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拿得出手的都没有”

在采访中李建民谈到，这次农民影展收到了几十部作品，但质量都很差，“农民在很大程度上制约自己的发展，一方面是文学修养不够，大多数农民导演都是初中高中毕业，文化水平都不高，拿个DV就来拍，剧本的深度不够，台词比较粗糙；另一方面是演员水平不高。单凭一种激情，别人拍，我也拍，结果拍出来没有很好的平台播出”。他提到邢台有位教师也曾用DV拍了一部电影，但后来放弃了，因为“伤心”了，“花了很多钱，没有回报，家里人也不理解”。

“一部分农民导演最终是会走出来，就像大浪淘沙，有的沉了，有的做出来了。”李建民说现在农民所拍摄的电影中一部拿得出手的都没有，必须提高质量。“农民电影的瓶颈在于缺乏思想，主要表现在专业知识上。”李建民认为因为水平有限，再加上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农民电影的发展可以说举步维艰。“石家庄的一位农民导演拍了部电影，大家看了都说挺好的，但是没有播放平台，得不到影视专业机构的首肯，现在还背负着几十万的债务，真是太悲哀了。”李建民说他和大家做农民影展，就是要倡导一个理念：农民也能做出好作品，他自己还有一个心愿，就是让农民电影也进入影院播放。■文/本报记者赵丽肖

农民的表达渠道越来越多了

对于农民拍电影这种现象，文化圈的人是怎么看的呢？记者采访了集传媒人士、作家和文化学者于一身的师永刚。

■记者：有人将农民拍影视剧视为农民文化意识的觉醒，是这样吗？

■师永刚：我个人觉得不能这么说，这不是电影界一种新电影产生的可能性，而是社会进步到一定程度而产生的现象。但我是觉得他们还不足以对影视圈产生什么冲击。

农民拍电影是一种业余爱好。以前拍个片子很贵，因为摄像机不是人人买得起，现在这个技术上的难题解决了，谁想拍都可以，农民中的文化人获得了一部分钱，然后投入到自己的爱好中。

■记者：我们怎么看待农民扎堆拍电影？

■师永刚：农民拍电影也许可以叫一个现象，农民的表达渠道越来越多了，只不过农民在拍摄过程中更多地拍出了农民的特色。实际上农民拍摄的电影是个人理想的延伸，对自己比对观众的意义更重要，我们应该抱着赞赏的态度。

很多时候，农民拍电影就是个新鲜事儿，是一类新闻事件，就好比农民上太空了似的。在大家的概念里农民不能拍电影，所以对他好奇。事件本身刚开始是新闻事件，后来成了娱乐事件，最后演变为商业事件，农民作品成了一个噱头，你比如说《不是闹着玩的》，到从演员到导演再到制作公司都是专业人士，只是因为以农民导演为原型，就用了这个噱头，农民反而被中国电影利用了。

■记者：最近农民导演们还开了个首届农民电影展，这又是一种什么心态？

■师永刚：你拍过一个片子，偶然有人说好，拍得不错。但你是圈外的人，就想得到圈内的认可。一百个农民拍出两百部好片子是不正常的，这是一个农民自发的，弄着玩儿的事情，他们需要得到承认，自己组织一个电影节，评个奖，也是农民文化以及表达方法多样化的体现，是一种进步。

■记者：农民电影从技术角度看，有没有可取的？

■师永刚：我听说一些电影里穿帮镜头到处都是，抗日战争的片子里还有铺瓷砖的二层小楼，我觉得这是一种娱乐行为，有点像是恶搞。

技术上，农民拍电影跟前两年大学生拍DV，凤凰卫视搞DV大赛是一样的，有的确实拍出来，拍出来的东西其实是找到了一种新的表达自己的方法，尤其是技术上的拥有者。客观上讲，几十个上百个农民拍影视作品，我不认为是一个趋势。现在有农民造飞机，那就是自己的一个爱好，就像中国有一万个农民写诗，你不能说农民写诗是个趋势。

不排除有几个拍得不错的，十个农民里可能有一个。

■文/本报记者赵丽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