理发师称为“待诏”了。

据说是清政府到民间强制实施其剃发易服政策的产物。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清政府就组织起剃头匠来，这些人手持圣旨，归于待诏，享受俸禄，走街串巷，逮住一个剃一个，为此百姓便不叫他们“待诏”，而叫“逮住”。从此，串乡理发的都称“待诏”。

《笑林广记》上有一篇关于剃头的笑话，兹录于下：

一待诏初学剃头，每刀伤一处，则以一指掩之。已而伤多，不胜其掩，乃曰：“原来剃头甚难，须得千手观音来才好。”

不过后来有了理发的推子，理发者被伤害的情况就不多了。但我小时候，最不喜欢的事之一就是理发（直到现在对理发也没有任何兴趣，也都是无奈之举），特别厌气与无聊。

我从什么时候开始理发的，不知道了，没有任何印象。可我知道，我并不像一般的孩子那样，在满月时把所有的头发刮干净，说把胎毛刮干净，头发就生得密，长得快，也会黑得多。而我的父母只是由着我长，太长了就剪掉一点，故而我的头发是很柔软而不多的。

我能记忆的最早的理发是小时候在北京，都是父亲在自己理发时带着我去。那时我们住在东城的甘雨胡同，父亲总是在东单北大街上的一家春风理发店理发。我因为人小，要在理发的椅子上加上一个小木凳，我的头才能高于椅背，理发师才能给我理发。

我随母亲到宝应后不久，头发上就生了虱子，奇痒无比，为了彻底消除虱子的隐患，母亲让理发师傅把我头发剃光了，我变成了一个秃头。母亲理发师傅对说：“他这头发还是胎毛呢，从来没有刮光过。”头发被剃光了，当然很以之为丑，也被同学叫了不少日子的“秃子”。

在这以后，在生了虱子以后母亲就不让我再去理发店理发了，而是买了一个理发的推子、一把理发的剪子，由她给我理发。这一直延续了许多年，母亲的理发是没有什么发型讲究的，只是剪短一些，头上看上去清净，我也觉得舒服些。在我的头脑里，理发就是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我从来也没有考虑过什么发型，只要头发不要太长，让我热得难受就行了。我也从来没有对着镜子梳头的习惯。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从不去理发店理发了，但还是会去理发店。因为我上学时很喜欢各种运动，不是踢足球崴了脚，就是打篮球吃了“萝卜干”（我们把手指关节的戳伤、肿痛叫吃萝卜干），到了理发师傅那里，给你揉几下，或者拿出一个酒瓶让你忍着痛把脚搁在上面滚几下，就解决了。

我上高中时，当时正是学雷锋的高潮，我看到班上许多农村同学生活艰苦，中午连二分钱的菜汤都舍不得喝，虽然学校门口有个理发室，学生理发只有五分钱，但他们经常是一个多月不理发。我就提出把家里的理发工具带到学校里，在课余时间给同学理发，受到了许多同学的欢迎。

不仅是我，很多人也趁这个机会学会了理发，也不仅是农村同学，城市的同学也都愿意让同学互相理发，大家都不讲究什么美观，只要把长发理短就行了。人一多，一套工具就不够了，我们又用班费买了一套工具，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大家就开始互相理发了。我的手艺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后来下乡了，家里的理发仍在继续。父亲的头发几十年基本就是由母亲理的，直到后来父亲调到南京工作，母亲退休回了南京，还是由母亲用那套用了将近五十年的理发工具给父亲理发，而父亲也永远是一个发型，是二八的小分头。这一直延续到父母亲到上海随我生活，直到父亲去世。

父母到南京后，我还在宝应工作，当时是在县中教书。我每次总是去晨光理发馆理发，当时有位比较著名的理发师姓孟，人称“孟三爷”，手艺是不错的。他的老婆在宝应鞋帽厂时是我的同事，所以只要我一进店，他就会主动招呼：“何老师来了，稍等一下，坐一下。”久而久之，别的师傅也都知道了，我是孟三爷的固定顾客，哪怕他们手里没有活儿，也都不主动搭讪了，这也是理发店的一个行规吧。

孟三爷的服务非常周到，每次剃剪后，洗完头，总是帮我吹一下，但不收吹风的钱。好像那时理发费只有三四角钱。这也应该是我的发型最为考究的一段时间了。

调到南京工作后，我基本上是在住处附近的小理发店理发，也一直没换过发型，除了“文革”时有个阶段剪成了小平顶外，也是和父亲一样，是二八分的小分头。五十年不变，可与中央对香港的政策相比。

我去理发总是母亲催促，头发太长了，有一个多月没理发了吧。我才极不情愿地去理个发。而且从来不在理发店洗头，总是回家来洗。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上海我住的小区里就有小理发店，因为便宜，顾客是不少的。这十多年来，理发费从两元逐渐上涨，现在已经是十元了。

不过我倒是经常洗头的，好像不洗头人是很不舒服的。只要洗澡，都会洗头。夏天是天天洗澡，也就天天洗头。最早是用肥皂洗，香肥皂当然最好，没有就用普通肥皂。在农村时还用碱洗，因为那时头发太脏，像一团乱草，不好好洗是洗不干净的。那时的头发是干枯的，没有光泽的，我们如果吃油条油饼，手指上沾了些油，都会像农民一样，往头发上擦一擦，舍不得，怕浪费了。

后来有了洗头膏，那时用海鸥洗头膏，觉得洗得特别舒服，比用肥皂真是强多了。再后来，有了洗发水，那就更上一层楼了，洗过的头发感觉特别轻盈飘柔。

几十年下来，头发由黑变花白，现在已经几近全白了，也由茂密变成了稀疏，想起来，我真有点愧对我的头发，我没有对它们使用过发蜡、发胶等比较高级的美发用品，就连护发素也很少用，也没有花时间去好好梳理，顶多是用五个手指挠上几下，但它仍对我不离不弃，陪伴至今。这使我深深感动。

在我剩下的时光里，我希望我的头发能一直陪伴我，不要让我的头顶成为不毛之地，我会尽可能地呵护它的。我倒不担心它变白，我觉得，如果是一头银发，那是一种风度呢。

本文选录在《溪流》网络文化月刊2015年第7期“往事回眸”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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