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杨克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已经走过八个年头，连续出版了七大卷，它对当代诗歌重新浮出水面、引发关注，有着标志性的意义，而它所秉承的“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更是成了当代诗歌界的响亮口号。杨克作为一个重要的诗歌见证者，以民间运作的方式，使《中国新诗年鉴》的编辑和出版，成了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小小的传统。一种可以称之为“年鉴眼光”的观察诗歌的方式，正在走向成熟。
    《2004—2005中国新诗年鉴》（海风出版社2006年4月版）传承了这种眼光，同时又对《年鉴》的整体架构作了变革。“年度桂冠诗人”、“年度潜力诗人”、“年度十大诗歌事件”、“年度最具创意诗歌形式”等栏目的设置，强化了作为年度选本的现场感和编辑意图，而“编委评论”的精到、准确，也唤起了我对这个选本的信任。当诗歌的现场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任何个人都已无法全面把握的时候，借助一种可以信任的编辑劳动，对大量的诗作和诗歌事件进行分类、遴选，这似乎已经成为多数人了解诗歌的主要方式。《2004—2005中国新诗年鉴》的出版，重新凸显了编辑家的重要性，而我则通过对这部“年鉴”的阅读，更深地体认到了编者对以下诗歌现实的重申：
    一、很多人都说，诗歌在这个时代已被彻底边缘化，但我认为，目前的诗歌生存状态即便不是最好的，也应该是最正常的。一方面，因为诗歌读者的日渐减少，压制诗歌的外部力量也随之弱化，这就使得真正的诗人获得了更为内在的写作自由，无须过多地顾虑其他强力因素的干预；另一方面，网络的崛起以及诗歌网站的兴盛，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它有效地解决了诗歌在这个时代发表和出版难的问题。任何人，只要你愿意写，都可在网上找到发表的机会，并立即获得回应，这无疑将大大刺激诗人的写作激情，并使那些长年被遮蔽和被忽略的、一直生存在印数极少的民刊上的好诗得以进入更多人的视野。诗歌是所有文学体裁中受益于网络最多的一种。《2004—2005中国新诗年鉴》及时地发现和关注了来自各个层面的诗歌力量。
    二、不要抱怨诗歌生不逢时，诗歌可以在任何时代生长和发展。并不存在一个真正适合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对诗人来说，最好的“黄金时代”永远是现在，是当下。拒绝当下你就拒绝了诗歌的生命。那些迷信“生活在别处”、“写作在别处”的诗人们，永远都将一事无成。通过这部“年鉴”，我们就可意识到，真正的诗人一直都在写作，他们的诗歌，往往和时代作着相反的见证。
    三、诗歌作为一种写作活动，它或许是专业的；但诗歌作为一种职业，还是以业余为好。如果专业、业余指的是诗人的社会身份和工作职业，那我认为，专业作家这一身份并不能保证诗人写出好诗来——好诗在民间，好诗人也可能在民间。一个诗人，如果试图以诗歌谋生，那必定会赋予诗歌过多的物质和利益期待，反而对诗歌精神是一种伤害；相反，让诗歌写作留在一种“业余”状态，可能更契合诗歌固有的自由和创造精神。因此，诗歌写作的自由化，是诗歌回到诗歌本身的一种重要基础，在《2004—2005中国新诗年鉴》中，所谓的业余诗人反而成了诗歌写作的主流，也就理所当然了。
    四、中国是诗歌大国，自古以来就有“用”诗歌的传统，所谓“诗言志”，说的就是诗歌的社会功用。但这并非天经地义的。甚至可以说，“用”诗歌的观念从来就是对诗歌的误读。最好的诗歌是“无用”的，它仅仅只是语言的一种天才创造。“无用”才是诗歌的大“用”。任何可以被“用”的诗歌，都是落了诗歌的下乘，它与语言、与美、与诗人的自我表达必然造成冲突，最后牺牲的一定是诗歌本身，获取利益的一定是“用”（也就是“诗言志”中的“志”）——这是诗歌的悲哀。如果一定要说诗歌有什么功用的话，我更愿意用一句老话来形容：诗歌的主要功用是审美性的，而非社会性。好的诗歌创造美，创造语言奇迹，创造杰出的心灵景象，可能惟独不创造社会功用。一个没有心灵、没有语言天赋的读者，其实是诗歌的敌人；一个期待诗歌能改变社会的人，他最终收获的只会是失望。诗歌改变语言，但不改变社会。《中国新诗年鉴》的连续出版，其实一直都在证明这点。
    五、很多人都因为商业元素正在介入当下诗歌的写作、传播而忧心忡忡，但我认为，要相信诗歌自身有着伟大的力量——真正的诗歌是决非所谓的商业就能损毁它的价值和品质的。难道诗歌真的那么脆弱、一碰到钱就变成庸俗品了吗？难道寒酸是诗歌天然的命运？难道只有呆在油印册子里的诗歌或者只在圈子里流传的诗歌才是真正的诗歌？这种腐朽思想值得质疑。试想，在电影界、流行乐界、美术界、话剧界，它们哪个不是早就开始利用民间资本了？因此，对待商业的崛起以及经济之于诗歌的作用，我们不必过于夸大，一个人能不能写出好诗跟这人是否有钱毫不相关，诗歌毕竟是心灵的事业；但同时，诗歌也没必要过于敌视商业和金钱。我认为，最为正确的看法是：诗人写作诗歌的时候应该是很纯粹的，只服从于自己的内心；但写完之后，你得承认，诗歌也是一种独特的商品，它也需要进入流通领域，这个时候，有商业元素愿意参与诗歌的出版、发行，甚至举办诗歌研讨会，我觉得没必要拒绝，这不是坏事情。重要的是，把两个阶段（写作时与写作后）划分清楚，而别混为一谈了。健康的诗歌观念是：诗歌是身体和心灵的语言史；好的诗歌经得起任何商业和金钱的折磨。《中国新诗年鉴》在遴选好诗的同时，又借助商业运作，成功地将这些好诗推到了尽可能多的读者面前——它在另一重意义，就在于创造了一个诗歌传播的典范。
    杨克等人，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为今天的读者发现了好诗、留存了好诗，我想，即便历史忘记了他们，诗歌也会将他们牢牢地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