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以来写风景写得最好的作家是鲁迅和沈从文

——关于风景、感官和故乡的一些随想

    ▲我最近说过，我已经在当代文学中很久没有听到一声鸟叫，很久没有目睹一朵花的开放，也很久没有看到田野和庄稼的颜色了。确实，今天的作家，普遍耽于幻想，热衷虚构，惟独不会看，不会听，不会闻，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习惯了用头脑写作，而从来没有想过，作家有时也是要用耳朵写作、用鼻子写作、用眼睛写作的。他们只记得自己有头脑，没想到自己有心肠，也没想到自己还有眼睛、鼻子、耳朵、舌头。作家的感官一旦向外面的世界关闭，转而成为脱离生活实践的观念写作，他们笔下的世界，就一定是静默的，也是单调的。感官的解放，可能是把文学从苍白境地里拯救出来的唯一途径。因此，比起一种心灵的贫乏来说，感受力的枯竭同样值得警惕。
    
    ▲中国当代小说中，几乎找不到好的、传神的风景描写，跟作家叙事耐心的失去也有很大的关系。风景描写看起来是很小的问题，它的背后，其实关乎作家的胸襟和感受力。二十世纪以来，写风景写得最好的作家，我以为有两个：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沈从文。在鲁迅的小说里，寥寥数笔，一幅惆怅、苍凉的风景画就展现在了我们面前，像《社戏》、《故乡》这样的篇章，已经看不到鲁迅惯有的悲愤，而是充满了柔情和悲伤。沈从文的小说也注重风景的刻画，他花的笔墨多，写得也详细，那些景物，都是在别人笔下读不到的，他是用自己的眼睛在看，在发现。像他的《长河》，写了农民的灵魂如何被时代压扁和扭曲，原本是可以写得很沉痛的，但因为沈从文在小说中写了不少“牧歌的谐趣”，痛苦中就多了一种凄凉的美。他们的写作不仅是在讲故事，而是贯注着作家的写作情怀，所以，他们的小说具有一种不多见的抒情风格。我非常喜欢鲁迅和沈从文小说中的抒情性，苍凉、优美而感伤，这表明在他们的笔下，一直有一个活跃的感官世界，他们写作的时候，眼睛是睁着的，鼻子是灵敏的，耳朵是竖起来的，舌头也是生动的，所以，我们能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到田野的颜色，听到鸟的鸣叫，甚至能够闻到气息，尝到味道。当代的小说为何单调？很大的原因是作家对物质世界、感官世界越来越没有兴趣，他们忙于讲故事，却忽略了世界的另一种丰富性——没有了声音、色彩、气味的世界，不正是心灵世界日渐贫乏的象征么？ 
    重申文学写作对风景、大地的重视，并非要求作家简单地返回乡间，因为中国多数的乡间也在遭受破坏，至少，它早已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山清水秀的样子了，写作不能机械地为读者塑造一个虚假的田园景观，而是要面对现实。假如，有那么一些作家，能够记录下这种正在衰败、日益荒凉的景观，甚至写透怀旧背后的矛盾和病症，我想，这也是一种成功的文学书写。
    
    ▲诗意并非只是一些物象，诗意是一种情怀，一种精神。《红楼梦》写的也非乡间生活，但充满诗意，可见，诗意是指心灵还能感受到美和伤感的东西。但我们必须承认，现在的城市生活正在使我们的感官变得麻木。在城市里，我们所看见、听见的，吃的、住的、玩的，几乎都千篇一律，那些精微的、地方性的、小视角的、生机勃勃的经验和记忆，正在被一种粗暴的消费文化所分割和抹平，没有人在乎你那点私人的感受，时代的喧嚣足以粉碎一切，甚至连你生活的时间和空间，这些最本质的东西，都可能是被时代的暴力作用过的，它早已不属于你个人：你到一个地方旅行，可能是置身于一种复制的人造景观的空间假象中；你接到很多短信，朋友们向你表示节日的问候，可这样的节日（时间的象征符号）和你的生活、历史、信仰毫无关系。我们正在成为失去记忆的一帮人，而在失去记忆之前，我们先失去的可能是感觉；正如我们的心麻木以前，我们的感官系统其实早已麻木了。我想起几年前的一次乡下之行，傍晚的时候，看到暮霭把万物一点点地吞噬，才猛然发现，自己有好多年没有看到真正原始的黄昏和凌晨了。城市的灯光工程消灭了黄昏的感觉，而夜生活的习惯又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与凌晨失之交臂，这就是我们的现代生活，一种没有黄昏和凌晨的生活，一种不需要动用感觉也能知道怎样生活的公共生活。我相信你也有过这种感受，只是，未必觉得这种感受背后存在着一种很深的危机。
   

    ▲简单的城乡对立，对于描述一种写作而言，毫无意义。有建设得比较好的城市，也有破坏得比较少的乡村，这要看作家本人的出生地的具体情况如何，不好简单地类比。其实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由于急剧的社会革命，多数人迷信“生活在别处”，很多的作家，把抛弃故乡当作了潜在的写作背景。尤其是对传统中国的深刻怀疑，导致很多作家几乎都对自己脚下的大地、对故乡已经不信任了，他们都有离开故乡、到远方去的写作冲动——这种写作情怀，几乎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直到今日，抛弃故乡的写作依然是主流。这甚至导致了一种新的写作殖民主义的出现。这种殖民，不是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文化的殖民，而是一种生活对另外一种生活的殖民。这恐怕是当今社会最需要警惕的写作潮流。比如，现在很多年青作家，大量写到了城市生活中奢华的一面，喝咖啡，泡吧，逛高级商场，穿名牌，到世界各地游历，等等，这种生活不是不能写，可是，假如作家们都不约而同地去写这种奢华生活，而对另一种生活，集体保持沉默，这种写作潮流背后，其实是隐藏着写作暴力的——它把另一种生活变成了奢华生活的殖民地。为了迎合消费文化，拒绝那些无法获得消费文化恩宠的人物和故事进入自己的写作视野，甚至无视自己的出生地和精神原产地，别人写什么，他就跟着写什么，市场需要什么，他就写什么，这不仅是对当代生活的简化，也是对自己内心的背叛。若干年后，读者（或者一些国外的研究者）再来读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无形中会有一个错觉，以为这个时期中国的年青人都在泡吧，都在喝咖啡，都在穿名牌，都在世界各国游历，那些底层的、被损害者的经验完全缺席了，这就是一种生活对另一种生活的殖民。这种写作的殖民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已经非常严峻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在如今消费文化作主导的文学传播中，有购买力和消费力的人群，可能只关心这样一类奢华生活的故事，以为这就是现代化，这就是美好的未来，而更广阔的人群和生活，并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
    因此，强调写作和大地、和故乡的某种隐秘联系，其实我是想强调一个作家必须有一个灵魂扎根的地方，有一个精神的来源地。当乏力、贫血的纸上文学遍地，我尤为看重文学中那种粗砺、有重量、有来源、在大地上扎根和生长的经验与感受。而就着一种感受力的恢复而言，是不管作家住在乡间还是住在城市，都要遵循的写作政治。

    ▲二十世纪以来文学向内转之后，写作不断地开掘人类内心的风景，可是，内心的风景里除了悲伤、阴郁和绝望，似乎也没有多少明亮的东西，所以，这些年来，恶毒的、心狠手辣的、黑暗的写作很多，但我们却很难看到一种宽大、温暖并带着希望的写作，可见，我们的文化心理是不健全的。只看到生活的阴暗，只挖掘精神的阴私，而不能以公正的眼光对待人、对待历史，并试图在理解中出示自己的同情心，这无论如何都是残缺的写作。这种残缺，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举目可见。因为没有整全的历史感，不懂得以历史的眼光看世界，作家的精神就很容易陷于偏狭、执拗，难有宽阔的胸襟。所以，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一书的开头，就劝告我们要对本国的历史要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钱穆所提倡的对历史要持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这既是他的自况之语，也是他研究历史的一片苦心。文学写作何尝不是如此？作家对生活既要描绘、批判，也要对生活怀有温情和敬意，这样才能获得公正的理解人和世界的立场。可是，“偏激的虚无主义”在作家那里大有市场，所以，很多作家都把一切生活作欲望化处理，或者在写作中充满精神的屈服感，没有一种让人性得以站立起来的力量，写作的路子就越走越窄，精神也越来越阴沉，很显然，这并不是一条理想的道路。

    ▲当代小说要发展，我以为要着力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通过恢复一种感受力，接通一个更广大的物质视野；二是如何从一己之私里走出来，面对一个更宽阔的灵魂视野。我把这两个问题，用一种比喻的方式，把它归结为是从密室写作到旷野写作的精神变迁。所谓密室写作，它喻指的是作家对世界的观察尺度是有限的，内向的，细碎的，它书写的是以个人经验为中心的人事和生活，代表的是一种私人的、自我的眼界；而旷野写作呢，是指在自我的尺度之外，承认这个世界还有天空和大地，人不仅在闺房、密室里生活，他还在大地上行走，还要接受天道人心的规约和审问。这也是张爱玲的写作和鲁迅的写作之间的重要区别。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细节的偏爱（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如她喜欢听胡琴的声音，“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以及她对苍茫人生的个人叹息（她说，“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短的是生命，长的是磨难”），都可以看作是她的密室写作的经典意象，她确是一个能在细微处发现奇迹的出色作家。但比起张爱玲来，鲁迅所看到的世界，显然是要宽阔、深透得多。尤其是在《野草》里，鲁迅把人放逐在存在的荒原，让人在天地间思考、行动、追问，即便知道前面可能没有路，也不愿停下进发的步伐——这样一个存在的勘探者的姿态，正是旷野写作的核心意象。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一直以鲁迅为顶峰，而非由张爱玲来代表，我想大家所推崇的正是鲁迅身上这种宽广和重量。从细小到精致，终归是不如从宽阔到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