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每年正月初一一大早，唤起我常常是一声宏亮的拜年声：兰家先生，拜年拜年！这是歪嘴依姆每年除工作之外准时的拜访，也是一年中她唯一穿戴齐整、干净的一天。

歪嘴干的是很卑贱的活计，倒马桶。那时的老市区没有几个公厕，大多数的市民都是在家解决便溺问题，家家都有马桶，也就有了倒桶这个职业。歪嘴年青时嘴不歪，应是后来得了面瘫，又未及时治疗，导致嘴歪眼斜，也让她得了个这样的绰号，有人也叫她倒桶嫂，没人知道她的名字。

歪嘴个儿不高，大约就一米五左右，我认识她时她应该已经四五十岁了，总是穿着灰蓝色的布褂，前襟半吊着，露出里面说不清是什么颜色的秋衣，裤脚就是冬天也卷得老高，脚下一双褪了色的解放鞋。每天凌晨，她会准时出现，从家里拎出马桶到门口倒进环卫工前来收粪便的绿色推车，再把马桶洗干净送回来。三百六十五天，从不缺席，每月也就五元的收入，整个南营巷的马桶都是她倒的。常年干着这样活，身上难免带着异味，只是她自己不太感觉。劳作之余，她好喝两口，有时歪嘴上还叼根烟，这让她跟普通的市井女人有点不同。

歪嘴嗓门大，但因为嘴歪了说话不太利索，而且总有些不满，声调里就带着宣泄，骂她不知所踪的老公。对孩子们，她总是很热情，因为脸上的缺陷，笑容有些狰狞，但她的热情是真心的，所以我们都不怕，听到她含混的大嗓门觉得挺亲切。每年的正月初一，听着她拜年说的吉利话，就算被吵醒也不会生气，反而觉得歪嘴都来拜年了，该起床吃太平面或年糕汤了。

歪嘴住的地方离我家就几个门牌号，一个在过道里用木板隔出来小隔间，里面只放得下一张单人床，所以歪嘴大多数时候都是坐在过道的木凳上，守着她那四面透风的栖身之所。我有个同学住在这个过道通往的正宅，据说歪嘴与她家沾亲带故，所以收留了她。

歪嘴有自己的社交圈。象我外公这样的读书人，她是高看的，她与我的大舅挺谈得来。大舅传说是外婆捡来的，从小不喜读书，长大后东游西荡，结交的都是贩夫走卒，没有正经营生，熟知从东街口到南门兜方圆内的各种小道消息。他常与歪嘴一起抽烟喝酒，在外公眼中，这个大舅应该就是没救了，四十好几的人，没成家，却有个不认他的女儿，没工作，靠打零工赚些散碎银子，身上还有很多读书人看不惯的恶习，是家中的边缘人物。一天，歪嘴来报信，说大舅吐了好多血。我那时在上学，回家后听母亲说大舅胃出血，送到医院没救过来。那时候，我觉得家里除了我妈，没太多人伤心，更多的是感到意外，但我见歪嘴哭了一场。

歪嘴的老公据说解放前跑到了台湾，一直杳无音信。八十年代初，大陆与台湾通了消息，我的姨婆很早联系上我们，歪嘴听说了，便托外婆打听她老公的下落，后来真的有了她亲戚的消息，零星给她寄些钱物，加上卫生条件的改善，她慢慢不再干倒马桶的营生了。

每年正月初一，歪嘴依然很早就上门来拜年，身上的衣服光鲜了许多，脚下也不再穿解放鞋了，而是人造革的鞋，黑亮黑亮的。再后来，南营要拆迁了，她来问象她这样长期寄居的是不是也能分到房，管拆迁的人说她可以申请公房。等着回迁的日子，我们没有歪嘴的消息，希望她能住进自己的房子，有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