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时我随着母亲到了苏北，父亲因右派在北大荒的兴凯湖劳教。每年过年母亲就带着我要么去上海姑妈家，要么去北京姨妈家。应该是外出过年或离家过年，其实当时家在哪里，也很难定义。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交通虽然很不发达，人口的流动也是很少量的，但到了过年前，总是比较紧张的。从苏北到上海，要先乘车到镇江对岸的六圩，然后再乘长江轮渡至镇江，从镇江乘火车到上海。中间下了汽车赶轮船，下了轮船赶火车是不容易的。母亲将两个旅行袋用一条毛巾扎起来，担在肩上，一前一后，我也左边挎个书包，右边背个提包，跟着母亲拼命地跑。有时赶不上火车或买不到票，只能在火车站的椅子上过夜。那时也有加班的火车，叫“棚车”，就是普通的货车，像一个大铁皮箱，里面塞满了人。车厢的一头放了一个大铁桶，就是方便之处。但只能是男人方便，女人就只能忍着了。棚车因为加班，要让正班的车，所以开开停停，从镇江到上海不到三百公里的路，能开上十多个小时。现在北京到广州的高铁才九个多小时，真是匪夷所思呀！

后来父亲调到了河北的茶淀农场，我们就每年去北京姨妈家过年。从苏北到北京，更是艰难之路。先乘汽车到南京。当时南京没有长江大桥，是靠火车轮渡，一艘轮渡只能装十二节车厢，所以在南京扔下两节，到浦口再装上两节，浦口的车票相对容易买。所以我们从南京坐船到浦口，可也买不到座位票。母亲总是带几张报纸铺在座位下面，让我钻进去蜷缩在里面睡觉，我有时想想自己就像一条小狗。母亲自己就和别人挤着坐或换着坐。这近三十个小时的车可不好受，挤满了人。当时列车上的盒饭是用铝制饭盒装的，四角一份（也很贵了），大白菜炒肉丝，我觉得很好吃，吃完了列车员还要回收饭盒。

后来下乡插队了，我们一家三口都到了农村，那简单了，抬腿走路就能到家了。只是我往往要等到初五以后才能回家，要跟着宣传队到各村为贫下中农演出。当时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过年的味道淡得几乎没有了。

八十年代我当了教师，还在苏北工作，而父母落实政策到了南京。每年都去南京过年。从宝应到南京乘长途汽车要六七个小时，当时我还带着女儿，大包小包，总带一些农副产品，鸡鸭鱼肉什么的，果子大糕什么的。最困难是在南京下了汽车挤公交车，当时也没有出租车，三轮车要四五块钱，相当一个月工资的十分之一。每次拼搏到家，虽然是寒冷的冬天，里面的衣服都被汗湿透了。

九十年代末，我来了上海工作。父母还在南京，过年当然得回去。火车票难买，有时长途汽车票也难买。有一年实在没有办法，就在上海火车站附近上了一辆黑车，四个人拼车，每人二百元。这位司机上了高速快到南京时，从一个缺口冲了出去，颠簸了好一会儿，上了一条农村的小路，逃过了收费站，可把我们吓得不轻。

到了二十一世纪，我的父母相继离开了我们，家变成以我居住的上海为中心了。可我因为在资本家手下工作，经常出差，什么时候允许回家，经常“母鸡”（广东话说的“不知”），所以往往连订飞机票都不一定能订上。我就有过腊月二十八从北京飞上海不成而改飞南京再坐大巴回家的经历。

回顾我这五十多年，为了过年，我乘坐了几乎囊括了中国所有的交通工具：火车（包括棚车）、汽车（包括黑车）、轮船、飞机、步行、三轮车，今年我准备到我的一个安徽朋友的“野猪林”过年，又是一种方式——自驾车。可以说，我基本见证了中国式的奔波流动过年之路。

飞机终于降落了，在跑道上徐徐停了下来，我走出舱门下时，一股冷风吹来，我不由打了一个寒战，望着远处的万家灯火和身边挤着抢着下舷梯的人们，我心又忽地一热，呵呵，有道是：

有钱没钱，都要过年；在哪过年，随您自便；

紧赶慢赶，求个团圆；再苦再难，心甘情愿；

个中甘苦，有悲有欢；千里奔波，万年不变。

（图片来自网络，谨向提供者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