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是当代中国持续写作的重要象征。他三十多年的写作历史，连同他不同凡响的创造力，自成一家的语言风范，富有争议的探索精神，成了当代文学稳步前行的缩影。他的作品既传统又现代，既写实又高远，憨厚朴拙的表情下藏着的往往是波澜万丈的心。他在灵魂的伤怀中寻求安妥，在生命的喟叹里审视记忆，他的写作，深刻地注解了生活世界和人心世界之间隐秘而复杂的关系。他在二OO五年度出版的《秦腔》，怀着对故土、对亲人的赤子之心，以谦卑、仁慈的写作伦理，细致、密实的叙事艺术，记述下了乡村社会动人心魄的变化，以及在这种变化中难以挽回的衰败、无地彷徨的哀伤。从“废都”到“废乡”的生命流转，贾平凹以一个作家的宽广和坚韧，出色地完成了对自我和世界的双重塑造。

 

 

 

 

 

 

 

 

 

 

 

 

　　徐晓的文字谦逊、沧桑而沉痛。她的写作，因为来自命运的私语、人心的呢喃、灵魂的召唤，而深具理想主义的光泽。她记忆中那些悲欣交集的断片人生，经她冷静而理性的处理之后，依然洋溢着痛彻心腑的感人力量，而她浩大的悲悯和同情，也不时地挣脱时代的边界扑面而来。她以生命的专注领会疼痛，以往事的灿烂化解苦楚，以自己的静默成功地反抗了遗忘和失忆。她出版于二OO五年度的《半生为人》，作为一种个人史的表达，关乎的却是整整一代人的往事和随想。她的坦然和承担，使她面对命运的各种馈赠时，既不躲闪，也不逞强，既不夸饰，也不渲染。她所描述的那些庄严的人生，不求活得更好，只求活得更多，这样的生命绝响，在今天这个时代，不仅难以重现，甚至它的价值也只能为少数人所分享。

 

 

 

 

　　张新颖的批评文字既有鲜明的文体意识，又有温润贴切的语言风格。他的写作，常常从自身所面对的问题入手，以精微的理论分析，烂漫通透的想像，细心探求与被阐释者对话的广阔途径。他拒绝文学批评的陈词滥调，向往自由的表达，迷恋带着情感体温的文字，他丰盈的直觉，接续上的往往是焦虑、不安的个人情怀。他在批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神视力，善于发现时代语境和个人生存之间的秘密联系，并能用自身的觉悟来阐明和分享这一秘密。他出版于二OO五年度的《双重见证》和《沈从文精读》，里面活跃着显而易见的写作才情和谨严的学术品质，尤其是他智慧的话语表情、机警的论辩机锋、绵密的逻辑推演，为复活一种生机勃勃的批评传统、挽回一种批评的尊严，有着示范性的意义。

 

 

 

 

 

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
贾平凹荣膺“2005年度杰出作家”
　　
　　4月8日下午，由《南方都市报》发起，《南方都市报》与《南都周刊》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在中山大学小礼堂举行。贾平凹凭借《秦腔》一书荣获年度大奖——“二OO五年度杰出作家”。东西以《后悔录》荣获“二OO五年度小说家”，李亚伟以《豪猪的诗篇》荣获“二OO五年度诗人”，徐晓以《半生为人》荣获“二OO五年度散文家”，张新颖以《双重见证》和《沈从文精读》荣获“二OO五年度文学评论家”，李师江以《逍遥游》荣获“二OO五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当天，六位获奖者从全国各地赶到广州，出席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典礼，并在现场发表了精彩演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组委会还邀请了马原、格非、林建法等众多评委及来自广东文学界知名人士、学生300多人出席了本届文学盛典，共同见证了一年一度的华语文学的美好时光。
    贾平凹在发表感言时用地道的陕西话说道，当前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授予了史铁生、莫言、格非三位作家时，他曾在遥远的西北热烈地为他们鼓过掌，“我没有料到第四届的大奖会授给我……你们的理解和肯定将使我有更多的写作信心。”格非在为贾平凹颁奖后告诉记者，贾平凹是自己非常尊敬的作家，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极其认真的写作态度，《秦腔》是一部非常大气的作品，贾平凹“获年度大奖实至名归”。
　　“华语传媒盛典的宗旨和它的口碑使我感到，我的诗歌得到了非常专业人士非常高的评价。”“年度诗人”获得者李亚伟说。“年度散文家”徐晓是特意从美国赶回来的，她表示自己很荣幸在广州这个陌生的城市，获得这个虽然年轻却被写作者们向往的文学奖。东西、李亚伟、张新颖、李师江也分别发表了或感人肺腑，或幽默活泼的感言。
　　“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组委会副主任，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南都周刊主编陈朝华表示，是前几届评委的专业水准、职业操守和独立判断，为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奠定了独特的价值，才使得这项活动能够获得如此大的关注度和影响力。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由《南方都市报》于2003年2月设立，它是国内第一个由大众传媒设立的文学年度评选，也是国内第一个邀请国家公证人员参与评选全过程的文学盛典。创立之初，“华语文学传媒大项”就以其鲜明的民间立场、透明的评选程序而备受瞩目。
　　“我们之所以办这个文学盛典，仅仅是出于一个单纯的信念:我们热爱中国文学，并且愿意承担传播优秀文化、留存民族记忆的基本责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兼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王春芙表示，“华语文学传媒盛典”以“独立、公正、创造”为宗旨，从创办以来从未寄托过任何商业性的诉求，以后也不会有。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由《南方都市报》于2003年2月斥资设立，它是国内第一个由大众传媒创设的文学大奖，也是国内第一个邀请国家公证人员参与评奖全过程的文学大奖。本届开始，“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由《南方都市报》和《南都周刊》联合主办。“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在创立之初就因其鲜明的民间立场、透明的评选程序而备受瞩目，它坚持“公正、独立、创造”的原则，以“反抗遮蔽，崇尚创造，追求自由，维护公正”为宗旨，推崇一种真正的文学创造精神。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南都周刊总编辑、“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组委会副主任陈朝华提出的“恢复对纯粹文字的敬畏”，一直是主办方对于这项文学大奖的崇高追求和庄严承诺。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推荐专家由海内外三十位最重要的华语文学传媒（文学期刊和专业报纸）的负责人组成，本届大奖的终审评委则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小说家马原、《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尧、广东省作家协会评论家谢有顺组成。“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迄今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第一届在广州颁发，获奖者分别是史铁生、韩少功、于坚、李国文、陈晓明、盛可以；第二届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颁发，获奖者分别是莫言、韩东、王小妮、余光中、王尧、须一瓜；第三届也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颁发，获奖者分别是格非、林白、多多、南帆、李敬泽、张悦然。三届的颁奖典礼都隆重、纯粹、轻松，成了当年度的文坛盛事。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评委会秘书长、终审评委谢有顺认为：“对于一种文学评奖而言，它的影响力只能来源于它的公信力，以及它所出示的价值理念。会有那么多人关注这个奖，就说明这个奖所建筑起来的价值信念开始获得认同和传播。文学是一种精神事业，文学评奖决不能丧失基本的信念。……尽管我和大家一样，对任何的文学评选都持不乐观的看法，但真正进入到操作层面，我却是积极的，我为这个活动，尽了最大的努力，主办方领导和专家们也尽了最大的力。我相信它依然还有很多问题，甚至缺陷，我们不奢望所有人都叫好，相反，只要有一些人能理解我们所作出的努力，就已经值得庆幸了。我一直认为，在中国，历来不缺提口号者，甚至不缺有头脑和思想的人，但缺能把好的想法付诸实践、并实践成功的人；也就是说，中国从来不缺空谈的思想家，但缺强有力的行动家。不管能否成功，总要有人去实践，去行动。”——正是本着这种一以贯之的信念，每年一度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颁发已越来越显成熟。（摘自南方都市报）

 

 

 

　　记者：“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到现在已经举办了四届了，记得在去年的时候，你曾说，一个评审活动，一旦有了三届的历史之后，它所受到的关注和重视将不同于以往——事实证明，“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的确已经成为中国文学评价体系中坚定的存在，没有人可以忽视它了。你觉得今年它是否更加成熟了？
　　谢有顺：成熟其实无关时间，而只和一件事情的内在品质相联。今年当然是关键性的一年，因为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在北京已经向文学界展示了这个年度评选的成熟和自信，如何继续往下走，如何飞得更高，这需要我们对这个活动作一个全新的规划。我们没有在外面寻求变化，事实上，在基本的形式和人员的构成上，今年延续的还是往届的模式——我个人不喜欢那些眼花缭乱的变化，尤其是一件富有价值连续性的工作，过多的变化肯定是对原有的价值积累的破坏。我们不变，是因为我们对“华语文学传媒盛典”这些年来所建筑起来的价值信念有坚定的信心，当四届的获奖作家站在这里形成一个系列时，敏锐的读者已经可以看出我们的评审标准和良苦用心。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观察，独特但不偏僻，既反抗一种遮蔽，又试图缝合文学和读者之间的隐秘联系。我相信这个来自南方的评价视角，会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认同。
　　记者：今年的获奖名单，是否更好地传达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价值理念？
　　谢有顺：可以这么说。但这并不是说这六位作家的成就比之前获奖的作家高，而是指这六个人站在讲台上，会引起更多人的惊讶和感慨。我在给各位作家撰写的“授奖辞”中，简洁地阐释了他们在2005年度的独特意义，但我更想说的是，这六个人都是需要我们重新认识的作家。比如贾平凹的《秦腔》，影响虽然那么大，可真正读懂了作者用心的，并不多。大家普遍认为，这部作品不好读，但我们是否想过，在上世纪的80年代，我们连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这样晦涩的小说都读得津津有味，何以在场面和细节上都生机勃勃的《秦腔》我们却哀叹读不下去？是我们的阅读趣味需要反思，还是作家的写作面临着新的困难？都有吧，所以不能一味地怪责作家本身。像贾平凹这样举足轻重的作家获得“2005年度杰出作家”，这不会有什么争议，而我们偏偏选择《秦腔》出版的时候，让他登上领奖台，就是要提醒读者，文学阅读应该是丰富的，不能用单一的标准来决断一切作品。一个如此著名的作家，在自己的写作中做了如此重大的调整，他背后的努力和艰辛，理应获得表彰——中国文学缺的正是这种探索和变革的勇气，多数作家都躺在现成的语言遗产和市场诱惑中享清福去了。
　　记者：其他几个获奖作家也面临这个问题？
　　谢有顺：对，像东西，大家也熟悉他，可是他写出《后悔录》之后，是否有人意识到，一个崭新、成熟的小说家站立起来了？这个作品对东西来说，往前走了一大步，是标志性的，对他这一代作家来说，也是标志性的，这部小说的价值远未被人充分认识。像李亚伟，多么了不得的诗人，也是许多后起诗人仰视的对象，可有多少读者知道他？所谓的诗坛又认识他的价值几何？还有徐晓，她的文字的重量，是只有用心才能丈量出来的，可今天，用心阅读的人有几个？而张新颖，绝对算不上是最受关注的评论家，但他的批评文章却是最认真，也是最见才情和素养的，他的获奖，是对现在日益混乱的批评局面的一种反抗。而我最高兴的是李师江的获奖，他得的是“2005年度最具潜力新人”，从写作历史上来说，他不算新人了，但就着大家对他的认识而言，他是一个新人。他真是个写小说的天才呢，但他在写作上的异端面貌，除了我们，中国会有另外一群评委关注他吗？因此，我们用这一份名单，很好地回答了当今文坛上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记者：你作为“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主要策划者以及组委会秘书长，请问，在操办“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过程中，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谢有顺：我最大的感受是，做一件事情不容易。尤其是在中国的语境里，一件事情一旦有了影响力，压力也会接踵而来。在创设这个评审活动之前，其实我已经知道这其中的艰难和局限了，所以我犹豫了好几个月，才勉强接下这个任务，我知道自己在做一件永远也做不好的事情——关于文学评选，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似乎还找不到一个令所有人满意的奖项，包括诺贝尔文学奖，每次也是争议不断，更不要说我们这个了。个人的局限性、群体的局限性，是任何文学评选都不能回避的。我记得韩少功先生说过类似的话：评奖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此，多年前，有人愿意出巨资给韩少功做一个文学奖，韩少功先生很聪明地拒绝了，他是一个智者，早已洞悉这其中可能会有的麻烦和无奈。相比之下，我们还年轻，动了想试一试的念头，因为确实想探索一下文学评选新的可能性。我想申明的是，尽管我和大家一样，对任何的文学评选都持不乐观的看法，但真正进入到操作层面，我却是积极的，我为这个活动，尽了最大的努力，主办方领导和专家们也尽了最大的力。我相信它依然还有很多问题，甚至缺陷，我们不奢望所有人都叫好，相反，只要有一些人能理解我们所作出的努力，就已经值得庆幸了。我一直认为，在中国，历来不缺提口号者，甚至不缺有头脑和思想的人，但缺能把好的想法付诸实践、并实践成功的人；也就是说，中国从来不缺空谈的思想家，但缺强有力的行动家。不管能否成功，总要有人去实践，去行动。(南方都市报记者  黄兆晖)

 

 

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