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2011年父亲节写的，以怀念父亲。

父亲离开我已经九个年头了。他活了八十八岁，对他来说，非常万幸了。

父亲出身上海产业工人家庭，十三岁时因父母双亡就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当小工友。完全靠自己业余时间的学习，或半工半读，完成了大学学业，成为精通多门外语的学者。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东北兴凯湖劳教，与他同去的人能全身而回的不多。后又到河北茶淀农场劳教、苏北农村下放当农民。1979年被撤消原历史问题及反右的结论，恢复工作，正式调入出版社工作。74岁时退休。父亲三十多岁时就患了肺结核，当时是等同于癌症的绝症。五十多岁时又因肺结核复发被切除一侧肺叶和另一侧肺尖。可就是在生活的艰难、政治上的压抑、身体的衰弱的几十年中，他挺了过来，活到了八十八岁。

父亲给我的印象就是一切顺其自然，不求不抗。他从不与人争吵，从不提出任何要求。即使在落实政策以后，二十多年不公正的待遇补发给他的就是1000元钱，他说总比没有好，不再要求了。评职称时，他只要求副高，说正高也没有用。他是正编审，但分配给他的住房只有七十多平米，而且在六楼，他不去要求调换。八十岁时，他写下了短短的遗嘱：

我已经进入我的第80个年头了。记得在60年代北京我住院时，一个上了年岁的医士长在上午查病房时在同我谈话时说我的眉毛很长，可以活到80岁（那时我51岁）。最近半年内，我几乎每天都有耳鸣的现象，在夜阑人静时，我的耳边老响着夏天蝉叫那种“知了，知了”的声音。报上说耳鸣是大病的预兆。所以无论从面相上或身体的具体情况上说，我在世的日子已不多了。

《儒林外史》中严监生临死见到油灯上点着两根灯草，还不肯闭上眼睛。人们拿它来取笑守财奴。我们没有什么财，但我觉得不必要的浪费金钱或物资是不足取的，更没有提倡的必要。因此我一旦得了不治之症，特别是像植物人那样的病，或是使得病人非常痛苦的病，千万不要花钱求医，或是做种种使我拖延生命的措施。如我成为植物人时，一定要我“安乐死”。死后也不必存放骨灰。料理我离人世事越简单越好。事后再告知亲友。

父亲的晚年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他有时翻翻书，每天看看报纸和电视（主要看电影），教教孙女英语，帮我母亲做做家务。刚退休的那几年每个星期到他几十年的老友家打几圈麻将（不赌钱）。他不刻意锻炼，也不去搞什么养身之道。他出生在上海，也是回上海去世的，算得上叶落归根。

别人都说我不像我父亲，我年轻时血气方刚，父亲的平反都是我在力争，父亲的很多待遇也是我出头露面。现在想起来，父亲是对的，名和利都是身外之物，争它干什么。我现在也年过花甲了，心气也平和多了。很多过去不能忍受的，现在也能接受了；很多过去努力追求的，现在也不会孜孜以求了。不是什么都不感兴趣，也不是以消极的态度对待生活，而是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就是不计较个人得失和荣辱毁誉，不嗟叹命运的不公，不奢望难以得到的东西，不与别人进行不切实际的攀比，而是积极地去生活，只求愉快的过程，不苛求结果，尽人事，听天命，如此而已。

父亲，你安息吧，我会好好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