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中国当代文学的有与无

第一章  乡愁、现实和精神成人

第二章  诗歌的根据地：地方与时代

第三章  文学身体学

第四章  散文的写作伦理

第五章  散文的后面站着一个人

第六章  叙事也是一种权力

第七章  短篇小说的写作可能性

第八章  消费社会的叙事处境

第九章  先锋小说的生存哲学

第十章  先锋就是自由

第十一章  颂歌时代的写作勇气

第十二章  小说的逻辑、情理和说服力

第十三章  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

余论：从密室到旷野

附录：简论三十五位作家

后记

    今年七月，在北京的一次小型聚会上，作家出版社新任社长何建明先生，提出要为我们几位批评家出一套丛书，当时谈兴很浓，编辑安然女士甚至提出了周密、详细的计划，但我心里并没有怎么在意。我一点都不怀疑作家出版社的诚意，只是，考虑到现在的出版形势，批评丛书市场堪忧，我不愿鼓励出版社涉险。说句实话，我个人出书至今已超过十种，但没有哪一本书给出版社带来了经济损失，因此，我从不让出版方为难，只要对方稍有疑虑，我都会主动放弃出版机会。我一直认为，学术道路固然寂寞，但也不能孤冷到在偌大的中国连几千个读者都找不到。尤其是当代文学批评，更应有力地介入当代人的阅读和生活，寻找属于自己的发言空间。
    没想到，回广州没几天，我就接到了何建明社长的信息。丛书已经进入操作阶段，入选的批评家阵营也有所扩大。安然女士更是频频电话催稿。他们的工作效率，让我感动。按照当时的意见，这本书要编定为有代表性的著作，安然尤其告诫我，同一套丛书的作者，多为我所敬仰的前辈，切不可大意。我迟迟没有交稿，就在于一直犹豫，这些连自己都不怎么满意的文字能否忝列其中。
    我非常清楚，文学批评是最容易衰老的文体之一，寂寥、没落将是它必然的命运。我的同行何向阳女士曾感叹到：“我是选择当代文学作为专业方向的一分子，当时间的大潮向前推进，思想的大潮向后退去之时，我们终是那要被甩掉的部分，终会有一些新的对象被谈论，也终会有一些谈论对象的新的人。这正是一切文字的命运。”——我感同身受。王阳明说，“持志如心痛”，但在这样的时代，想持批评之志，尤为艰难；面对批评界的喧嚣、轻浮以及日益严重的审美无能，也非“心痛”二字可以形容。
    我需要整理自己。编这部书稿，就是一个很好的整理自己思绪的机会。我突然想起，到二○○八年，我从福建移居广东，足十年矣。十年一日。十年一梦。这十年中，我先后在南方都市报、广东省作家协会、中山大学中文系工作，三家单位各各不同，但对我均有厚谊，也都很好地助力了我的文学研究。我感念于心。也许，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十年，有艰辛，也有收获。为了纪念这段难忘的时光，本书收录的各章文字，最早的写于我初到广州之时，最近的写于今年，章节之间的联系，看起来并不紧密，却也包含了我这些年思索文学的心得，自有其内在的整体性。我是想通过这十年的回溯，看看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又将如何走下去。尼采说，历史感和摆脱历史束缚的能力，同样重要。
    取名《文学的常道》，个中的含义，我在自序里多有论及。文学初看起来是变道，总是在革命和创新，深究下去就会发现，它所坚守的还是人类精神的常道。没有常道，就没有人心的基础，也没有批评的立场。批评要有否定，也要有肯定，而肯定和否定的背后，表明的正是常道之于文学的重要意义。
这是一个重变道、不重常道的时代，也是一个欢迎否定、无从肯定的时代。所以，是大时代，也是生命沉闷、灵魂受苦的时代。生命与灵魂，是我须臾不敢忘的主题词，十年前如此，十年后还是如此。因此，我常常提醒自己，假如学术对我而言不再是生命的学问，我的研究就可以停止了。
    特别要说明的是，书中各章，均曾作为独立的文章，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小说评论》、《花城》、《钟山》等刊全文发表过，并被多家选刊所转载。这些年来，上述杂志的主编和编辑们，给了我很多支持，他们是我最应该感谢的人，借此机会，一并致敬。

                                               谢有顺
                                      2008年10月27日记于龙口西路记

    谢有顺附记：本人并不负责办理邮购业务，因此，想买此书的朋友，去书店和网络上找，应该有。千万不要汇款给我本人。已经汇了款的，两个月后会自动退回，请查收，并请见谅。零九年二月四日。

如何丰富中国文学的精神内涵与意义空间？

　　文学批评家谢有顺的新著《文学的常道》最近出版了。所谓“常道”，指的是文学中亘古不变的生命意识、价值精神，是作家和批评家重新确立的文学价值观、复活的道德心灵主张。
　　书中收录了谢有顺近些年来创作的一批揭示文坛现状、重审文学精神的批评文章和论文——从文学的身体学到诗歌的精神根据地，从消费社会的叙事处境到散文的写作伦理，无不呈现出犀利的文学直觉与理论的深度探讨。这本书可以视作一位当代文化践行者面对文学发出的生命理想与精神创造力的召唤。
　　《文学的常道》所收录的文章，几乎都与当代文学潮流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对“先锋小说的生存哲学”的探讨还是凸显“颂歌时代的写作勇气”，无论是思辨 “小说的逻辑、情理和说服力”抑或对“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的重申，作者都在展现他的一种鲜明的精神特质——对时下文学存在价值的拷问与反思。不论是论述文学身体学、写作伦理抑或叙事权力，作者所思考的其实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传统和未来走向。“五四”之后的中国文学，讲求的是一种脱离中国文化生命的事功，却丢失了文学本应具备的根本立场，逐渐沦为政治的工具和语言的游戏。超越文学书写的经验自我和自然实事，逼视文学的灵魂叙事，从而呼唤一种出于生命、对应文化理想的不变的价值，便成为作者力图追求的价值目标。
　　出于对“只是关涉国家、民族、社会和人伦”的现世文学可能造成的终极价值的匮乏的警惕，作者提出了融通古今的文学整体观，以期弥合中国文学长期对文学灵魂与精神的忽略。所谓文学的整体观，就是指“一个作家的写作不仅要有丰富的维度，它还必须和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传统有着相通的脉搏和表情”。由于我们的文学长期停留在国家、民族、社会、政治等单一的层面，导致作家的心灵向度的趋同、传统精神价值的断裂以及文学的物感化。作为矫正，作者认为扭转文学创作与研究停滞不前的关键，在于实现文学由单维度向多维度推进的转变，使中国文学重新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与意义空间。作者熟稔当代文学，理论武器犀利，思想锋芒毕露，在揭示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历史性缺失时，不但没有学理阐释的枯燥乏味，反而展现出思想的魅力与理论的深度，将那些久被遮蔽的文学生命一一揭示。
　　人们面对同时代的现象与问题时，通常会陷入到思维判断的两极，或沉迷或批判，而少有能远距离省察者。值得庆幸的是，谢有顺并没有陷入到思维的误区，而是进行了有效的整合。以《文学身体学》一文为例，作者从历时性的角度审视了中国文化对身体的贬抑，对思想与身体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考察，意识到这样一个习焉不察的真相——“在一个充满强制的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才会要求文学写作必须抽空身体和身体的细节”。但作者并不以此为满足，在发掘出身体叙事的反抗意义的同时，他又敏锐地察觉出肉体乌托邦的话语威胁，对将身体简化为肉体的思想倾向表示出了高度的警觉。事实证明，谢有顺的担忧并非没有根据，近些年来不断发展的身体叙事逐渐地走向了一种新的身体专制，恰恰证明了其观点的超前性与敏锐性。

    《文学的常道》，谢有顺著，作家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3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