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以后，我的母亲回忆高考，会记起那些充满着沙沙声响和古怪气味的夜晚。

那是1977年，青岛郊区的一个乡村，我的母亲是小学教师，面对生命中的第二次高考。1966年，作为全校最优秀的学生，她曾经面对生命里的第一次高考，做好了一切准备，离预定的考期只有10天时，接到了延期考试的通知，就地搞文化革命。谁也没想到，这考期一延就延到了11年之后。

历史上民族的复兴，多数是从教育开始。恢复高考，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标志。当然，我的母亲并未想这么多，她的目的很简单：上大学，摆脱掉民办教师的身份。她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自己温习。在一群蚊子的嗡嗡监督下，一盏马灯的黯淡光辉里，每天温习到深夜。熬到困得不行了，就去蚕室——那可不是司马迁惨遭阉割的地方，而是实实在在养蚕的房间——睡觉。那里有一张破烂的乒乓球桌，她就在那上面，呼吸着古怪的气味，缓慢地沉入了睡眠。蚕宝宝们在无休无止地进食，那沙沙的声响像风雨急骤，侵略着她的梦境。在那张乒乓球桌上睡了两个月，她的健康因为过度透支精力差点毁掉。然而，她还是挺过来了，以32岁高龄考上了大学，成为那里最老的学生，比老师还大1岁。

母亲就是传说中的“老三届”。提起高考，他们的感触绝对超出常人。那是大时代里的一个小波折。对于个人，这个小波折却是十年光阴的白白蹉跎，甚至会是笼罩一生的的噩梦。

今天，是2006年高考的第一天，窗外是阴沉沉的天空，似乎暴雨将至。高考期间多雨水天气。似乎许多人回忆中的高考，都笼罩着淫雨霏霏。我记得自己高考的那一天中午，透过窗户，看着暴雨冲刷着大地，无心温习功课。我早就知道等待我的结果会是什么。上学时，我不是个好学生。因为我理科实在太差。不瞒您说，我数学考过28分。高三时，我担心自己的数学成绩会闹笑话，就留了一级。我到了高二某个班。我祈祷会找个数学好的同桌，可以帮我一把。我注意观察，发现他真是非常了得。数学题目做的飞快。我连题目还没看懂的时候，他已经有了答案。我暗自高兴。

过了几天，和新同学熟了。有个哥们告诉我，我同桌的数学在期中考试考了2分。注意，我们的分数机制不是5分制，而是百分制。我瞪大了眼睛——为什么我的眼睛比较大呢，因为我经常碰到不可思议的事情——这还不算完，哥们告诉我，照着我同桌抄袭的那位同学反而得了8分。他很纳闷地问我同桌：我是完全照搬你的，怎么你的分数会比我低？同桌不好意思地说：快要交卷时，我觉得有3道选择题做得不太对，就改了，没来得及通知你。

在这样的环境下，你可以想象，我的数学成绩会怎样。我还要透露给你一个秘密，我那28分的数学成绩也是抄袭来的。请不要瞪眼睛，再瞪也没我大。我一直在作弊，除了高考之外。但我从来没有被抓住过。最保险的方式是这样的，请另一考场的同学在做完大部分题目后，出去上一次厕所，把答案塞在某个隐秘位置。我计算好时间，晚些去，把答案取回来。因为高考禁止出去尿尿，我的作弊计划落空。那年我的数学成绩是一个传奇，恕我不能向任何人透露。

我还记得，那个暴雨过后的下午，一位女同学在考场上因过度紧张而晕倒。那是她第4次参加高考。这还不是最高纪录。据说，邻校有位仁兄，复读了5次，最后考上了人民大学。女同学落榜后，死心嫁人。从前她美丽而沉默，去年我又看到她，和女儿在一起。女儿背着大书包，低着头，女同学正在絮絮叨叨地呵斥她，面容异常苍老。

落榜后，我拒绝了复读的机会，回避了母亲的命运之路。高考是一座山，我爬不过它，但我可以绕过。我想，它不是唯一的通道。我的老师有一个笨拙的比喻：高考如同农村的“扬场”。刮风时，将麦子高高地扬起来，饱满的麦粒落在近处，干壳和瘪子就落在远处，前者会做成白面馒头，上得了台面，后者就只配用来喂猪。我对这个比喻很反感。从麦子的角度出发，喂猪或者喂人没什么区别。 还有另一个杀气腾腾的比喻：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那时侯的大学录取比例非常之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有足够骄傲的资本，他们是通过了独木桥的少数胜利者，人们喜欢称大学生为“天之骄子”。一进大学，如同进了保险箱，前途似锦，笃定有一个铁饭碗，一座好房子，一个体面对象……自从大学扩招之后，骄子成了饺子，不再是稀罕物，上大学不再是难事，它变成了多数孩子生命中的一个必须的驿站。命运之神不再通过高考充分展示它的温情或者残暴，一考定终身的岁月就这么过去了，或者即将过去。

高考，高考，你曾是多少人的光荣，又曾是多少人的隐痛。而所有的光荣与隐痛，都隐藏在我们回望流金岁月时那灰色的眼眸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