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首先恭喜你获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提名名单刚刚公布，作为评委会秘书长，你是这个奖的具体策划者和执行者。现在则成了另一个文学奖的获奖者，对这种身份的转换有何特别的感受？
    谢有顺：获奖永远是一个意外，是写作的副产品，真正重要的还是作品本身。当我策划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时，我就说过，我做好了不再获其他文学奖的准备，这背后的微妙关系你们不一定清楚，我却清楚，但我并不在乎。在作家、批评家的创造力都如此低下的年代，获奖本身并不是什么值得光荣的事情；当文学日益低迷，也没有哪一个人会是胜利者。不可能有什么胜利可言，只有羞愧。为此，我更愿意做一个永远都无法获奖的写作者。我说这话，并非出于谦虚，而是对一种羞愧感的真实回应。我没有想到这届庄重文文学奖会颁发给我，因我从未动过参评的念头，广东这边也未报送我的材料，直到北京方面电话通知我获奖了，我才知道是多名评委现场提名我入围的。我早已过了为一得一失而激动的年龄，文学奖既然无力改变文学的疲软状态，我想，它也无法使一个写作者的内心骄傲起来。
     南方都市报：汉学家顾彬刚刚批评过中国作家做编剧是缺乏专业精神。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文学评论家缺乏这种针砭时弊的勇气。作为评论家你会如何看待类似的批评？你认同顾彬的说法和做法吗？
    谢有顺：抽象地、整体主义地描述一种文学的缺失，其实毫无意义；真正有效的批评需要有一种诚恳的研究精神，必须阅读文本，才能洞察作家的精神局限。顾彬并不太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对中国当代小说，他完整读过的估计不超过二十本，因此，他之前的诸多言论缺乏实证支持，意义不大。作为一个学者，阐释比否定更为重要。顾彬的言论之所以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首先要反思的可能是一些媒体和读者的心理预期，总以为那种横扫一切的否定才是批评家的勇气。如果真是这样，“文革”期间早已把所有文学都否定了，新时期我们又何必一切都从头再来？这种怪现象，正在助长一种不好好说话的文坛习气。一些人，惟恐别人记不住他的观点，总是想把话说绝，越专断越好，每一句话仿佛都染上了话语狂燥症，这样的批评对文学发展能起到什么实质的作用？知识分子读了一堆书，如果不懂什么叫节制、诚恳、知礼，不好好说话，也不懂在自己不知道的事情面前保持沉默，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悲哀？批评精神的核心并不是比谁更勇敢，而是比谁能够在文学作品面前更能作出令人信服的专业解释。空谈几句口号，抽象地否定中国文学，这并不需要什么勇气，随便点开一个文学网站，便可以看到一堆类似的夸张言论；相比之下，我更愿意看到那些有理有据的分析文章。当我们在批判一种话语疲软的状况时，也要警惕一种话语暴力的崛起。
    南方都市报：春天是很多文学奖项颁发的时候，也是回顾梳理过去一年文学成就的时候。这些年来，著名作家的长篇新作年年出版，去年也不乏名家新作。但你在此前答记者问时似乎对这些年的文学创作评价不高。能否谈谈你的看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谢有顺：大多数作家是凭一种惯性在写作，他们不再有文学抱负，也不再为自己的写作建立新的难度，写作不过是他们混世界的一种手段而已。包括我们批评界的人，都在混，看不到几个人是有精神自觉和艺术创造力的。不仅文学界的创造力在瘫痪，你看看政治界、艺术界，还不是一样？会议开得千篇一律，大小领导的讲话背的都是那些词，春节联欢晚会永远是那几个套路，娱乐节目怎么恶俗怎么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哪里还有什么新意和创造力？可见，创造力的衰败已经成了一个国家难题。在这个国家难题解决之前，我想，文学不可能独自好起来。惯性写作的困局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南方都市报：今年初你提出要重新倡导“尊灵魂的写作”，作家不应再局限于经验式写作。另一方面你也说作家应该走出闺房，走向旷野，获取更加广阔的生活经验。两者是否存在矛盾？
    谢有顺：并不矛盾。“经验式写作”这一经验指的是一己之私，而从闺房到旷野的那种经验，则是指一种可以和他人分享的经验，这二者的区别要还原到文章的语境中才能明白。我最近在想，中国小说经过这些年来激进的欲望叙事之后，身体早已不再是隐私了，相反，灵魂倒是成了许多人难以启齿的隐私。你看，在当下的电影、报纸和杂志上，身体经验都是可以被广泛分享和讨论的公共话题，谈论灵魂呢，在一些人的眼中则成了一个笑话。文学界更是如此。太多的小说家，只要一开始讲故事，马上被欲望叙事所扼住，他根本无法挣脱出来关心欲望背后的心灵跋涉，或者探索人类灵魂中那些不可动摇的困境。小说写来写去，无非那点私事，读者也开始腻烦了。这种状况下，我觉得文学不如转身，重新回到探索灵魂的旅程中来。
    南方都市报：在中国很多作家面对现实“失语”，还无法深刻把握和反映现实生活的情况下，提倡“尊灵魂的写作”是否为时尚早？
    谢有顺：灵魂难道不是一种更大的现实？一个作家为何无法深刻把握、描绘现实，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个空心的人，一个缺乏灵魂深度的人。苏格拉底说，没有经过审视和内省的生活不值得过；我想，一种没有灵魂冲突的现实也不值得作家去描绘。作家面对现实时“失语”，与其说是对一种现实熟视无睹，还不如说是一种灵魂的麻木。
    南方都市报：重提作家的“专业精神”也是你今年提出的一个观点。你认为中国作家现在最缺的是专业精神吗？如果是商业大潮让作家失去专业精神，应该责怪这个浮躁的时代，还是作家们自己？
    谢有顺：中国作家缺的东西很多，但“专业精神”是写作的基础，没有它，写作就无从谈起。缺乏“专业精神”的一个基本表现是缺少写作耐心，比如，中国当代的小说中，你几乎找不到好的、传神的风景描写，就跟这种写作耐心的失去有很大的关系。这当然怪不了时代，是作家自己的心乱了。心一乱，一切皆乱啊。
    南方都市报：今年的政协会上，作家二月河提出作家生活不易，应该给作家免税的话题引起争议。你觉得作家在这个时代是需要扶持和保护的吗？
    谢有顺：恰恰相反。我们现在的文学体制，养了太多毫无创造力、与文学无关的人，就他们那一点文学才能，也值得国家花钱来扶持和保护么？很多活在文学体制里的人，二十年没有写过一篇作品了，介绍自己时他也还敢自称“作家”，可见，“作家”一词贬值到了什么地步。各省作协我都基本熟悉，人员一大堆，真正写东西的人，十个里面已经占不到一个了。这个体制问题不先解决，奢谈扶持和保护，受益的肯定不会是真正的作家。

    南方都市报：今年广东有你和郑小琼两个人获庄重文文学奖，占据了相当的比例。而此前你曾经说过广东文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平庸。你现在仍然这样看吗？这种“平庸”的根源在哪里？如何才可能改变？
    谢有顺：我们两个人获奖也并不能改变平庸的现实啊。平庸的根源在于广东文学界有着太深的权力迷信，作家们小富即安的心态也很严重，标志性的作家作品匮乏，创新意识淡薄，很多作家在写作的道路上也缺乏甘于孤寂的气魄。要改变这一文学生态，首先要让作家们意识到，权力、守旧、自得、慵懒，这永远是文学的敌人。

本报记者  田志凌

 附：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给谢有顺的获奖评语：

    谢有顺的评论正直、热情、锐利。他可能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产生直接影响的评论家之一，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置身于中国文学的现场，以丰沛的艺术之心和诚挚、深湛的思想力量，观察、发现、提问和论证。他对人类精神状况的深切关注，对时代复杂经验的深情体恤，对小说、诗和散文的艺术可能性的深入思考，在中国文学精神与艺术疆界的扩展中发挥了先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