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扬子江评论》2007年5期

　　面对何锐先生，我能说些什么呢？
　　大约是两个月前，他打电话来，说是《扬子江评论》新辟了一个“名编视野”的栏目，要找人写点关于《山花》的文字。他首先想到了我，不为别的，只为以此纪念我和他之间十几年的友谊——这是一个郑重的理由，无法推辞。电话挂断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时间过得真快啊。《山花》改版，何锐出任《山花》杂志执行副主编，大约是在一九九四年，我正要大学毕业。记得就在那一年，我在福州遇到了王干，他第一次向我描述了《山花》的改版计划，以及何锐的编辑雄心，同时还代《山花》向我约稿——这对一个刚刚从事文学批评写作的青年来说，显然是一种礼遇。不久之后，我写好了一篇谈先锋小说再崛起的可能性的论文，一万余字，直接寄给了何锐。文章很快就发表在一九九五年第二期上。拿到杂志的时候，《山花》的影响因着改版成功已经日渐显著，我为自己的作品能登上这本杂志而感到光荣。
　　之后，我还陆续在《山花》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文章，都是直接寄给何锐的，我们并不相识，但他处理我的稿子总是很快，这令我惊讶，也令我感动。我至今相信，作者与编辑之间，存在着一种纯粹、美好的关系，原因就在于，我写作之初所遇到的编辑，许多都是专业、认真、敬畏文学的。何锐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他本身写过诗歌，出版过诗歌研究的著作，批评文字精准、简洁，文章也写得气韵圆润。就在前些天，我重读他写的《与南国“三剑客”有缘》一文，仍然觉得这是一篇好文章。他对东西、鬼子、李冯的生动描述，连同他对三人小说的准确评点，如果不具评论家和编辑家这双重身份的人，是不可能写出来的。何锐原本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评论家，但自从接手《山花》杂志之后，他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到了编辑工作之中，自己的写作，自然就搁下了。一个杰出编辑的诞生，总是伴随着一个作家或评论家的退隐，所谓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牺牲精神，这对他们的确不是一句虚言。去年读到程永新的长篇《穿旗袍的姨妈》，觉得其中一些部分写得精彩极了，他本来可以成为更重要的小说家的，仅仅因为他长期担当《收获》的编辑工作（《收获》一贯来不鼓励编辑写作），写作的才华才被压抑和放逐。这样的例子，在当下文学界并不鲜见。因此，编一部文学史，如果缺了对刊物、编辑这一环节的考察，恐怕是难以全面描述文学的生产和传播过程的。
　　一本好的文学杂志，常常会深度参与、见证文学发展的历程。它不仅为作家提供发表的平台，同时也张扬一种写作精神，敞开一种文学变革的方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收获》、《人民文学》、《花城》、《作家》、《钟山》等刊物，都曾扮演这种文学变革的助力者的角色。因此，一代作家的成长，往往会和一些刊物紧密相联，比如，余华、苏童、格非等先锋作家的崛起，就和《收获》杂志的推动关系密切，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这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传统：一本刊物的成长，总是伴随着一批作家的成长；但凡有名的编辑，无不具有发现新人、塑造名家的眼光。以这二十年为例，据我所知，程永新、宗仁发、李敬泽等人手中，都曾编发过很多作家的早期成名作——如果没有过人的眼光和胆识，这是难以做到的。因此，一本刊物的影响力的形成，总是离不开灵魂编辑作为支柱的，尤其是地方性刊物，往往一个人就构成了一本刊物的灵魂，比如林建法之于《当代作家评论》，宗仁发之于《作家》，张燕玲之于《南方文坛》，何锐之于《山花》。这几个人，在文学的边缘省份，却把自己手中的刊物办成了一份具有全国性影响、被作家评论家普遍推崇的重要平台，这背后所付出的艰辛，外人怕是无法想象的。
　　对这些人，我总是心存一份特别的敬意。在这个大变化的消费时代，文学刊物的处境日见艰难，地方性刊物的命运，更是令人担忧。订数的下降，经费的减少，稿源的不尽人意，这些都是严峻的现实，稍作妥协，一本刊物就可能从公众的视野里消失。因此，这些守护刊物阵地的主编们，如同在为这个时代的文学守灵，他们与其说是在编辑一本刊物，还不如说是在坚守自己内心的文学信念。确实，今天要继续从事一种纯粹的文学写作或文学编辑，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单纯的热爱，是很容易被外界的嘈杂搅乱内心的。从这个角度说，我愿意将那些为刊物耗尽心血的人，看作是一个有信念、并能够将这种信念转化成社会实践的人。
　　我一直认为，在中国，历来不缺提口号者，甚至不缺有头脑和思想的人，但缺能把好的想法付诸实践、并实践成功的人；也就是说，中国从来不缺空谈的思想家，但缺强有力的行动家。不管能否成功，总要有人去实践，去行动。
　　何锐就是这样的实践家。他从一九七一年就开始做文学编辑，先是在广播电台，后来在《山花》杂志。一九九四年至今，他开始主持《山花》的编辑工作，并成功地对它进行改版——这个事件，或许可以看作是他成为编辑家的重要起点。熟悉何锐的人都知道，除了文学和《山花》，其他事情很难引起他的兴趣。他是我认识的朋友当中，唯一在电话中从不寒暄、直接谈论稿子的人。每次接到他的电话，通报了姓名之后，几乎没有任何过渡，张口就问，最近有稿子没有？某某期给我们写一个？他的普通话并不标准，乡音很重，有时听起来含混不清，但他的意思，却是可以猜到的，无非是关于刊物和稿子，除此，别无他事。
　　正是凭着这一股执拗的热情，何锐接手《山花》之后，短短几年，便把它办成了名刊。这期间，他为了给刊物找经费，付出了很多辛劳——成立贵州企业决策研究会，主编《企业决策》（内刊），为企业写稿、张罗会议，等等。这些，无关文学，却关系着《山花》的生死存亡，为此，他不得不把主要的时间、精力都周旋于此——文学刊物在这个时代的辛酸命运，由此可见一斑。我无意在此叙说何锐艰难的办刊历程，因为相比之下，更值得我们关心的是何锐的编辑思想，以及《山花》这样一本边地刊物得以影响中国文坛的个案意义。
　　《山花》正式定名是在一九五七年，中间有一段时间停刊，后又以《贵州文艺》为名出刊，一九七九年恢复《山花》这一刊名。在贵州，它算得上是老牌文学刊物了。和其他地方性文学刊物一样，《山花》最初也是受制于地域性，外界少有人知。强调地域性所导致的视野局限、稿源枯竭，这几乎成了各省文联、作协机关刊物共有的宿命——为了照顾本地作者，只好降低用稿标准；稿子质量上不去，刊物的影响力就日渐衰微。这样的恶性循环，使得很多的省级文学刊物都丧失了平台的意义。《山花》也不例外。并非说它没有发表过好作品，事实上，改版之前的《山花》，它的诗歌栏目和理论栏目也登载过不少优秀作品，但是，一个平台一旦缺乏广阔的视野、缺乏艺术的公信力，它即便发表了好作品，也难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刊物也是一种媒介，它自身是否具有传播的品牌价值，这将直接影响通过这一媒介所推广的产品是否能获得必要的关注。
　　何锐似乎深谙这一点。一九九四年他一开始主持《山花》的编辑工作，就意识到必须改变办刊策略，必须打破地域界限和园地意识，通过面向全国来提升贵州的文学写作水平——而不是相反。何锐在一篇编辑手记里说：“在一个全面开放的时代，过分强调地域性，实质上是狭隘性和保守性的表现。贵州近几年创作上不去，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处在封闭的内陆地区，与外界缺乏对话和交流，长期陷入‘近亲繁殖’。如果只发表本地作家的作品，势必影响刊物的档次，而刊物的档次和质量不高，文学创作参照系的缺乏，也会降低本地作者对自己的要求，使其整体创作水平难以提高，乃至最终只能困守《山花》，走不出山门，更不用说在国内文坛造成影响。实行开放的办刊方针，引进国内有影响的作家和精品力作，可以开拓本地作家的视野，对他们的创作产生刺激的反弹作用，激励本省作家的创作向新的台阶冲刺。”
　　——这个朴素的理由说服了编辑部的其他同仁，一场关于刊物的重大变革开始了。其实，突破地域性的局限，用一个新的视野来观察文学、推介文学，这意味着给刊物建立起一个真正属于文学的尺度。文学可以有地方性叙事，但他的生产方式绝对是不受制于地域性的。突破地域性，承认一种新的文学生产方式，承认文学的交流可以在一个更广阔的平台上进行，这既检验一个主编的胸襟，也为编辑们制定了新的选稿难度。
　　但是，一本新改版的地方刊物，要想“引进国内有影响的作家和精品力作”，这谈何容易？开放的办刊方针固然正确，扩大视野也成了编辑部的共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个新的平台和那些理想中的作家作品对接起来？这是很多试图有所改变的刊物都不能解决的难题，但《山花》在短时间内就做到了——《山花》最终能够成为国内名刊，顺利地打通了稿源渠道，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这靠什么？我以为，靠的就是何锐出色的策划意识。
　　策划，是现代媒介运作的核心动力，但在文学期刊界，直到今天都并不普及。确实，文学是古老而孤独的精神事业，它在许多时候只是一种个人创造，是无法策划，也拒绝策划的。但是，办刊物毕竟和写作不同，刊物要引起关注，要让读者认可、购买、传阅，就必须有亮点，有价值内涵，有个性特征。如何才能完成《山花》的华丽转身？何锐的编辑思路里，紧紧抓住的是这两点：一是发展、团结自己的新锐作者群；一是通过新的栏目设置，给这些新锐作者群以独特的命名。
　　《山花》可谓生逢其时。它正式改版的一九九四年前后，中国文坛恰好在孕育、成长起一大批青年作家，这些作家，后来在中国文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何锐通过不断推陈出新的栏目策划，成功地把当时正在生长的一大批文学新势力变成了《山花》的作者群。譬如，“山外山”栏目先后发表了叶兆言、朱苏进、朱文、海男、鲁羊、北村、苏童等人的作品；“三叶草”栏目的作者有张炜、北村、潘军、虹影、韩东、海男、邹静之、吴晨骏、何小竹等人；“跨世纪十二家”栏目，推出了迟子建、毕飞宇、朱文、韩东、李洱、东西、李冯、徐坤、刁斗、李大卫、鲁羊、许辉等人；“前沿学人”栏目，先后登场的有王岳川、陈晓明、陈思和、南帆、王一川、王宁、陶东风、吴炫、戴锦华、程光炜、王光明、唐晓渡等批评家；“自由撰稿人”栏目，刊有北村、林白、虹影、潘军、韩东、朱文、李冯等人的作品。此外，像“联网四重奏”、“文本内外”、“大视野”、“理论前沿”、“视窗二十一世纪”、“域外选家”、“都市镜像”、“小说家自荐”、“先锋时刻”、“起跑与冲刺”、“全国大学生原创小说展”、“文体实验室”、“文本与阐释”、“先锋时刻”等栏目，都曾发表不少名家力作。坦率地说，这众多的栏目命名，有一些很有创新意义，如“自由撰稿人”、“跨世纪十二家”，带有刊物自身的价值判断，策划意识和价值标举二者并重，在作家和读者中容易引起重视，可有一些栏目，纯粹是出于办刊的需要而冠名的，并无准确的依据。可正是通过这样的栏目策划，何锐在刊物和作家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秘密联系，他既通过栏目将这些作家资源进行新的文学归类，又巧妙地通过这种归类使作家们获得一种自我认同感，并在这种自我认同中为刊物带来新的作者资源——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前面一个知名作家出现在了某个栏目里，渴望与这个作家同台亮相的其他作家就会接踵而来。
　　这样形成的庞大的作者链，为《山花》创造了广阔的稿源，而一旦稿源的良性循环形成，一本刊物的风格就慢慢建立起来了。这个风格，显然贯彻着何锐本人的文学理念和选稿标准。这可能是《山花》最可贵的一点，也是何锐作为编辑家的个人标识之一：改版十几年来，《山花》一直坚持着探索性、前卫风格和先锋精神——无论从发表的稿件上看，还是从刊物的装帧风格上看，都具有这一鲜明的特点。也就是说，尽管《山花》团结了一大批名家资源，但何锐并没有简单地把这本刊物变成名家俱乐部，而是在办刊的过程中，一直贯彻着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一直坚持不懈地为一种探索的、前卫的、先锋的文学提供出场的空间，并旗帜鲜明地倡扬这样一种文学。
　　这是《山花》风格化的显著标志。它使何锐出色的策划意识、独特的文学追求，有了更加明晰的努力方向——《山花》一贯来都以发现新人、培养新人为目标，而在这个目标之外，《山花》还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艺术追求，那就是张扬一种文学的革命精神，使刊物具有前卫风格，使文学不忘在已有的空间里继续探索、创新和前行。对这一价值信念的坚守，在今天这样一个以好看、受欢迎为办刊主流价值的时代里，颇具象征意义。由此对照一些文学名刊，为了扩大发行量，甚至不惜以大篇幅登载艺术价值不高的官场小说等，我更是觉得在《山花》和何锐身上，有一种孤绝的勇气。这样的勇气，在同时代的编辑里已经几近绝迹，因此，它特别值得我在此重重地写上一笔。
　　我想，何锐是一个真正的文学信徒，他办刊物这么多年，外面的文学生存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他的内心却从未丧失对文学所拥有的无穷可能性的向往。他是以不变应万变，以退回到文学堡垒中的姿态来对抗消费世界的喧嚣。确实，作为一本纯文学月刊，你再怎样向市场妥协，都无法改变印数不过万的基本命运，那么，与其把自身的面貌变得不伦不类，还不如更加纯粹地退守于文学之中——这个道理其实并不复杂，但很多刊物的主编却想不明白。在这方面，何锐是清醒的先行者。经过这么多年的风云变幻，我们依然可以在《山花》上听到纯粹的文学声音，看到文学还在不断生长的可能性，这对一个热爱文学的人来说，无疑是难得的幸事之一。
　　是何锐主编、《山花》杂志以及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作品的作家们，共同为我们制造了一段幸福的阅读往事。
　　一本刊物的壮大，一个文学气场的形成，照见的往往是一个主编的灵魂；反过来，一个主编的灵魂，也在无形中塑造着一本刊物的基本面貌。何锐和《山花》的关系，就是这样的生动写照。黄发有把《山花》的影响概括为“边缘的力量”，刘恪把何锐的编辑精神命名为“高原心灵”，而何锐自己则把《山花》的办刊宗旨，以“开放，兼容，前卫”六个字名之，他们说出的其实是同一个事实：一本成功的刊物，它的后面一定站着一个人，并活跃着一个不安、健旺的灵魂。
　　这并不是说，何锐以及他所主编的《山花》，没有局限和狭小的地方，粗糙的作品可能也不在少数，但我想说的是，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山花》存在，并且以这样的方式存在——在这个时代，这显然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学事件。
    二○○七年八月七日，记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