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八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民国规定的父亲节，同时还是一个重要的纪念日，就是1966年的这天，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于是，一场浩劫开始了。

就是在这一天，红卫兵抄了我的家，因为我的父亲是“右派”，我的母亲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当然首当其冲。

当时已经停课了，可我们中学生们还是每天到学校去“破四旧”，学习文件。中午到了回家吃饭的时候，同班住校的几个同学拉住了我，说今天别回家了，和我们一起在学校食堂吃饭吧。我有点莫名其妙，但他们说，下午再回家吧。我已经有不祥之兆。

傍晚回家时才发现，家里已经一片狼藉，被翻箱倒柜，地下都是衣服、书籍、杂物。我才知道，就是我同班的红卫兵们来抄家，有知道的同学怕我看到会引起冲突，就留我在校。

母亲也回来了，于是我们整理东西，当时家里其实没有什么衣物，连橱柜都没有，只有几个箱子放放东西。

到晚上九十点钟，大致得出被取走的东西有：银行存折（里面有壹佰多元存款）、国库券约五百元、家里的相册、我的两个日记本、几本集邮册、一个镀银的马克思头像，还有一些衣服（可能认为是奇装异服）。其中我的两本日记一本是小学阶段的，一本是中学阶段的。

这些所有的东西，只是在十多年后落实政策时还了五百元钱，其余都付诸阙如。我们不能说什么，说也没有用。

日月如梭，虽然有时我会想起年幼时的日记，尤其是在教育女儿写日记时，总想拿着自己的日记现身说法可能效果更好。但时间长了便淡忘了。

大约是在九十年代末，我上学的中学在清理档案时发现了我的一本日记（小学阶段），日记的扉页上有我的名字，因我夫人也在这学校工作，所以清理的人便做了个顺水人情还给了我。我问是否还有另外一本，回答是没有了。

又过了十年，距离我的日记本失去的四十年后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我一个好友的电话，他问我是不是在中学期间有一本日记，我说是呀，他说，现在在我这儿。我真是喜出望外。

原来，在我们县教育局一个招待所的储藏室里的杂物中发现了我的这本日记，有一个好奇的人就随手翻阅，看到了我朋友胡瑞浒的名字。胡瑞浒和我从小一起打乒乓球，后来又插队在一个班组。当然交往很多，他又是教育局当了三十多年的办公室主任，在宝应的教育界很有名气，大家都熟悉他。这好奇的人就和他联系，说有本日记多处提到你，可能你认识这本日记的主人。胡瑞浒连忙让他送来一看，便知道是我的了。于是立即打电话给我，告知这个消息。

一个月后，他利用出差机会把日记本带到上海给我。看到那日记本，我真是百感交集。

原来是一本很漂亮的日记，是缎面的，图案是亭台楼阁，可现在已经没有封面了，可能是当成“四旧”被撕去销毁了，所幸里面的内容还没有缺少。

我捧起日记本，轻轻抚摸着，像是在把玩一件宝物，又像是与久别的老友重逢，毕竟四十年过去了，而且是劫后重生。至此，我的两本最早时写的日记，都回到了我的身边。

当天晚上，我从头至尾把日记本翻看了一遍，久久不能入睡。这是一种幸运，还是冥冥之中的天意？我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