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香料与香具探析汉代用香习俗（下）

    三、香具分析：

    香具是使用香料时所需要的一些器皿用具，也称为香器（严格说来，制香时使用的工具称为“香器”，用香时的工具称为“香具”）。马王堆一号汉墓中所见香具主要有：香奁、香枕、香囊、熏炉和竹熏罩。造型丰富的香具，既是为了便于使用不同类型的香品，同时也是美观的饰物。

    1、 香奁

    “奁”，古时泛指盛放器物的匣子，有食奁（盛放饭食的匣子）、妆奁（盛放梳妆用品的匣子），在这里特指专门盛放香料的匣子，称为“香奁”。

在一号墓中，出土有两个妆奁：一个为单层五子漆奁，另一个为双层九子漆奁。两个妆奁中存放有非常精致的化妆品和梳妆器具。其中五子漆奁内两个最大的圆形小奁专门放置香料，一个小奁内绷绛色绢，绢上放花椒，另一个放的是香草类植物，故称“香奁”。香奁又称香筥、香合、香函、香箱等。形状多为扁平的圆形或方型，多以木、铜、铝等制成，大小不等。其既可作为子奁，放置于妆奁之内，也可单独成器，作为香案、居室的饰物。

    2、 香枕

    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枕上度过的。因此，利用枕来为人类的健康服务，正是香枕产生的客观原因。因为所有的香草皆可入药，因此香枕也可称为药枕。香草药经过炮制之后，置于枕芯之内，或浸在枕套之中，令人在睡卧之时枕之，既可以使药性透过皮肤直接吸收，也可以通过嗅其香气使药性渗透进体内，同时可以起到驱虫除秽的作用，的确是用以防治疾病和延寿抗衰的一种自然芳香疗法。[1]

    从辛追墓中出土的佩兰香枕，我们可以得知，早在西汉初期，人们就懂得利用芳香药物的功效为自己服务，也为生活增加情趣。

    东晋道士葛洪所撰《神仙传》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泰山老父者，莫知姓字。汉武帝东巡狩，见老翁锄于道旁，头上白光高数尺，怪而问之。老人状如五十许人，面有童子之色，肌肤光华，不与俗同。帝问有何道术。对曰：“臣年八十五时，衰老垂死，头白齿落。遇有道者，教臣绝谷，但服术饮水。并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三十二物中，有二十四物以当二十四气，八毒以应八风。臣行之，转老为少，黑发更生，齿落复出，日行三百里。臣今一百八十岁矣。” 帝受其方，赐玉帛。老父后入岱 山中。每十年五年，时还乡里。三百余年，乃不复还。

    这一“泰山老父”的故事虽有些夸张，但至少说明了汉武帝时，已有治病保健的药枕这一事实。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的文学名著《长门赋》中，汉武帝的陈皇后用的就是类似辛追的香枕。文载：“抟芬若以为枕兮，席荃兰而茝香”，这里的芬、若、荃、兰皆香草也。另外，一九六八年在河北省满城发掘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身着玉衣的死者头下枕有精美的镶玉铜枕，内装芳香的花椒。不论是文字记载，还是我们亲眼目睹的“佩兰枕”、“花椒枕”，都说明，两千多年前的汉代皇室贵族，已在普遍使用香枕。

    3、香囊

    一号墓中出土香囊六个。其中女尸辛追两手各握绣花绢面香囊一个，一个“信期绣”绢香囊出土于北边箱，另三个放在东边箱出土的65号竹笥中。

    盛装香料的香囊古时又称香包、香缨、香袋、香球、佩伟、荷包等等,古人佩戴香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据《礼记·内则》:“男女未冠笄者,咸盥、漱、栉、縰、拂髦、总角、衿缨,皆佩容臭。”郑玄注:“容臭,香物也,以缨佩之,为迫尊者,给小使也。”就是说未成年人去见父母长辈时要佩戴“衿缨”，即编织的香囊，一身香风，以示敬意。同时，佩戴香药也确能增强人体抵抗力，起到防病治病的作用，保护他们幼小的身体健康成长。这种“衿缨”大概是最早形态的香囊了。

    汉代的香囊是如何佩戴的呢？魏繁钦《定情》诗曰:“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後。”即把香囊系在肘臂下，让它藏身在袖子中，让馨香幽幽的从袖筒向外放送。据说，在汉代宫廷中，尚书郎必须“怀香袖兰”，一身香气的侍奉天子。袖底生香，那美丽是既含蓄又诱惑。除此之外，从出土图像上看，也有系于腰间与胸前的。

    但辛追墓中出土的香囊尺寸都比较大，其手握的香囊目前尺寸不详，另四件通长最长者达半米，最小者也有32.5厘米。系于肘后或挂于腰间胸前都显得有些过于突兀了。因此，其或许是出于香囊的另一个功能，即挂于内室的帷帐之间熏香所用。乐府古诗《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被休回娘家，与焦仲卿临别时将自己的衣物留与新人，其中便有“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当时的床是室内多功能家具，其四周张设的帷帐，由色泽鲜艳的丝织品制成,有保暖、防风、避虫等作用，常被人们精心装饰，从宫廷到民间都流行帐角垂香囊。

    当然，由于这四件香囊中有一件全装有茅香根茎，两件也装有茅香，我们前面分析过，茅香最重要的特性是可用来驱虫，是防止蚊虫叮咬，防衣料虫蛀的重要香料。因此，它们也极有可能是放在箱中做为防虫剂来使用，类似于现在常用的的樟脑丸。

    4、 熏炉

    丝绢的香囊虽然美观，其局限性也很明显，即香气挥发缓慢，熏陶范围有限。要想使香气能更浓郁地散发于较大的空间，就必须将之熏炙，而且有些进口的末、块、片状香料也只有在燃烧时方能散发出浓烈幽远的香味。而且熏香也可在一定程度上代替燃料，祛除湿气，提高室内温度。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引《述异记》曰:“汉武帝时外国贡辟寒香,室中焚之,虽大寒，必减衣。”又引《云林异景志》云:“宝云溪有僧舍，盛冬若客至不燃薪火，暖香一炷，满堂如春。”出于这样的原因，可以焚香的熏香器诞生了，这就是熏炉。

焚香之俗早在先秦时就已经形成了,《庄子·让王》篇中就有“越人熏之以艾”的记载；《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也有“薰以椒桂”的记载。在我国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凤鸟衔环铜熏炉，而辛追墓中出土的是陶熏炉，是一种比较朴素的熏炉，多为汉代一般百姓家庭使用，可能是作为明器的。汉代墓葬中出土的熏炉数量是非常庞大的，仅《广州汉墓》一书中介绍的一批两汉墓葬中，就共出土薰炉100件。西汉前、中期墓出的还不多，仅占墓数的十分之一左右。自西汉晚期到东汉期间，大约半数的墓都有薰炉随葬。[2]这与我们前文提到的香料进口历程是吻合的。

    除了陶制熏炉，在汉代中原地区的王公贵族墓葬中，则发现了更加精美的博山炉。这是一种炉盖高而尖，雕镂成山形，象征海上仙山“博山”的铜制熏炉。秦汉时期，人们普遍相信海上有仙山的神话。《史记》便载：“此三神山者，……诸仙人及不死药皆在焉。”博山炉盖上山峦群峰，山间雕有灵禽瑞兽，还有各种神仙人物，穿插在云气之间，以模拟神仙传说故事。下设承盘，贮有热水（兰汤），以助蒸香气，亦象征东海。山间有孔，当香料在炉中燃烧时，袅袅香烟从层层镂空的镂孔中高低散出，缭绕于炉体四周，加之水气的蒸腾，宛如云雾盘绕海上仙山，呈现极为生动的山海之象。《西京杂记》记载，汉成帝时，长安的著名工匠丁缓，就曾制作了极为精巧的九层博山炉，镂以奇禽异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河北满城汉中山王刘胜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陕西兴平汉武帝茂陵陪葬墓中出土的“竹节状熏炉”等实物，使我们目睹了这类熏炉中的极品。由此也可以看出汉代上层贵族把焚香看得多么重要。

    熏香除了芳香净化空气外，还有一种用途就是熏衣被。《汉官仪》中记载:“尚书郎入直台中，给女侍史二人，皆选端正，指使从直，女侍史执香炉烧熏以从入台中，给使护衣。”[3]辛追的香熏炉，上有网罩，是用竹篾编成骨架，上蒙细绢，炉内所焚的香物通过细绢过滤，既可熏香衣物，又能驱逐秽气。至于熏香被褥，则有一种设计更为精巧的熏香器。《古文苑·司马相如〈美人赋〉》:“于是寝具既设,服玩珍奇,金鉔熏香。”章樵注:“鉔音匝,香毬,袵席间可旋转者。”这种用于被褥熏香的金鉔,宋高原在《事物纪原》卷八“舟车帏幄部”下“香毬”条引《西京杂记》曰:“长安巧工丁缓者,作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本出防风,其法后绝。至缓始更为之。为机环转连,而炉体常平,今香毬是也。”所谓“被中香炉”就是金鉔,实际上是一种金属制的香囊，因其多为球行，故也称“香球”或“熏球”。香球的实物在汉墓中尚未发现实物，但在唐墓中发现很多。其是由金属制作的镂空圆球,上半球体为盖,下半球体为身,两者之间以合页相连,子母口扣合。下半球体内有两个同心持平圆和一枚焚香盂。两持平环之间以及持平环与香盂之间均以垂直的活轴相连,并将外环与球壁铆接在一起,持平环和香盂都可随重力作用保持盂面与地面呈平行状态,因此,无论球体如何转动,盂面始终朝上,香盂盛装香料,点燃时火星不会外漏,烧尽的香灰也不至于撒落出将被褥烫坏，是一种设计及其精巧的微型熏炉。  

    四、汉代用香习俗综述

    辛追的丈夫利苍受封仅700户，从户数看，只是一个不大的百户侯。但其墓中出土的香料和香具数量不少，品种也比较齐全，说明对香料的使用在汉代初期已经趋于成俗了。

    1、饮食需要

    “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在中国这个极其注重饮食文化的国度，植物香料一直是饮食加工中不可缺少的点缀。辛追墓中出土的香料，如花椒、桂皮、姜，到现在已然是中国人日常烹饪中的常客。

    当然，在先秦以至汉代，香料还是比较名贵的，其在饮食中使用，只是在一些隆重的节日及祭祀场合才会出现，并不是百姓日常所用。如《楚辞·九歌·东皇太一》曰：“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王逸注：“桂酒，切桂置酒中也；椒浆，以椒置浆中也。言己供待弥敬，乃以惠草蒸肴，芳兰为藉，进桂酒椒浆，以备五味也。五臣云：蕙、兰、椒、桂，皆取芬芳。”即在祭祀的时候，要把惠草搬入肉中，衬垫上兰草，然后蒸熟，并奉上芳香的用桂皮和花椒泡制的琼浆。汉代崔寔《四民月令》也载：“正月之朔，是谓正日……子妇曾孙，各上椒酒于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即在春节这天，晚辈要向长辈奉上椒酒，恭祝长寿安康。

    2、香身需要

    用香花香草芳香身体，让人的身体终日萦绕在香气之中，在先秦时就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了。楚辞中有关这类的论述非常之多，如：“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被薜荔兮带女萝……被石兰兮带杜衡”等等。从楚辞的诗句来看，楚人是从野地里采来新鲜的香花香草，编串成花环、花链等形式，直接佩戴在身上，这往往比较受到季节和场景的局限。因此，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人们是把阴干的香草盛在精美的丝袋里，这就是我们前文提到的香囊。将之佩戴在身上，香气就会更持久的保留。

    让身体散发动人的香气，紧紧依靠佩戴香囊还是不够的。在先秦时，古人就已经懂得在加热洗澡水的时候，将香草投入其中，煮成香喷喷的“香汤”，用来清洗并芳香身体。汉代《大戴礼》云：“午日以兰汤沐浴”。即在端午时以兰草汤沐浴去污。因为端午正值仲夏，是皮肤病多发季节，古人认为兰（即佩兰）汤可以香身除病，祓除不详。所以端午节也被称为“浴兰节”，而佩兰也就得到了另一个美称“香水兰”。《九歌·云中君》中就有：“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五杂俎》记明代人因为“兰汤不可得，则以午时取五色草拂而浴之”。后来一般是煎蒲、艾等香草洗澡。《赵飞燕外传》中则有：“后浴五蕴七香汤，踞通香沉水, 坐燎降神百蕴香；婕妤浴豆蔻汤，傅（敷）露华百英粉。”这里的“五蕴七香汤”和“豆蔻汤”则是专供后妃使用的更为高级的香汤了。

    除了沐浴香汤，将香料参入化妆品，直接涂抹于身上则是更为重要的。辛追墓中出土的两个妆奁中，共放了大大小小九个盛放各种化妆品的小奁，其中所盛物质有粉状的、油状的、块状的。其具体配方和用途目前暂时无法考证。但根据对汉代化妆史的研究，汉代的化妆品已有：面脂（即涂面的香膏，汉刘熙《释名·释首饰》：“脂，砥也。著面柔滑如砥石也。”）、香泽（涂发的香膏，汉刘熙《释名·释首饰》：“香泽，香入发恒枯悴，以此濡泽之也。”）、妆粉(妆面用的香粉，《赵飞燕外传》：“婕妤浴豆蔻汤，傅（敷）露华百英粉。”)、胭脂（《中华古今注》曰：“燕脂盖起自纣，蓝花汁凝作燕脂。”）、唇脂（汉代刘熙《释名·释首饰》：“唇脂，以丹作之，象唇赤也。”）、眉黛（汉刘熙《释名·释首饰》：“黛，代也，灭眉毛去之，以此画代其处也”）等。自古女子妆品，无不含香。面脂口脂也称“香脂”，洗发之露称为“香泽”，妆面之粉称为“香粉”，而盛放梳刷镜篦、胭脂油粉的梳妆奁，又被称之为“香奁”，香料与化妆品是密不可分的。

    为了身香，除了外用，还有内服。应劭《汉宫》曰：“侍中刁存，年老口臭，上出鸡舌香含之。”即以鸡舌香掩盖口臭。这应是中国古代内服香药的最早记载了。

    3、保健需要

    中药未必都是香料，但香料基本上都是中药。因为香料植物，基本都含有芳香性挥发油，抗氧化剂，杀菌素，可以驱虫除秽，用于治病的香品，也称为“香药”，是中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辛追墓中的香料很多都是出于草药袋中，利用香药的药性来除病保健，则是古人爱香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1）镇静安神，悦情益智

    许多香料的香气都具有镇静安神的作用，例如薰衣草，是治疗中枢神经、舒解焦虑、改善失眠等神经系统的原料药。再如檀香、沉香等，也都能令人感到安宁镇静、具有洁净身心的功效。因此，在古人的卧室里，不仅要四角垂香囊，而且一般都会有一个焚香的香炉，来营造一个香雾萦绕、兰魔氤氲的氛围。以此增添韵味无尽的诗趣、雅兴和生活情调，引发遐思，助人情兴，畅怀舒神，催成好梦；驱走蚊蝇虫虱，使人安宁、洁净。

    2）开窍醒神，行气启闭

    芳香能走窜，可通关醒神，开九窍。心藏神，主神明，心窍通则神明有主，心窍阻则神明内闭，出现神志昏迷症状。开窍药味辛，芳香，善于走窜，皆入心经，有通关开窍之功，如麝香、冰片、苏合香、石菖蒲等。《神农本草经疏》中将这类药单列一类，为“开窍”药。《本草纲目》中也明确指出：“盖麝香走窜,能通诸窍之不利，开经络之壅遏”；冰片“通诸窍，散郁火”；苏合香“气香窜，能通诸窍脏腑”。《本草从新》对石菖蒲通窍之功亦作了概括，认为其“辛苦而温，芳香而散，开心窍，利九窍”。故芳香药有疏调气机，畅达情志的作用。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汉代名医淳于意用熏治法，治愈了济北王侍者韩女因忧郁所致之疾病。张仲景《伤寒论》中载：“阳气怫郁在表，当解之、熏之。”民间也常用香熏法救治昏睡不醒、酒醉不醒、颠狂昏迷之病人，往往具有独特效果。[4]

    此外，芳香性温能通行，故芳香药还有疏理气机的作用。《神农本草经疏》将具有行气作用的芳香药归为降气药，如降香、郁金、沉香、乌药等。《本草求真》中记载“气塞宜通，在心与肺，则有宜于薰香、安息香；在脾，则有宜于川芎、香附。”其所用之药亦多为芳香药。

    3）芳香化湿，祛邪辟疫，

    芳香化湿，也可称为“芳香辟秽”，其中秽与湿同指湿邪之病，湿邪致病多侵犯脾脏，使脾困失于运化。芳香药性多偏温燥。[5]《神农本草经疏》将这类芳香药单列为“香燥药”，包括沉香、龙脑、藿香、豆蔻、丁香、乌药、香附、木香等，这类药具有醒脾化湿、燥湿健脾之功。在《神农本草经疏》所列的“脾虚十二证”中就有“八证”使用了芳香来醒脾健脾。

    芳香药也能够祛邪辟疫，化腐生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就有：“用柳蕈一捼、艾二，焚熏治疗朐养(指外阴和肛周皮肤痰痒)，痔兑兑然出”。张华《博物志》云：“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长安大疫，燃返魂香，宫中病者，闻之即起。香闻百里，数日不歇。疫者未三日者，熏之皆瘥。”再比如端午节在门上悬挂菖蒲、艾叶，薰苍术的习俗。在先秦时代，普遍认为五月是个毒月，五日是恶日。《夏小正》中记：“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此时五毒尽出，因此端午风俗多为驱邢避毒。而菖蒲、艾叶，苍术都是含有挥发性芳香油的草药，它们所产生的奇特芳香，可驱蚊蝇、虫蚁，净化空气。并能祛寒湿、提神通窍、健骨消滞、杀虫灭菌。故此深受人们喜爱，并成为一种固定的习俗流传至今。

    4、宗教祭祀需要

    宋洪刍《香谱·天香传》说:“香之为用从上古矣，可以奉神明,可以达蠲洁。三代禋祀,首惟馨之荐。”就是说对以香料的使用可以追述到上古时代，用香来供奉神明，可以达到除秽求法的目的。夏商周三代祭祀，首先推出的是馨香之祭。《礼记·郊特牲》也云：“至敬不飨味，而贵气臭也。”即最好的敬奉不是享用美味而是重在闻馨香之气。袅袅香烟，灵动飘逸。上通苍穹，感格鬼神；下怡性情，净化环境，因此香在大多数的宗教和各种祭祀活动中都是必不可少的供品与用品。例如在自西汉传入中国的佛教中，其认为“香为佛使”，“香为信心之使”，因而香被视为一项重要的供品，在各种佛事活动中，焚香上香几乎是必有的内容。佛家认为香对人身心有直接的影响。好香不仅芬芳，使人心生欢喜，而且能助人达到沉静、空净、灵动的境界，于心旷神怡之中达于正定，证得自性如来。而且好香的气息对人有潜移默化的熏陶，可培扶人的身心根性向正与善的方向发展。好香如正气，若能亲近多闻，则大为受益。所以，佛家把香看作是修道的助缘。因而香在佛教中常被用来比喻高尚的德行、修证境界与佛国的庄严。如《戒德香经》说，持守戒德的人具有“戒香”，此无上之香普熏十方，非世间众香所能相比。佛教徒修习戒、定、慧三学，则能成就戒香、定香、慧香，这被视为无漏真香。[6]

    5、防腐需要

    香料在葬礼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杀菌防腐。香料之所以能散发出浓烈的气味，是因为其中含有大量的挥发油。挥发油，又名精油。其含有复杂的化学成分，主要是由萜类和芳香族化合物以及它们的含氧衍生物，如醇、醛、酮、酸、酚、醚、内酯等组成，此外还包括含氮及含硫化合物。我国古代早就有应用含挥发油中药治病的记载，现代研究表明，中药挥发油的生物活性是明显的，在药理方面多具有抑菌、杀虫的作用。[7]

    因为香料具有这样的作用，因此，我国古代的丧礼中很早就有用香草熬制香汤药酒给尸体洗澡,使之“香美”去秽，以防尸腐的记载。《周禮‧春官‧鬯人》：“大丧之大渳，设斗，共其衅鬯。凡王之齐事，共其秬鬯。”其中的“衅鬯”，汉郑玄注：“衅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 孙怡让《正义》：“鬯酒，即秬鬯之酒，取其芬芳条畅以衅尸，又以和浴汤，去其臭恶，使之香美也。”专家在检查辛追的身体状况时，就发现在她身上残留着香酒洗浴过的痕迹。[8]这和礼制是相符的。此外，在辛追的草药袋中发现的大量芳香类中草药，也说明这些药物是辛追平时经常喜欢服用的，长期服用这些药物和香料对清洁人体内部积腐物质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香料正是造就女尸千年不腐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

    通过以上对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香料与香具的分析，及对汉代用香习俗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尽管在西汉初期，香料的品种还很有限，香具的制作也很朴素，但随着汉代经济与对外贸易的发展，香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不仅香料的品种日益丰富，香具设计也美伦美幻，对香料的使用已经非常普及，而且应用的范围也很深入。实际上，在汉代以前，人们对香料的喜爱，就不仅仅出自饮食、香身、保健、防腐等实际用途，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香所蕴含的精神气象。香具有一种超越有形世界的美感，它看不见，摸不到，却能让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尤其是那淡淡的幽香，似有若无，氤氲流荡，使它成为具象世界之外境界气象的最好象征。先秦时的楚辞中就有香草美人的传统，诗人笔下的香草美人，并非花间的柔腻，而是他们内在心念的表征，他们要在美人香草中寻找自己原有的活泼、原有的天真、原有的生命馨香。或许正是香所具有的这独特魅力和其昭示的内在品格，成就了中国香文化的博大与绵长。

撰文：李芽

载于《南都学坛》2009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