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为地震灾区做三件事情
——答记者问
记者：四川汶川大地震后，你一直在关注灾情吗？
谢有顺：是的，不可能不关注啊。我每天看电视，这些天什么事也没做。这几天看电视的时间，可能比起之前一年还多。心里很难过。说句实话，现代媒体有时是很残酷的，因为它可以把那些悲惨的场面直接呈现在你面前；但心里也很感动，为那些救灾的人群，还有那些坚韧的生命。
记者：大家都感受很深。
谢有顺：对，我尤其受感于那些真实的细节和场景，相比之下，空话套话显得那么苍白。在这么大的灾难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我有一个朋友被地震压在危楼下三天差点丧命，我多个朋友告诉我，他们全家连续几天住在外面或者住在车上不敢回家，我还有一些朋友已经到北川做志愿者了，他们用短信向我描述灾后的情景——总是会有直接或间接的信息在提醒你，你也在承受这一场空前的大灾难。
记者：你有没想过也去做志愿者？
谢有顺：想过，但理性告诉我，还是别去，免得给当地的救援工作添乱。现在灾区最缺的是医务人员，或者是有救援知识和心理辅导知识的人员，可我什么也不会，去了只会分灾区人民的口粮和饮用水。也未必进得去。
记者：那你准备为这次地震灾害做点什么？
谢有顺：现场救灾是轮不到我们了，灾后重建却是长期的，每个人都可尽一分力。我这几天，一直准备做三件事情：一是领养一个地震孤儿；二是组织朋友一同去重建后的北川中学或别的学校义务做一个学期或两个学期的老师；三是联合朋友们、尤其是写作的朋友们一起在灾区捐建一所或多所小学。
记者：你有领养孤儿的条件吗？
谢有顺：我符合领养者的条件，而且在众多竞争者中，肯定还算是条件优越的。现在想领养的人很多，而真正的孤儿其实是不多的。所以我除了准备按要求登记申请之外，还托成都、绵阳的朋友帮忙，看能不能在灾后让我有机会达成心愿。孩子交到我手中，我一定会将他（她）培养成人。
记者：你是大学教授，会教中学的语文吗？
谢有顺：没问题，我不但能教中学语文，我还会教小学语文。我有这方面的教学经验。我初中毕业后，读的是中等师范学校，后来又保送去读师范大学，受过全面的中小学教学训练。我也曾具体做过小学、初中和高中老师，最少的，也做过三个月时间。我曾戏称，在中国，我可能是唯一一个三十五岁时就教过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硕士、博士的人。过去近二十年的人生经历中，我教过小学，教过初中，教过高中，做过他们的班主任，且教学成绩极其优秀，我还教大学，现在也带硕士和博士。迄今为止，除了幼儿园，中国所有的学制我都教过了，这种经历是一般人所没有的。我如今在大学，一年中可以有一个学期不排课程，只要单位支持我，没课的那个学期，我可以去四川灾区的中学或小学义务做老师，这是完全可行的，我已经同一些同行商量过了，也动员他们去，到时，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去某所学校，我教语文，别人教英语、音乐或别的课程，现在灾区学校被破坏成那个样子了，即便重建了，也肯定会缺老师的，我不会说那些感人的话，但我愿意为他们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这个愿望我也同绵阳的朋友说过了，请他们到时帮忙联系，看他们是否需要我。
记者：捐建一所小学，大约要不少钱吧？
谢有顺：尽力而为，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但做点具体、有效的实事总比空谈更有价值。说句实话，这次大地震后，我是很怕作家们又在那里空喊口号，或者又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去写那些谁也不看的应景的报告文学的，我觉得这样做极其无聊，但肯定有很多作家都在想这么做了，这无非是想讨好一些官僚机构罢了，这种资源浪费对灾区人民来说，简直是在犯罪！中国文化界，有些人我不知他们是怎么想的，每逢这种灾难，就扎堆去写那些可笑的、根据新闻报道剪贴而成的报告文学，然后花三四万元公款把它结集出书，若是再开一个研讨会什么的，总共就得花十万元，可是它对于灾难中的人群有丝毫意义么？谁也不读，连那些组织者自己也不读，纯粹是把文学当作政治来搞！你看吧，灾难一过，这种书又会出版一大堆的，每个省估计都会出好几本的，把出这些书的一大笔钱拿去救援一些具体的灾民，不是更见实效么？但他们不会这样想的，很可笑，很中国！在我看来，作家们对灾害的反应思维如此单一，也是作家的社会公信力越来越下降的原因之一。因此，我反对这种空谈，我愿意做一点实在的事情，比如倡议捐建一座村级小学。这几天和一些朋友沟通，他们都愿意响应这个计划，我正倡议更多的朋友或作家参与到这个计划中来，这需要凝聚更多人的爱心。我也同在北川做志愿者的朋友联系过了，让他们有机会的时候，和当地教育部门洽谈好，我们一起来筹款。只要找几十个有此意愿的朋友，估计就能捐建起一所小学了。但现在灾区一片混乱，估计是要缓一段时间才能和他们对接的。其实，我的意思，不仅是筹钱帮那里建校舍，而是希望每一个捐助者到时都能去那个小学看一看，保持联系，间或也给他们提供一些别的帮助。我自己也是来自偏僻农村的，我非常清楚，这些来自远方的帮助是很能激励孩子们的学习热情的。大地满目创痍，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但办教育肯定是首当其冲的。
记者：听说你老家小学的教学楼也是你倡议捐建的？
谢有顺：我自己老家的事么，肯定要尽力而为。当时我们老家小学的教学楼已经是危房了，县里财政有困难，帮不上忙，而假如不重建教学楼，教育部门就要撤消我们老家小学的完小建制，这样一来，一百多个小学生就要每天走路到近五华里以外的别村小学上课，这是一件大事，简直是千钧一发了，于是，我就向教育部门提出，暂缓撤消我们村的完小的决定，我来筹钱，结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村就重建了一幢高三层、有九个大教室的教学大楼，还修了校门、操场，建了电脑室、图书室，建设过程中，由于我们村没有公路，所有的建筑材料几乎都是靠肩扛手提搬上来的，花费的人力可想而知，总共花了四五十万元，完全由民间筹资。另外，我们村有一条大河，叫汀江，村民分散住在江的两边，平时靠摆渡船来往，到发洪水时，对岸学生坐渡船上学就显得很不安全了，所以，建学校的同时，我还支持我们村建了一座大型的石拱桥（宽八米、长二百米），所花的建桥费用一百四十多万元，大部分也是由我们村民自筹的，这对一个贫困县的村庄来说，是一个壮举了。后来此举令一些县领导感动，补拨了建设小学所需的一部分款项。而建桥的巨额资金缺口，却没有任何部门关心，我也懒得和他们交涉了，宁愿自己发动朋友们一起来筹措。我说这些的意思是，在中国的基层，生存之艰难依然远远超出一些人的想象，所以，你要了解中国，就得了解真正的中国农村，尤其是像我老家或像四川灾区那样偏远、穷困的农村。现在一些作家，包括一些外国记者，他们对中国的描述，坦率地说，不仅片面，有些简直是笑话，因为太不真实、也太肤浅了。
记者：你捐这么多钱出去做公益事业，家里人支持吗？
谢有顺：我这一点钱，不算什么，我恨自己不能有更多的能力帮助他们。底层的中国人还是太苦了。一想到这些，就觉得个人很渺小、无力。我做这些，家里人都是支持的，我父亲为了老家建小学、建大桥，在工地上义务劳动了两三年，最忙的时候，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到工地，晚上天黑才回家，连饭都是吃自己家的，我母亲说，他光鞋就穿坏了十几双。但我注意到，我父亲在这过程中，心里一直是快乐的，他作为一个农民，是讲究积德和行善的，在他看来，建桥、修路和办教育，是最有价值的三件公益事业，所以，他在工地没日没夜地干，还要垫付很多钱进去，他都很乐意，由此，村里人也都敬重他，我想，这就是他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吧。比起我父亲这些朴实的农民来，我觉得自己成了城里人后，善心已经慢慢冷漠了，因此，我需要常常警醒自己。这次地震灾害，也是对我的一次提醒。
记者：这个世界如此灾祸连连，很多人都感到悲观，你呢？
谢有顺：我也有一点。地震发生后，灾情如此残酷，我也震惊，在和朋友的电话中，我说，也许人类的快乐要用尽了，接下来，我们将有可能要过更多悲惨的生活。现代人太滥用快乐的权利了，对自然的剥夺那么肆无忌惮，几千年来敬天敬地敬神明的思想也被彻底摧毁，人变得毫无顾忌了，包括在这场灾难中，还有人敢发国难财，还有人敢以灾难的名义骗钱，就是因为我们现有的无神论教育中，不再提天地大道了，这怎么得了？没有敬畏，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爱，也不会有害怕。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讲人要有敬畏之心的，要敬天，敬地，敬畏大人，一旦把敬畏的层面抽掉，人就和动物无异了。看现在的很多新闻，听闻生活中发生的很多事，真是令人触目惊心。今天的人都怎么了？今天的教育还讲羞耻之心、恻隐之心吗？以前的强盗作案时，是要蒙面的，占山为王是要躲在密林里的，那个时候人还是有羞耻之心，还是知道抢劫、做强盗是见不得人的，所以，他们作案一般要趁夜黑风高的时候进行，但现在不是，光天化日之下，就可以骑着摩托车，公然把人的包抢走，不顾人家死活地把人摔倒在地，扬长而去，甚至到了大地震这样的国难当头，照样有人偷盗、诈骗、甚至伸手拿救援款的官员也肯定会有，这些人还知道敬畏和害怕吗？中国古代以来，一直是讲报应，讲来世，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讲子孙后福的，这些都是很朴素的东西，看起来迷信，其实对人是有教育作用的，它使人在作恶时心里会发怵，手会发抖，会想到自己会不会不得善终，会想自己这样会不会把子孙的福气都败掉，当他这样想的时候，约束就来了，灵魂就会起来审判他了，这些，就叫道德律。所以，这个世界是有天地大道的，不敬畏不行。人以为自己能胜过天地和自然，其实根本不是，在天地面前，人何等渺小，无助。现代人貌似强大，其实恰恰是最脆弱和最可怜的。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存境遇正在变得破败不堪，前行的道路困难重重，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轻易乐观。尤其是作家，理应是一个时代精神的先觉者，他若能具有一种悲观体验，这就意味着他有一种自省意识，一种面对生存困境的勇气。其实，并非一切的悲观都是消极的，相反，文学意义上的悲观体验，恰恰可能是一种在写作绝境中的新生，它常常是积极的。安德列·纪德在《人间粮食》中说：“你永远也无法理解，为了让自己对生活发生兴趣，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努力。”这就是一种对生活悲观却积极的反应。顾随先生常说：“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态，过乐观之生活。”说的也是相似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既要告诉我们生活是怎样的，也要告诉我们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和可能是怎样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现在的文学常常令我们失望。这也是我越来越厌倦阅读当下作品的原因之一。
2008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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