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转载]宋代笔记音乐文献史料价值研究（节选）
(2019-03-23 23:4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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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笔记是一切用散文笔法所写的随笔、杂录的统称，写作方式随意、内容包罗万象。笔记写作在宋代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局面，是宋代文人常用的一种文体，因此其中保存有丰富的音乐文献。本文以宋代笔记中散落的音乐文献为研究对象，探讨笔记中音乐文献的史料价值。
第一节
一、宋代笔记的成书及其史料价值
笔记文体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笔记”一词，指与有节奏、有韵律的辞赋骈文相对立的一种散文笔法。北宋宋祁将自己随笔记录的短文集结成著，名曰《笔记》，即后人所称《宋景文公笔记》，由此，笔记成为宋代文人著述最多的一种文章体例。宋代的许多著名文人在撰写自己的文集之外，大部分都撰述纪实性笔记，因此，笔记类文体的称谓繁多，另有随笔、笔谈、笔录、笔丛、丛谈、丛说、漫录、夜话、野录、漫钞、漫志、杂识、札记、日记、杂志、燕谈、纪闻、琐语、闲评等名称。
从“漫志”、“杂钞”等笔记名称，就可见笔记闲散、随笔而记的杂著性质。宋代笔记的应运而生大多出于以下几种情况：
1、记录作者本人亲历亲闻。如黄休复《茅亭客话》，《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是编乃杂录，其所见闻……皆蜀中轶事”。
如欧阳修《归田录•自序》云：“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这当中包括：
①作者是朝廷官员，见证朝廷的典章制度，遂撰笔记以记录，如庞元英《文昌杂录》，其撰述出于“在省四年，时官制初行，记一时闻见及朝章典故”。叶梦得《石林燕语》亦属此类。
②作者与朝野高官有所交游，故撰著记录朝野遗闻琐事，如周煇《清波杂志•题识》：“煇早侍先生长者，与聆前言往行，有可传者。”
魏泰《东轩笔录》、方勺《泊宅编》等均属此类。
③记录作者与宾客的谈论之语，如叶梦得《避暑录话》，作者与其子及门生“泛话古今杂事，耳目所接，论说平生出处及道老交亲戚之言，以为欢笑。”
王得臣《尘史•序》：“宾僚之燕谈与耳目之所及，苟有所得，辄皆记之。”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罗大经《鹤林玉露》等均属此类。
④
作者追忆往日之所见闻而撰著。如周去非《岭外代答》，作者曾任职桂林，离开桂林后将当地的风俗、地理、人情等撰写成著；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作者南渡之后“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因此撰写此书，使“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
2、作者撰写或谈论，由他人整理成书。这当中包括：
①作者撰写随笔，记录读书、交友、旅游及社会活动中的所见所闻，身后由其子整理成书，如曾敏行《独醒杂志》，《四库全书总目》称：“敏行以病废不能仕进，遂专意学问，积所闻见成此书，其子三聘编为十卷。”
②由门人或弟子、儿子撰著，记录作者生前的议论和行事，如王洙《王氏谈录》，《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是“王洙之子录其父所言。”丁谓《丁晋公谈录》、刘敞《公是弟子记》等均属此类。
③作者口述，他人整理，如《杨文公谈苑》是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而成的笔记。
3、作者读书甚多，或随感而发、或记录史事、或于其中搜悉异闻，考核经史，或于其中辨证典故，从而记录前朝及当朝典章制度、朝野见闻、人物轶事、社会风尚。文莹《玉壶清话•序》“自国初至熙宁间，得文集二百余家，仅数千卷。其间神道碑、墓志、行状、实录及奏议……聚众学之醇郁。君臣行事之迹，礼乐宪章之范……截四海之见闻。惜其散在众帙，世不能尽见，因取其未闻而有劝者，聚为一家之书。”
赵彦卫《云麓漫钞》、吴曾《能改斋漫录》等均属此类。
笔记的这种著述过程和目的使宋代笔记文献具有多方面史料价值：
1、由于笔记的撰述与作者亲历见闻有关，属当时人写当时事，因此具有“直接史料”的性质。
2、笔记撰述常是作者与宾客、友人、师长等交谈之记录，或朝廷典章、四处游历之记录，因此笔记内容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各方面社会状况。
3、读书随笔搜辑考核经史、典故等，有时从当朝追溯到前朝，不仅有直接史料的价值，也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4、笔记采用随意的“条列”式写作方式，各条列之间无太多联系，其字数也可不受限制，可三言两语，也能洋洋千言，各条列长短完全依内容而定，这种写作使笔记的撰述非常自由，其中保留的信息相对完整。
5、笔记的撰述不受正统写作主流制约，其在内容的选择和价值观的表达上相对自由。如《四库全书总目》评叶邵翁《四朝闻见录》：“无所隐讳，则非攀援门户者比，故所论颇属持平。”
陈寅恪称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宋代虽然在政治上是一个积弱的时代，但其学术和文化却有很大发展。宋代史学兴盛，官私史学发达，文人也有较强的史学意识。笔记虽然是比较自由的一种写作文体，但许多文人在撰写时有着良好的“补史阙”愿望，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序》：“观唐人洎本朝名辈撰著以补史遗者，因纂所闻见继之。”
撰笔记以补史之阙是唐五代就已出现的学术观念，唐代李肇《国史补•序》云：“言报应，叙鬼神、述梦卜、近帷箔，悉去之；记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这种观念被宋人继承，并将之发展。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序》就表达了自己的著述志向：“前人记宾朋燕语以补史氏者多矣，岂特以屑屑记录以谈助而已哉！”
因此，宋代笔记比之唐五代笔记，志怪、鬼神、梦卜内容明显减少，时事纪闻、杂评和学术考辨显著增多，记事中的传奇成分减少，客观而事实求是的成分增多，这是宋代笔记的显著特征，亦是时代进步使然。
笔记文体虽然自由闲散，宋代文人在撰写时却有着认真而严谨的学术态度，许多文人为使笔记的某方面内容撰写完备也曾不惜余力，广泛搜辑，力图使自己的笔记全面、真实、客观。有些笔记表面上看只是宾僚之间的谈笑记录，但实际上作者在撰述时仍然有所考据，而使之真实确切，如《洛阳搢绅旧闻记•序》：“摭旧老之所说，必稽事实。”
宋代文人著述甚勤，雕版印刷的普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书籍的流传速度加快，不少文人有丰厚的家藏书籍，因此，他们在撰述笔记时会参证、阅读他人笔记，并对他人笔记的某方面内容作出评判，如王灼《碧鸡漫志》主张应有学术批评：“士大夫论议，尝患讲之未详，卒然而发，事与理交违，幸有证之者，不过如聚讼耳。若无人攻击，后世随以愦愦，或遗祸于天下乐曲，不足道也。”这种现象的客观存在也必然会促使文人撰述时下笔慎重再三。
就撰述者身份而言，宋代笔记作者中，平均61.5％的人员是朝廷官员， 进士出生的人占36％，
作者的身份结构保证了笔记撰述有较广阔的思维和视野、较深厚的文化底蕴及较严谨的著述态度。
因有文化繁荣之时代背景、史学兴盛之社会风气、补史之阙之文人用意、笔记撰述之考证和批评，也因有文人士大夫之作者身份，以上种种皆赋予宋代笔记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因此，《四库全书总目》中评价宋代笔记“多史氏之所未备，虽识小之流，亦足以考订而明鉴戒也”。
二、宋代笔记中的音乐文献撰述
宋代笔记涉及内容非常广泛，朝廷典章、琐闻轶事、人情风土、名物典故、岁时习俗、艺文器物等等，均在其列，音乐内容也蕴含其间。
笔记中的音乐文献之撰述来源与笔记的产生情况当然是一致的。这些音乐文献中，有些出于作者的亲历，如吴自牧《梦粱录》中的南宋音乐文献，其事实来源于作者的亲历目击；有些是子辈记录父辈的音乐活动，如王钦臣记其父王洙著有《古今乐律通谱》；有些是作者对宋代当朝或前朝之音乐事项发表评论，如《宋朝事实类苑》“鼓”条目对前代及宋代的用鼓之制进行评论；有些是作者对宋代常见的某音乐现象进行探究，如苏轼《商刻东坡志林》对《阳关三叠》歌曲结构进行讨论；有些是作者在读书过程中，心有所感而对书中某事进行溯源和考辨，如吴曾《能改斋漫录》对《黄帝盐》之“盐”曲进行学术考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音乐文献是笔记中的一部分，因此，笔记中的音乐文献之写作方式当然也是“条列”式，这些条列有长短之差别，有些长达数千字，如赵彦卫《云麓漫钞》中的“十二律图”条目，
有些短若只言片语，如宋祁《宋景文公笔记》“歌者不曼其声则少和，舞者不长其袂则寡态。”
在写作目的上，宋代笔记中的大部分音乐文献条目是专门论述音乐，但也有些是在叙述他事的过程中涉及音乐，如叶梦得《石林燕语》谈论宋太宗贬谪寇准后又挂念他，其中涉及寇准宴乐用24人《柘枝舞》。
宋代笔记中史料价值较高的音乐文献，多出自宋代有名望的文人之笔。如《容斋随笔》中收有音乐文献13条，内容既涉及当朝音乐、又追溯到前代，记录和论述皆详实精到，而众所周知，作者洪迈任翰林学士等多职，
另撰《资治通鉴》、《夷坚志》名著，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勤奋博学的士大夫。如《困学纪闻》撰有一卷音乐学术考辨文献，其中诸多涉及今人关注的音乐史研究论题，而作者王应麟被誉为南宋最为博洽的通儒硕学，《玉海》即出自其笔。如《能改斋漫录》中收有音乐文献32条，其中部分文献有较高的价值，作者吴曾是宋代著述颇丰的文人，《宋史•艺文志》中收录有他的四种著述。如《铁围山丛谈》中收有音乐文献6条，其中记有参与朝廷大晟乐制作的官员任宗尧、南宋时期的著名教坊乐人等，而作者蔡绦是蔡攸之弟，蔡攸也参与了朝廷大晟乐的制作和研究，因此，蔡绦的音乐文献信息来源很可能与蔡攸有关，其真实性自不待言。
第二节 本论题的研究
一、研究价值和方法
（一）新材料
宋代笔记中音乐文献的史料价值早已被前辈学者所重视，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已引用了不少宋代笔记音乐文献进行宋代戏曲的研究；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也大量引用《武林旧事》、《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笔记中的文献来说明问题；赵如兰Song
Danasty Musical Source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中，亦已提到了《东京梦华录》、《梦粱录》几部笔记中的音乐文献。但由于笔记与小说混杂的历史境遇，笔记这种文体也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当作“丛残小语”、“小说家言”，而被斥于正统史学研究的范围之外，因此，笔记音乐文献文本自身，尚没有在音乐史学领域引起足够关注。更重要的一点，笔记文献的琐碎和散落，致使目前无人对其进行全面发掘和整理，因此，目前尚有大量的音乐文献散落于音乐史学研究的视野之外。对其进行系统发掘、在发掘的过程中发现新材料，是笔者面临的首要问题。
材料是学术研究的根基，将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明显。因此，扩充史料范围、发现新材料对于学术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王国维曾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
陈寅恪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傅斯年曾说：“史学便是史料学。”
宋代笔记中的音乐文献涉及宋代及古代音乐的方方面面，丰富和万象是它的特点，零散和琐碎也显而易见。一些琐碎的材料会汇集成新发现，但也有些新材料的发现或许只能帮助我们对既往的某音乐史学专题增加一点新认识而已。新材料只有在运用中才能体现它的全部价值，因此，笔者愿这些新材料能为音乐史学研究的大厦添砖加瓦。
（二）补史阙
宋代笔记撰述的目的，不外乎补史阙、资谈助、示劝戒，解疑惑等等，而其中最显著的目的，就是补史阙。宋代文人有较强的史学意识，他们认为，自己所闻见之事是正统史书略于记录、疏于刊载的，因而希望通过笔记的撰述，将这些事实传于后代，使之不被历史湮没。笔记撰述的这点用意在序中随处可见。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序》：前人记宾朋燕语以补史氏者多矣，岂特以屑屑记录以谈助而已哉！
苏轼《龙川别志•序》：贡父尝与予对直紫微阁下，喟然太息曰“予一二人死，前言住行堙灭不载矣。君苟能记之，尚有传也。”
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序》：摭旧老之所说，必稽事实；约前史之类例，动求劝诫……与正史差异者，并存而录之，则别传、外传比也……庶可传信，览之无惑焉。
文莹《玉壶清话•序》：古之所以有史者，必欲其传；无其传，则圣贤治乱之迹，都寂寥于天地间。当知传者，亦古今之大劝也。
由于有补史阙的著述目，宋代笔记的撰述强调真实性。如：
王得臣《尘史•序》：盖取出夫实录，以其无溢美、无隐恶而已。
王明清《挥尘后录卷11》：无一事一字无所从来。
有些笔记撰写虽未明确表达补史阙的主观用意，但客观上却能起到补史阙的作用。《四库全书总目》中多次评价宋代笔记的“补史阙”，如评叶梦得《石林燕语》“是书纂述旧闻，皆有关当时掌故。于官制科目，言之尤详，颇足以补史传之阙。”
评《曲洧旧闻》 “多记当时祖宗盛德及诸名臣言行……盖意在申明北宋一代兴衰治乱之由，深于史事有补。”
撰述的补史阙用意和追求真实性，使笔记文献必然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这一点同样体现在笔记音乐文献中。对于音乐文献而言，它在哪些内容方面能补史阙？它与史书乐类文献相比较有哪些不同？笔者试图以此为基点，通过探讨笔记中音乐文献的补史阙，从而展现笔记中音乐文献的史料价值。
（三）笔记文本研究的一个侧面
就文本而言，笔记研究以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中华书局，1980年）为开山之作，并在近几年来逐渐形成局面。在宋代笔记研究方面，主要表现为：其一，对宋代笔记种目、价值和文本特点的研究，如张晖《宋代笔记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丽娟《论北宋笔记的文献价值》（《北京图书馆馆刊》1994年第1、2期）、安苪璇《宋人笔记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郭凌云《北宋历史琐闻笔记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等；其二，将笔记或宋代笔记中的某类材料集中，进行专题研究，如宫云维《从史料来源看宋人笔记中科举史料的价值》（《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邹志勇《宋人笔记中的诗学讨论热点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等。他们的研究都是笔记文本研究的一个侧面，使笔记文本衍生出新价值，因此，对宋代笔记中的音乐文献进行研究，是笔记研究的另一个侧面，也是笔记文本研究中必然要面临的课题。
（四）促进宋代音乐断代研究的深入
发掘和整理材料只是基础性工作，在分析和论证笔记音乐文献的过程中，必将涉及宋代音乐的具体问题，也会在新材料的基础上涉及新问题，而这些音乐问题个案的更深入研究，必将使宋代音乐的断代研究更深入。
（五）本研究取得的新的认识成果
笔记研究已逐渐形成局面，前人对宋代笔记中的音乐文献也不乏使用，然而，目前的宋代笔记音乐文献研究成果十分寥落，而仅有的研究成果均表现为个案研究，
对笔记或者宋代笔记中的音乐文献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尚是一个全新课题。
本文对宋代笔记中的音乐文献进行整体把握和研究：第一，对其文献类型进行量化统计、对其撰写方式进行细致分析，从而取得了对其音乐文献撰述特点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取得对其史料价值的认识；第二，对其叙述内容进行比较和分析，在充分认识其史料价值之外，对这些叙述内容所涉及的宋代音乐问题有新的、或更进一步的认识。
这些突破表现在：1、对宋代笔记音乐文献相比之汉魏六朝、唐五代笔记音乐文献的超越和进步有了具体认识。2、对宋代笔记中存有的音乐考辨文献投入了首度关注，而这些文献将在未来的音乐学术史研究中发挥更大作用。3、对宋代文献学家周密笔记中的音乐文献进行了研究，虽然文学界对周密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对其笔记中的音乐文献进行史料来源、性质和史料价值的分析，尚属首次。4、在对文献及其价值产生认识之外，本文也产生了一些音乐史实的认识成果，它们当中：有些是过去被缺乏关注的，如对宋代乐器收藏现象的了解和认识、对少数民族地区音乐活动的了解和认识，如对宋代市民歌唱艺术的认识方面，过去只是对唱赚、小唱有所研究，本文则对耍令、番曲投入了关注；有些是过去认识不够全面的，本文则进一步加深了认识，如对宋代器乐作品表演结构、器乐编制鼓板的来源、教坊大乐的乐队陈列、宋代民俗音乐活动、宋代民间歌曲、宋代文人音乐家群体的认识；有些是研究已很深入，但仍然有些材料没有进入学科研究和学科教学中的，本文则对这些材料投入了关注，如对杂剧繁荣的历史原因等方面。
（六）研究方法
本文以史料价值为点，从撰述特点和叙述内容两个视角展开研究。具体而言，围绕几个方面谈宋代笔记音乐文献的史料价值：1、将发掘新材料与史料分析相结合，在展现新材料意义的层面上体现笔记音乐文献的史料价值。2、因笔记中的音乐文献琐碎、庞杂，缺乏史书音乐文献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因此，本文亦在对笔记音乐文献进行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展现史料价值。3、将笔记中的音乐文献与史书乐类中的音乐文献进行著述内容的整体比较，从“补史之阙”的角度展现笔记音乐文献的史料价值。4、将笔记与笔记之间的音乐文献个案进行比较、将笔记中的音乐文献个案与史书中的音乐文献个案进行比较，在各文献的互证、互补中探究笔记文献的真实性、信息量等，从而展现笔记音乐文献的史料价值。5、将宋代笔记中的音乐文献与宋之前代笔记中的音乐文献进行纵向整体性历史比较，从而凸显宋代笔记音乐文献的史料价值。6、通过学术界对笔记音乐文献的运用的研究、在展现宋代笔记音乐文献学术价值的基础上凸显其史料价值。
二、研究范围
（一）笔记
历史上，“笔记”与“小说”是两个相互纠缠、无明确界限的概念。唐代时，这种信笔记录的文体常被称为“小说”。
宋初欧阳修撰《新唐书•艺文志》中，其“小说家”类既收入了志怪传奇等，也收录了笔记杂录，而其“史部杂史类”和“史部杂传记类”中，也收入了同类著作。
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中，也将体裁相同的笔记杂录或隶属于子部小说类，或隶属于史部载记类。由于笔记的随笔记录性质，不可避免地在撰写过程中会记述一些与鬼神、梦卜等逸事相关的传闻，因此使笔记与小说的界限更加模糊。
这种模糊使用情况也被今人所继承，并在二十世纪以来演绎为“笔记小说”名称。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海进步书局出版、后由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重印的《笔记小说大观》中，既有小说，也有笔记。1990年中国书店根据涵芬楼旧版影印出版了22种宋代笔记，却将丛书命名为“宋人小说”。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一系列此类文体的古代作品，而总名之“笔记小说大观丛书”，其中总揽了典章制度、民俗琐闻、学术考证、志怪传奇等等。
然而笔记与小说概念的混杂，无论对于笔记、还是小说的研究都极为不利，导致笔记的史料价值降低，小说的学术研究也受消极影响，因此在现代学术中，不少学者主张将小说与笔记的概念区分。如陶敏、刘再华《“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将笔记与小说直接挂钩，统统归入‘笔记小说’的名下，使人们忽略了笔记的性质、分类、发展史、与其它文体的关系等基本问题的研究”，“笔记于所记史料的求真，是笔记与小说的本质区别之一……‘笔记小说’的观念严重防碍了人们认识二者的差异”。
尤其在宋代笔记中，小说的成分比之其前代极大减少，历史琐闻与考据辨证加重，纪实、考证、议论是宋代笔记的主要特色和历史成就，因此，对于宋代笔记，将之与小说传奇明确区分已是大势所趋。
丁海燕在《宋人史料笔记研究——从〈四库全书总目〉对宋代史料笔记的评价谈起》一文中提到，史料笔记须具备几点特征：“1、具备史料价值，有资于参考；2、以记载所闻见的历史为主要内容；3、以随笔记录为主，体例不拘；4、是私人撰述，记事少忌讳。”
笔者将继承以上观念，遵循“具备史料价值”的原则，将研究对象限定在史料笔记的范围。
宋代笔记中的音乐文献，涉及音乐学术考辨、戏剧、歌唱艺术、歌舞音乐、器乐、古琴音乐、乐曲、乐人、音乐活动、外族外国音乐等，除此之外，也涉及宫廷乐悬、鼓吹乐等礼仪音乐，及乐律学、大晟乐制作、音乐思想等音乐理论。本文的研究主要从音乐史学关注的问题着手，在研究内容的选择上也必然有所取舍，对于乐悬、鼓吹乐、大晟乐制作等音乐活动和理论，由于史书记载更详，因此不将之作为本文的研究重点。
（二）宋代史书音乐文献
宋代的几部常用史书是：《宋史》、《文献通考》、《宋会要辑稿》、《玉海》，这几部史书中都有专类音乐文献卷。
《宋史》是研究宋代历史的基本参考书，共496卷，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大的一部。修撰于元代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
由脱脱任都总裁官，张起岩、欧阳玄等任总裁官。《宋史》“乐志”部分集中于卷126~卷142中，共17卷，这其中，卷132～139是乐章部分，即郊祀等乐悬场合所唱歌词，卷140的后半部分及卷141是鼓吹乐歌词，去除这些乐章歌词部分，《宋史•乐志》的文献约七万八千字。《宋史》作为官修正史，其“乐志”部分是研究宋代音乐最被关注的文献。
《文献通考》共348卷，是一部记载上古至宋末宁宗典章沿革的通史巨著，作者马端临（1254－1323）生于宋末，著书于元初，其父马廷鸾曾任宋代理宗时史官校勘、国史院编修官及度宗时右丞相兼枢密使等职，
这样的家庭环境为马端临撰《文献通考》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文献通考》中的宋代部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乐考”部分集中于卷128～148中，分“历代乐制”、“历代制造律吕”、“律吕制度”、“度量衡”、八音“之属”、“乐悬”、“乐歌”、“乐舞”、“俗部乐”、“鼓吹”、“散乐百戏”、“夷部乐”几大条目，分别叙述上古以来直至宋代宁宗时期的音乐事项，宋代音乐集中于各条目的末尾部分，宋代音乐文献约五万二千字。
《玉海》共204卷，宋末王应麟撰，全书共分21门，通史体例。《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宋一代之掌故，率本诸实录、国史、日历，尤多后来史志所未详。其贯串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
“有关宋代内容，在《玉海》全书中占四分之一稍多。因为王应麟多次任史官，能‘尽阅馆阁之所藏’。”
《玉海》“乐”类文献集中于卷103～110中，宋代音乐部分在卷105～110中，约二万八千字。
此外，宋代史书中有专门音乐类文献的还有《宋会要辑稿》。现存《宋会要辑稿》由清代徐松辑。原本《宋会要》是宋代官修政书，编者根据宋王朝处理政事的需要而将原始档案材料分类编成。原本《宋会要》毁于明代中叶，但部分内容保存于明代《永乐大典》中，清代嘉庆时期，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500册，后几经辗转。存留至今的《宋会要辑稿》由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宋会要辑稿》“乐”类文献集中于第七册至第九册，由乐1至乐8共8卷构成，共约十万四千九百字，其中乐6至乐8分别是乐悬乐章及鼓吹乐章歌词，除此以外，乐1至乐5的音乐文献共六万四千二百字。
本文主要以《宋史•乐志》、《文献通考•乐考》、《宋会要辑稿•乐》、《玉海》“乐”类文献作为史书音乐文献主体，展开对宋代笔记音乐文献的补史阙和文献互证研究。在音乐家、外域音乐、民俗音乐活动文献等方面，笔者也不排除将笔记音乐文献与史书中的人物列传、四裔考、礼志文献进行比较、或与《辽史》、《金史》、《高丽史》中的乐志部分进行比较等。
上篇：宋代笔记音乐文献的撰述特点及其史料价值
本篇从文献类型和撰述方式两个方面，分析宋代笔记音乐文献的撰述特点和史料价值。将各时期、各文献类型所占总量的百分比进行数量统计和比较，则可知，宋代笔记中的音乐文献与前代相比较，不仅在总体数量上显著增多，其神话志怪传说和诡异成分显著减少，学术性、真实性、全面性和丰富性明显增强。
宋代笔记中的音乐文献在撰述方式上主要表现为两种：学术考辨和音乐叙事，前者占总量的15．8%，后者为84．2%。音乐学术考辨文献集中凸显了笔记音乐文献的学术价值，音乐叙事文献则与笔记作者的亲历见闻密切相关，体现了笔记音乐文献多维度的视角和生动性。
第一章
第一节
汉魏六朝经汉代、三国、两晋、南北朝、隋代几个时期，历八百余年。笔记文体的撰述始于汉代，但整个汉魏六朝时期，笔记撰述数量较少，其中音乐文献主要见于《古今注》、《搜神记》、《西京杂记》、《裴子语林》、《拾遗记》、《博物志》、《汉武帝别国洞冥记》、《洛阳伽蓝记》、《穆天子传》、《世说新语》、《搜神后记》、《燕丹子》、《汉武帝内传》、《汉武故事》、《华阳国志》等笔记中,这些笔记中的音乐文献至少九千四百字，其散落分布的情况如下：
汉魏六朝笔记音乐文献的撰述方式主要是音乐叙事，即在叙述的过程中呈现各音乐事项，其文献内容主要有几种类型：
一、神话、志怪和诡异类音乐叙事
（一）神话、志怪音乐文献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神话大抵以‘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
汉魏六朝笔记中叙述了不少神话故事，其中部分涉及到音乐事项，如《穆天子传》中，西王母与周穆王宴乐瑶池，彼此以歌侑酒，这段文献生动展示了周代的宴乐活动过程。《拾遗记》中，记西海象竹被截为管后能作群凤之鸣，员山大林被截为琴瑟称“静瑟”，这些关于乐器制作材料的叙述，有一定的神话色彩。《汉武帝别国洞冥记》中，记录汉武帝在寿灵坛闻见西王母的歌声、白鹄变为神女歌唱舞蹈等，都有神话传说意味。
汉魏六朝笔记中也有与神话相类似的志怪音乐文献。所谓“志怪”，即记录怪异的事，它以张皇鬼神、称道灵异为特质，以鬼神、梦卜、幽明为主要内容，常涉及人鬼恋、狐精、精怪、叙梦、梦验等。志怪音乐文献，即在讲述这些离奇故事的过程中提及音乐。《搜神记》和《搜神后记》中有较多的志怪故事，其中部分含有音乐信息，如《搜神后记》卷6“懊恼歌”，描绘鬼怪唱《懊恼歌》，《搜神后记》卷1“韶舞”，描绘鬼怪舞《韶舞》，这些文献间接传递的音乐信息是：在《搜神后记》作者陶潜所处的东晋时期，《韶舞》和《懊恼歌》都是当时为人所熟知的音乐曲目。
汉魏六朝笔记中，神话志怪音乐文献至少一千一百字，占汉魏六朝笔记音乐文献总量的12％。
(二) 歌谣谶纬
诡异类音乐文献是指内容奇异、充满迷信意识的音乐文献，包括歌谣谶纬、审乐知事、梦境作曲、乐器相应自鸣几类。
汉魏六朝笔记音乐文献中已存在将歌谣作为谶纬来进行记录和理解的现象。所谓“谶”，预言吉凶征兆的话语或文字记录，“纬”，指汉儒假托儒家经义附会人事吉凶、治乱兴亡。歌谣谶纬即指对歌词内容进行附会、将其解释为政治事件、时局动荡的先兆和预言。
谶纬兴起于两汉时期，并对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政治产生过巨大影响，如西汉王莽就曾以制作谶言的方式制造舆论、从而促使自己登上皇位。
东汉灭亡以后，谶纬制作大势已去，但其思想效应尤存，天人感应的思想与谶纬合流，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附会天意、索解人事。音乐谶纬文献在汉魏六朝笔记中已可见到，如干宝《搜神记》叙述“晋世宁”舞、《折杨柳歌》，认为这些歌曲和舞蹈是政治事件的先兆。《搜神记卷7》“折杨柳歌”，原文如下：“太康末，京洛为《折杨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辞，终以擒获斩截之事。自后杨骏被诛，太后幽死，杨柳之应也。”
这段文字叙述晋武帝、晋惠帝时期的权臣杨骏被诛杀，是歌谣《折杨柳》的应验。
汉魏六朝笔记中的歌谣谶纬至少一百六十字，占此时期笔记音乐文献总量的1.7%。
二、乐曲文献
汉魏六朝笔记中的乐曲文献最为集中的是晋代崔豹撰写的《古今注》。《古今注》卷中“音乐三”条目，为21首乐曲作了详细解题，大多叙述乐曲的来源，如丧葬挽歌《薤露》、《蒿里》的来由、琴歌《雉朝飞》、《别鹤操》的来由等，这些文献对于理解乐曲有着积极意义，因此，《古今注》中的音乐文献与同时期的笔记音乐文献相比较有突出的史料价值。
在涉及乐曲解题外，这些文献也涉及到表演者、所用乐器等，如《西京杂记》中叙述了10首汉代宫廷乐曲。其他被笔记提及的乐曲还有：《出塞》、《入塞》、《望归》、《上灵》、《赤凤凰来》、《步元》、《大道曲》、《绿水》、《火凤》，舞曲《晋世宁》、《萦尘》、《集羽》、《旋怀》、“巴渝舞”，歌曲《懊恼歌》、《大风》、《落叶哀蝉》，琴曲《双凤离鸾》、《单鹄寡鳬》、《归风》、《送远》，琴歌《淮南操》。这些乐曲文献的记录多与演奏者及演奏场合有关。
汉魏六朝笔记中的乐曲文献至少四千四百字，占此时期笔记音乐文献总量的46％。
三、体裁类音乐文献
汉魏六朝笔记中的音乐体裁类文献数量相对较少，其分布情况大致如下：
百戏文献：《汉武故事》叙述汉武帝于未央庭设角抵戏，并杂以四夷之乐，这条文献不到一百字，其数量占汉魏六朝笔记音乐文献总量的0.8%。
戏剧文献：《西京杂记》卷4“古生杂术”，记录俳优戏皆称为“古掾曹”源于俳优古生，其数量占汉魏六朝笔记音乐文献总量的1%。
舞蹈文献：《裴子语林》叙述鸲鹆舞，《华阳国志》卷1中叙述“巴渝舞”的由来，《西京杂记》卷1“戚夫人歌舞”条目和《拾遗记》卷4“燕昭王”条目分别叙述舞蹈姿态，这些舞蹈文献至少六百五十八字，占总量的7%。
乐器文献：《搜神记》卷13叙述“焦尾琴”、《拾遗记》卷3叙述竹管、钟铎、瑟的制作材料。这两条文献共约三百字，占汉魏六朝笔记音乐文献总量的4%。
四、活动类音乐文献
（一）民俗音乐活动文献
汉魏六朝笔记中，民俗音乐活动文献尽管数量不多，但有较高的史料参考价值。如《西京杂记》记汉高祖时期的宫廷民俗音乐活动，每年的下元节和七夕节，宫内分别有音乐活动：
十月十五日，共入灵女庙，以豚黍乐神，吹笛击筑，歌《上灵》之曲。既而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
此外，《搜神记》记汉代丧葬中的傀儡和挽歌，并提及挽歌《薤露》、《蒿里》歌的由来。汉魏六朝笔记中的民俗音乐活动文献至少四百字，占总量的4%。
（二）宫廷音乐活动文献
汉魏六朝笔记中的宫廷仪式性音乐活动文献亦数量不多，基本情况如下：
乐悬文献：《博物志》卷6“典礼考”条叙述轩悬乐、“乐考”条叙述魏国的轩悬之乐，这两条文献约一百六十字，占总量的1.6%。
鼓吹乐文献：《古今注》卷中“音乐第三”有“横吹”条目，记录汉代以来的鼓吹乐曲12首，《洛阳伽蓝记》卷3记丞相王雍羽葆鼓吹。这些鼓吹乐文字约三百六十字，占笔记音乐文献总量的3.4%。
（三）乐人文献
汉魏六朝笔记的乐人文献大多记录乐人音乐才能，如《西京杂记》记东方生、《汉武帝别国洞冥记》记李延年与丽娟、《博物志》记秦青与薛谭、《裴子语林》记筝手桓野王和笛手张硕，《拾遗记》记音乐家师延，《世说新语》记嵇康临刑奏《广陵散》、记荀勖“暗解音声”、阮咸“妙赏”。
这些文献对乐人的记录，多突出他们的音乐才华或独特音乐行为，其中不乏运用夸张的手法，如东方生歌唱时“辄尘落帽”、
丽娟和李延年歌唱时“庭中花皆翻落”、 秦青歌唱时“声震林木，响遏行云”，这些记录，均有一定的想象力和夸张成分。
汉魏六朝笔记中的乐人文献至少一千八百字，占此时期笔记音乐文献总量的19％，这其中，女性为主体的乐妓文献占总量的9%，男性为主体的乐人和音乐家文献占总量的10%。
第二节
唐代笔记中，今人熟知的有《教坊记》、《乐府杂录》、《羯鼓录》，这三部笔记音乐专著中，存留的文献包括：乐曲名称、教坊乐人的音乐活动和生活、宫廷各部音乐构成、乐器及其相关逸事等，有很突出的史料价值。由于此三部笔记已为今人所熟悉，因此本节不对此三部笔记作重点叙述。此外，唐代段安节《琵琶录》一卷，见存于明代陶宗仪《说郛》中，此卷笔记的绝大部分文字是叙述唐代琵琶名手的轶事，其中一半以上文字可见于段安节《乐府杂录》“琵琶”条目中。因此，本文亦不对《琵琶录》中的音乐文献作重点叙述。
除以上几部具有音乐专著性质的笔记外，唐五代尚有条列式音乐文献散落于张鷟《朝野佥载》、刘餗《隋唐嘉话》等至少四十六种笔记中。这些散落的条列式音乐文献至少五万四千字。
值得注意的是：唐明皇李隆基是众所周知的爱乐皇帝，因此，《明皇杂录》作为专录明皇逸闻的笔记，其音乐文献比较集中和突出，其中相当一部分文献内容，如“舞马”、宫廷“梨园”、“小部音声”等内容，均可在《两唐书•音乐志》中见到相似记载。此外，唐代王叡撰写的《炙毂子录》，今存于明代陶宗仪纂《说郛》中，其中音乐文献占一半以上篇幅，均是汉魏以来留存的旧曲名称解题，有比较集中的史料价值。唐代留存撰写的《事始》，也存于《说郛》当中，其中音乐文献占该笔记一半以上篇幅，均是有关乐器起源的叙述，亦有比较集中的史料价值。
一、志怪和诡异类音乐叙事
（一）志怪音乐文献
唐五代笔记中依然存留有志怪音乐文献。志怪小说作为奇妙幻想的虚构故事，其情节并不可信，但其中所叙述的乐曲，多是唐代盛行的乐曲，尤其是志怪小说中提及的神人相会的宴乐活动，是唐代宴乐活动的间接反映，因此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唐代志怪小说为背景的音乐文献，绝大部分是宴乐活动的文献，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宴乐极度盛行的事实，同时，这些宴乐活动过程的描绘，为研究唐代宴乐提供了参照，如《续玄怪录卷3•张庾》：
诸女徐行，直诣藤下。须臾，陈设华丽，床榻并列，雕盘、玉樽、杯、杓皆奇物。八人环坐，青衣执乐者十人，执板立者二人，左右侍立者十人……于是一人执樽，一人纠司。酒既巡行，丝竹合奏，肴馔芳珍，音曲清亮。
这段故事描述：进士张庚在月夜遇见一群美貌女鬼，这群女子在藤架下饮酒宴乐。文中关于“青衣执乐者十人”、“执板立者”、“一人执樽”、“一人纠司”的场景描绘，是唐五代贵族宴乐活动的普遍场景，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所绘宴乐场景，大抵与此类似。又如《纂异记•蒋琛》中描绘的众神宴乐、饮酒起舞唱歌的过程，大抵就是唐五代贵族文人聚宴时的歌舞情景：
续有蛟襦蜃数十，东西弛来，乃嘘气为楼台，为琼宫珠殿，为歌筵舞席，为座榻裀褥，顷刻毕备……于是湘神动色，命酒罚范君。君将饮，有女乐数十辈，皆执所习于舞筵。有俳优扬言曰：“皤皤美女，唱《公无渡河歌》。”其词曰 ……歌竟，俳优复扬言：“谢秋娘舞《采桑曲》。”凡十余叠，曲韵哀怨……舞竟，俳优又扬言：“曹娥唱《怨江波》。”凡五叠。琛所记者唯三，其词云……歌竟，四座为之惨容。江神把酒，太湖神起舞作歌曰……江神倾杯，起舞作歌曰……湘王持杯，霅溪神歌曰……酒至霅溪神，湘王歌曰……于是范相国献《境会夜宴》诗曰……徐衍处士献《境会夜宴并简范》诗曰……屈大夫左持杯，右击盘，朗朗作歌曰……鸱夷君衔杯作歌曰……。
此文叙述读书人蒋琛目睹湖、江、河等水神宴乐的故事。其中详细的宴乐过程是：众神宴饮，筵席中有女乐几十人奏乐。俳优的“扬言”起到连接各歌舞表演的作用。这其中，有皤皤美女唱《公无渡河歌》、谢秋娘舞《采桑曲》、曹娥唱《怨江波》，女乐表演一段时间以后，众神已酒过几巡，诸宾主开始轮流起舞或作歌。歌舞以送酒、酒后高情放浪歌舞，上文中所描绘的众神宴乐过程在唐五代歌舞宴乐活动中有普遍意义。又如《纂异记》“嵩岳嫁女”中描述西王母与穆王的宴乐，整个宴乐过程基本由二人轮流执杯唱歌来完成。李隆基的诗歌《春中兴庆宫酺宴并序》中言：“歌一声而酒一杯，舞一曲而人一醉”。可见，笔记志怪小说中的宴乐活动描绘与诗歌中的叙述是一致的。
志怪笔记中的音乐文献间接反映了部分音乐信息，因此在研究工作中依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是，由于其文献内容的虚构性，因此，它的史料价值又低于实录性的音乐文献。
关于唐五代宴乐活动，志怪小说中的相关文献还可见于：《三水小牍》卷上“赵将军凶宅”、《传奇》“卢涵”、“顾濬”“薛昭”、《玄怪录》卷1“裴谌”、《玄怪录》卷1“来君绰”、《玄怪录》卷2“刘讽”、《博异志》“许汉阳”、《博异志》“崔玄微”、《续玄怪录》卷1“麒麟客”、《纂异记》“刘景复”、《纂异记》“张生”、《纂异记》“蒋琛”、《纂异记》“韦鲍生妓”
、《纂异记》“徐玄之”、《宣室志》卷4、《录异记》卷4“鬼神”。
唐五代笔记中志怪音乐文献至少八千八百字，占此时期笔记音乐文献总量的16％。
（二）歌谣谶纬
唐五代时期，将歌谣、歌曲、音乐现象作为谶纬来进行解释和记录的现象尤为突出，《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均有此类文献，北宋欧阳修等撰修的《新唐书》，将此类歌曲、歌谣统称为“诗妖”。
如《旧唐书卷37•五行》：“元和小儿谣云：‘打麦打麦三三三’，乃转身曰：‘舞了也。’及武元衡为盗所害，是元和十年六月三日。”因“舞”音同“武”，这段文字中，将儿童舞蹈歌谣中的“舞了”，附会解释为宰相武元衡被刺客所害的先兆。
唐五代笔记中也颇多将歌曲视为谶纬的文献，尤多集中于张鷟《朝野佥载》卷1当中。
龙逆以来，人唱歌名《突厥盐》。后周圣历年中，差阎知微和匈奴，授三品春官尚书，送武廷秀往娶默啜女，送金银器物、锦彩衣裳以为礼聘，不可胜纪。突厥翻动，汉使并没，立知微为可汗，乃《突厥盐》之应。
这条文献叙述，武则天圣历年中，武则天派阎知微护送武延秀前往突厥迎娶默啜女以和亲，结果突厥首领默啜违背承诺、关押了武延秀并发动战争进攻唐朝。笔记作者认为，《突厥盐》歌曲之流传是这场战争事件的先兆。
唐五代笔记中的歌谣谶纬记录至少一千六百字，占此时期笔记音乐文献总量的3%。
（三）审乐知事
部分唐五代笔记音乐文献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如常将音乐现象与时政密切相联，记录某人从音乐音响中判断国事或人事的吉凶、伤亡等。如《开天传信记》记录：
西凉州俗好音乐，制新曲曰《凉州》，开元中列上献。上召诸王便殿同观。曲终，诸王贺，舞蹈称善，独宁王不拜。上顾问之，宁王进曰：“词曲虽嘉，臣有闻焉：夫音者，始于宫，散于商，成于角、徵、羽，莫不根柢囊橐于宫、商也。斯曲也，宫离而少徵，商乱而加暴。臣闻宫，君也；商，臣也。宫不胜则君势卑，商有余则臣事僭，卑则逼下，僭则犯上。发于忽微，形于音声，播于歌咏，见之于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祸，悖逼之患，莫不兆于斯曲也。”上闻之默然。及安史之乱，华夏鼎沸，所以见宁王审音之妙也。
宁王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兄长，此人酷好音乐，早年曾被立为太子，后主动让位给李隆基。此文记录宁王在观赏《凉州》大曲后，指出音乐中“宫离”、“少徵”、“商乱”，而预言将有动乱，笔记作者将“安史之乱”与此相附会，认为音乐中的离乱之音是国家动乱的先兆。此类文献在唐五代笔记文献中比比皆是。如《大唐新语》卷7“知微”，记录李嗣贞在道观中观乐，“此乐宫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征也；角徵失次，父子不和之兆也。杀声既多，哀调又苦，若国家无事，太子受其咎矣。”后来章怀太子果然被武则天废为庶人，李嗣贞因善于听音预知时政，而被朝廷擢升为太常丞。
唐五代笔记常记录，一些善于审乐的音乐家从音乐声中感知奏乐者的情绪，如《甘泽谣》
“红线”条目记录，乐人红线善弹阮咸，一次在军营宴乐听羯鼓演奏，而听出鼓声中音调凄楚，并判断奏乐人家中必有离乱，后经问乐人，方知此奏鼓乐人的确家中丧妻。
（四）梦境作曲
笔记记录的乐曲创作，尤其是唐玄宗的乐曲创作，常与梦卜或道教信仰有关，今人熟知的《霓裳羽衣曲》曲调来源，就是此类文献的代表，《明皇杂录》、《龙城录》等多处文献中，都记录明皇曾在正月望夜受道士牵引、升入天宫观乐，返回尘寰后遂作此曲。又如《宣室志》记明皇创作《紫云回》，是明皇在梦中有仙人传授：
唐玄宗尝梦仙子十余辈，御卿云而下，立于庭，各执乐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真仙府之音也。及乐阙，有一仙人揖而言曰：“陛下知此乐乎？此神仙《紫云曲》也。今愿传授陛下，为圣唐正始音，与夫《咸池》《大夏》固不同矣。”玄宗喜甚，即传受焉。俄而寤，其余响犹若在听。玄宗遽命玉笛吹而习之，尽得其节奏，然默而不泄。
又如，《明皇杂录逸文》记，明皇创作《凌波曲》，是明皇在梦中见到凌波池龙女，遂创作此曲。
（五）乐器相应自鸣
唐五代笔记中还有乐器自鸣的记录。唐人认为：两种不同乐器能够声相应而自鸣或自动改变音高，如刘餗《隋唐嘉话》记录：唐代一和尚，房中的磬常不击自鸣，音乐家曹绍夔经观察后发现，此磬与另一房间的钟声律合，“击彼应此”，击钟时磬则相应，从而发出声音。 又如《酉阳杂俎》前集卷6记录：蜀将军皇甫直好琵琶，一次临水池演奏，所弹的黄钟声总是入为蕤宾声，多次更弦依然如此，而换地演奏则依然为黄钟声，在不祥感的驱使下，他车水竭池，在池中得铁一片，击铁，为方响蕤宾。 这两则条目记录的是同种类型的音乐事件：《隋唐嘉话》中，磬不击自鸣是缘于他处有钟声，钟鸣则磬鸣；《酉阳杂俎》中，琵琶的黄钟声自动改为蕤宾声，是缘于此处有方响蕤宾，因此，琵琶黄钟受方响蕤宾的感应而发出蕤宾音高。
上文三种诡异类音乐叙事文献，充满虚幻、迷离的色彩，这些乐曲的确是唐代流传的乐曲：如《突厥盐》，在史书乃至宋代笔记中均有记载，可以确知它是唐代流传较广的歌曲；而《霓裳羽衣曲》、《紫云回》、《凌波曲》是唐代的大曲音乐，其创作也确与明皇有关，《凉州》也是唐代的流行大曲。但笔记对这些音乐事项的记录，赋予了一定的迷信色彩与宗教信仰观念，这一方面受先秦以来“审乐以知政”传统观念的浸染，一方面也与唐代风行道教有关。
唐五代笔记中，审乐知事、梦境作曲、乐器相应自鸣三种诡异类音乐叙事的笔记音乐文献至少三千八百字，占此时期笔记音乐文献总量的7%。
二、乐曲文献
唐五代笔记中存留有大量唐五代乐曲的文献，除几部笔记专著外，乐曲文献最为集中的是王叡《炙毂子录》，其中存有100首乐曲的解题或创作者记录，五代马缟《古今中华注》卷下存留有16首乐曲的解题。唐五代其他笔记中存见的乐曲文献有：《鉴诫录》“亡国音”条目存留3首乐曲的考辨；《北梦琐言》、《隋唐嘉话》、《酉阳杂俎》等笔记中分别有多首唐五代乐曲的记录，如《隋唐嘉话》记录《秦王破阵乐》、《庆善乐》，
《鉴诫录》记录考辨《后庭花》、《柳枝词》、《思越人》乐曲。
唐五代笔记散落的音乐文献中，存留的乐曲名称至少有一百七十四首，约一万九百字，为笔记音乐文献总量的20％。
三、体裁类音乐文献
（一）戏剧文献
唐五代笔记中已有较多的唐五代戏剧文献。如“傀儡戏”表演情态、“代面”、“踏摇娘”歌舞戏，不仅在《教坊录》中有记载，在《隋唐嘉话卷下》和《刘宾客嘉话录》中也有类似记录，赵璘《因话录》亦存留“参军戏”文献。 此外，唐五代笔记中存留有不少俳优戏语文献，优秀伶人黄幡绰、李可及的机智和智慧在文献中尤其凸显，黄幡绰善于托戏谑之语给皇帝以警悟和隐谏，被誉为“滑稽之雄”，如赵璘《因话录卷4•谐戏附》：
玄宗问黄幡绰：“是勿儿得人怜？”对曰：“自家儿得人怜。”时杨贵妃宠极中宫，号禄山为子。肃宗在春宫，常危惧。上闻幡绰言，俯首久之。
开元时期，安禄山称杨贵妃为母，权极一时，黄幡绰以“自家儿得人怜”隐谏玄宗。《酉阳杂俎续集》卷4“贬误”条目记，黄幡绰一次被沉入池水中，俄而复出大笑，并声称，他在水底遇见屈原，屈原对他说，“我遇楚怀无道，汝何事亦来耶？”玄宗大惊，遂厚赏赐黄幡绰。
唐代的另一位伶人李可及常采用一语双关的“谐音”方式作滑稽表演，《唐阙史》“李可及戏三教”有如实反映。
唐五代笔记中的戏剧文献至少一千五百字，占笔记音乐文献总量的2．7％。
（二）乐器文献
唐五代笔记中的乐器文献以古琴文献较为集中，其中：叙述古琴制作的笔记文献约有7条，分别见于《尚书故实》、《刘宾客嘉话录》、《唐国史补》卷下；古琴收藏2条，见于《大唐传载》、《刘宾客嘉话录》；杰出琴人2条，见于《唐国史补》和《唐摭言》；古琴演奏心得1条，见于《唐国史补》卷下；琴乐鉴赏2条，见于《唐国史补》卷下、《大唐传载》。唐五代笔记中的古琴音乐文献至少一千四百字，占总量的2．7%。
除古琴文献之外，唐五代笔记中其他乐器的文献有：琵琶文献，见存于《开天传信记》、《隋唐嘉话》卷中、《酉阳杂俎前集》卷6“乐”、《刘宾客嘉话录》、《明皇杂录逸文》；笛文献，见存于《甘泽谣》“许云封”、《传奇》“江叟”、《酉阳杂俎前集》卷6“乐”；磬文献，见存于《酉阳杂俎前集》卷3“贝编”、《酉阳杂俎前集》卷11“广知”；拍板文献，见存于《北梦琐言逸文》卷2；缶文献，见存于《宣室志补遗》；阮咸文献，见存于《隋唐嘉话卷下》；笙文献，见存于《兼明书》“凤吹”条目。唐代留存撰写的《事始》，其中叙述了琴、瑟、筝、箜篌等18种乐器的起源。唐五代笔记中的这些文献至少三千字，占笔记音乐文献总量的5．5%。
（三）舞蹈文献
唐五代笔记中的舞蹈文献约2条、二百字，其中一条见于《明皇杂录逸文》，叙述唐代有“大垂手”“小垂手”舞容、公孙大娘善剑舞、乐人崇胡子善软舞；另一条见于《金华子杂编》，叙述淮南左都押衙傅希才制“来苏队舞”，可见队舞并非宋代首创。这两条文献共两百字，占总量的0．4%。
四、活动类音乐文献
（一）市民音乐与百戏
市民音乐主要指都市中由职业或半职业艺人表演的音乐活动。唐五代笔记已开始记录市民音乐表演，如赵璘《因话录》卷4记文溆和尚“公为聚众谭说”，教坊也效仿其声调作歌曲，《酉阳杂俎》记杂戏中有市人小说，这些都与后来发展的小说、讲史书等有着必然联系。《杜阳杂编》记录倭国人韩志和表演弄蝇虎子，“志和遂于怀中出一桐木合子，方数寸，中有物名蝇虎子，数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啖之故也。乃分为五队，令舞《凉州》。上令召乐以举其曲，而虎子盘回宛转无不中节。”
这种有音乐伴奏的蝇虎子表演在《酉阳杂俎》中也有类似记录，它与宋代笔记中记录的“教虫蚁”，属同种表演类型。
关于市民音乐表演场所，唐五代文献也已有诸多反映。《幽闲鼓吹》记长安慈恩寺有戏场，《独异志》记长安有大规模的戏场。如《独异志卷上》记：
唐贞元中，有乞者解如海……善击球、樗蒲戏，又善剑舞、数丹丸……至元和末，犹在长安戏场中日集，数千人观之。
从这则引文来看，解如海表演的击球、樗蒲戏、剑舞等类似于宋代各种各样的杂手艺，如弄球子、手影戏等，因此，唐五代文献中记录的都市“戏场”，其性质大抵与宋代勾栏相似。
唐代是百戏比较繁荣的时期，唐五代笔记已对此有如实反映。如“撞竿”、“舞马”、大型宴乐活动中的音乐百戏表演等，这些音乐杂戏在《尚书故实》、《杜阳杂编》、《明皇杂录》、《朝野佥载》中均有一定的文字记录。
唐五代笔记中市民音乐文献至少九百字，占总量的1.6%；市民百戏文献近九百字，占总量的1.6%；宫廷百戏文献至少一千字，占总量的1.8%。
（二）民俗音乐活动文献
唐五代笔记中的民俗音乐活动文献涉及祭祀、宗教、节日、丧葬中的挽歌等，如：《北梦琐言》卷3、《金华子杂编》卷上、《传奇》“元柳二公”，分别记民间祭祀音乐；《北梦琐言》卷3，记佛寺中的音乐活动； 《剧谈录》卷下、《杜阳杂编》卷下，分别记迎佛骨音乐活动；《朝野佥载》卷3，记巫术、幻术活动中的音乐； 《开元天宝逸事》卷下，记乞巧节中的宫廷宴乐；《传奇》“文箫”，记中秋节民间音乐活动；《传奇》“崔炜”，记中元节开元寺百戏；《朝野佥载》卷3、《明皇杂录逸文》，记上元日宫廷音乐活动；《大唐新语》卷8“文章第十八”，记上元日的贵族音乐活动；《杜阳杂编》卷下，记宫廷丧葬中的挽歌；《朝野佥载卷2》，记舞溪蛮的丧葬音乐活动；《酉阳杂俎续集》卷4“贬误”，考辨挽歌的由来等。这些民俗音乐文献多涉及活动、或只是简单提及在某种活动中用到音乐，而对音乐本体的文字叙述较少。如《剧谈录》卷下“真身”，叙述咸通十四年长安城迎接舍利的情景：
至京日，上与诸王亲御城楼。坊市以缯彩结为龙凤象马之形，纸竹作僧佛鬼神之状，幡花幢盖之属，罗列二十余里。间之歌舞管弦，杂以禁军兵仗。
这段文字对城坊间喜迎真身舍利的热烈场景有一定记录，并兼及音乐，但对音乐本体则仅以“歌舞管弦”四字简略叙之。
唐五代笔记中的民俗音乐活动文献至少二千五百字，为笔记音乐文献总量的4.6％。
（三）宴乐活动文献
唐五代笔记中的宴乐活动文献至少五千一百字，除志怪音乐文献中存有宴乐过程的记录之外，也有纪实性文献记录唐代各个场合的宴乐活动，如：《中朝故事》叙述樱桃熟时皇家的郊外游宴活动；《开元天宝逸事》记巨富王元宝的冬月炙酒宴乐；《剧谈录卷下》“刘相国宅”，记贵族刘相国的奢华家宴；《隋唐嘉话》卷下，记中宗时期的近臣通过宴乐歌舞求官职等。宴乐作为唐代主流的音乐活动和消费娱乐方式、在各种人群中均存在，这些文献如实反映了这一事实。 唐五代宴乐文献至少五千一百字，占笔记音乐文献总量的9．4％。
（四）宫廷音乐活动文献
唐五代笔记中的宫廷音乐活动文献数量较少，基本情况如下：
乐悬文献，见存于《酉阳杂俎前集》卷1“礼异”、《唐阙史卷下》“太清宫玉石像”条目中，但这两条文献均只是对“乐悬”或“雅乐”二字一带而过，并无具体描述，近一百字，占总量的0．2%。
鼓吹乐文献，见存于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短箫铙歌”条目，《隋唐嘉话》卷中亦有片段文字提及丧葬鼓吹，这些文字均较简略，共一百六十字，占唐五代笔记音乐文献总量的0．3%。
宫廷音乐机构：这类文献主要叙述梨园、小部音声、乐官称谓的情况，见存于《明皇杂录》、《甘泽谣》“许云封”、《刊误》“都都统”与“礼仪使”条目中。如留存《事始》，记唐代教坊最初设立的时间与目的；
如《刊误》“都都统”条目，记宫廷伶人之头目被称为“都都统”。这些文献至少八百七十字，占总量的1．6%。
（五）乐人文献
唐五代笔记中叙述的音乐人物及其音乐才能约有一万二千字，这些音乐人物包括：乐妓、乐工、乐官和文人音乐家。记录音乐人物的笔记有：《北里志》10条、《北梦琐言》8条、《唐国史补》9条、《云溪友议》6条、《朝野佥载》6条、《甘泽谣》5条、《开元天宝遗事》5条、赵璘《因话录》4条、《酉阳杂俎》4条、《本事诗》3条、《大唐传载》3条，此外，《唐摭言》、《唐阙史》、《杜阳杂编》、《录异记》、《独异志》、《明皇杂录》、《大唐新语》几部笔记各记录2条，《剧谈录》、《三水小牍》、《幽闲鼓吹》、《隋唐嘉话》、《金华子杂编》、《云溪友议》几部笔记各记录1条。
唐五代笔记对于各种身份的出色乐妓叙述尤多，其中涉及她们的音乐才华、并由她们与周边人群的交往反映出其社会影响和社会地位。如孙棨《北里志》是一部专述唐代长安平康坊青楼乐妓的笔记，内容多涉乐妓的各种才能，包括她们的音乐才能，并叙述这些乐妓与文人之间的音乐交往活动。其他有关青楼乐妓的文献大体与此同类，如《云溪友议》卷下“温裴黜”条记录：
裴郎中諴，晋国公次弟子也，足情调，善谈谑。举子温歧为友，好作歌曲，迄今饮席，多是其词焉……二人又为《新添声杨柳枝》词，饮筵竞唱其词而打令也。……宴席中有周德华。德华者，乃刘采春女也。虽《罗唝》之歌，不及其母，而《杨柳枝》词，采春难及。崔副车宠、爱之异，将至京洛。后豪门女弟子从其学者众矣。温、裴所称歌曲，请德华一陈音韵，以为浮艳之美，德华终不取焉。二君深有愧色。
它反映了唐代文人诗歌创作与乐妓音乐传播之间的积极互动关系，在乐妓音乐文献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关于乐妓的音乐才能，唐五代笔记中也有多处记录，如《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记歌女永新“每对御奏歌，则丝竹之声莫能遏”。
唐五代笔记中亦有许多乐人和音乐家的记录，如：《杜阳杂编》记宫廷乐人李可及，编“叹百年”、“菩萨蛮”队舞、善唱新声曲，有多种音乐才华；《云溪友议》卷中“云中命”，记当时的出色乐人“张野狐觱栗、雷海青琵琶、李龟年唱歌、公孙大娘舞剑”等。这些文献是唐代乐人音乐活动的具体反映。
唐五代笔记中也记录了一些文人音乐家的音乐活动，如《金华子杂编》记录《乐府杂录》作者段安节“仕至吏部郎中、沂王傅，善音律，著《乐府》行于世”，
赵璘《因话录》卷2“商部上”，记李汧“以琴书自娱”，能“自造琴”，曾“自撰《琴谱》”，
《北梦琐言》卷4，记高测“聪明博识，文翰纵横，至于天文历数，亲棋书画，长笛胡琴”。
唐五代笔记中有关乐人的文献至少九千六百字，其中：乐妓文献至少五千字，占笔记音乐文献总量的9．2％；乐人、乐官、文人音乐家文献至少四千六百字，占总量的8．5%。
五、音乐思想文献
唐五代笔记中的音乐思想文献存留甚少，论述较为集中的是李涪《刊误》“论乐”，这段文字记录李世民与祖孝孙论乐，李世民阐述“悲悦在人，非因乐”的思想，与《贞观政要》等文本中的记录大同小异。此文献共308字，占总量的0．5%。
六、前代音乐叙事与外域音乐文献
唐五代笔记中已有不少文献叙述唐代以前的音乐事项。尤其以留存《事始》、王叡《炙毂子录》、马缟《中华古今注》、段成式《酉阳杂俎》几部笔记存见最集中，其余分散于《独异志》、《鉴诫录》、《刘宾客嘉话录》等笔记中。这些文献中，《事始》叙述乐器的起源，其时间跨度多为上古时期，《墉城集仙录》“弄玉”和《中华古今注》“短箫铙歌”等条目，叙述周代的音乐，其余均叙述汉魏六朝以来的音乐及音乐活动。这些文献至少五千八百字，占唐五代笔记音乐文献总量的10%。
值得注意的是，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下20个音乐条目，是在晋代崔豹《古今注》卷中“音乐三”全文的基础上、略作增补或删减的抄录，马缟在“序”中亦说：“昔崔豹《古今注》博识虽广，殆有阙文，洎乎广初，莫之闻见。今添其注，以释其义。”可见，马缟撰著的目的就是对《古今注》进行补充和加注。唐代王叡《炙毂子录》中的乐曲文献，其中一部分也是《古今注》乐曲文献的缩简。唐五代笔记中出现的前代音乐叙事说明：此时期的笔记音乐文献已注重对前代笔记音乐文献进行学习和继承。
唐五代笔记中的外域音乐文献4条，分别见于《酉阳杂俎前集》卷4
“境异”、《杜阳杂编》卷中、卷下。这几条文献分别描述龟兹本族音乐或浙东国、女蛮国、日本国进贡的音乐，这些文献共三百七十字，占总量的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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