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一直以来都拒绝看那些夸张、铺陈的名人传记，我觉得传记作者那种想当然的、纯属虚构的场景、对话描写，读起来颇为幼稚，若是作者再要将这种虚构性文字看成是信史，那就近乎可笑了。稍有理论常识的人都知道，任何的记忆和事实，一旦成为历史，它的真实性也就随之消失了。任何人记住的都只是自己生活世界中一小部分的经验和常识。记忆的选择性，决定了人在多数时候是永远不知道真相为何物的。有时，你以为自己看到了真相，其实你看到的很可能还是假象——这个世界，谎言和欺骗总是比真实多得多。所以加缪才说，不在于生活得更好，而在于生活得更多。]

 

　　大约两年前，郑州大学出版社的杨莉写信给我，要我出面主编一套《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当时我并不认识她，但从来信里可以看出，她对这套书有着完整的构想和坚定的信心，我是认同她的策划意图的，只是，考虑到自己的时间有限，我还是婉辞了她的邀请。没想到，杨莉本着坚韧不拔的敬业精神，一直和我保持通信，并进一步在信中向我阐释出版社对于这套书的重视，同时她也联系了一批著名作家，在他们那里获得了积极的响应，仅仅要我再做一些协调和确定写作者的工作，我看已无推脱的理由，就应承了下来。
　　我把这项策划理解为是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方式。长期以来，面对日益复杂的当代文学现状，有志于文学研究的人，似乎总是不满足于作品研究和现象观察，他们喜欢的是为一种正在生长的文学命名，或者通过一种文学史论的方式建立话语阐释权，单纯的作家研究，反倒显得寂寞而不被重视了。我以为，这是一种不好的潮流。当代文学作为一种正在发生的语言事实，要想真正理解它，就必须建立在坚实的作家作品研究这一基础上——离开了这个逻辑起点，任何的定论都是可疑的。所以，唐弢先生才说“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因为阔大而空洞的文学史书写，未必会比认真、细致的个案研究更有价值。
　　《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所要张扬的，就是个案研究的精神。它所要面对的，是当代文学领域里的重要作家，这些作家的人生道路和文学成就，如同一个个有重量的石头，沉潜在当代文学洪流的深处。我们该如何接近这些石头般的坚定存在？评传不失为一种方式。所谓评传，简单地说，就是要求对作家的“传”与对作品的“评”并重，把作家的人生和作品当作一个整体来省察和观照，做到“传”亲切、真实、全面、丰赡，“评”客观、公正、系统、权威，“传”与“评”相互协调，互相映衬，从而引领读者深入地认识作家及其写作的全貌，达到对作家的人生经历、行为方式、精神品格和艺术境界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
　　对于一个能够洞悉作家内心、理解作家作品的评传作者而言，一个作家就是一个广阔的世界，一个作家就是一部简易的文学史。大凡深度参与了当代文学之演变的作家，他的身上，一定有着个人内心印痕和时代经验相交织的奇异景象——我相信，金庸、贾平凹、余华、铁凝这四位著名作家，便是有景象的人，揭开这个景象，看到的必将是当代文学的重要侧面。尽管孔庆东，李星与孙见喜，洪治纲，贺绍俊这几位评传作者，在面对各自的传主时，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方式和话语路径，但最终所要抵达的目标似乎一致：接近一个复杂的灵魂。在他们看来，人生是灵魂的历险，而作品呢，是这一灵魂的叙事，所以，他们的书写，一直有着一个根本的动力，就是要揭开一个作家灵魂中最为生动的景象——即便是在他们的虚构作品的内部，同样也传递着作家的灵魂消息，只要有发现的眼光，一切便将昭然若揭。
　　这四本评传是提供了这样的眼光的。它最显要的特征，就是对于所评作家、所论作品，多有新鲜、个性的发现。比如孔庆东说：“金庸以他一个人的功力，就让武侠小说进入了千家万户普通的生活。一个小说家、一个文学家，你成功的标志是什么？是你的人物、你的语言进入日常生活，进入日常语言。”这就是发现。孔庆东为金庸小说的巨大影响力找到了一个落实点，那就是日常生活和日常语言，在这最普通的领域，往往能见出一个小说家最为真实的创造成果。孔庆东找到了自己的用力点，就使他笔下的金庸世界超越了那些道听途说的江湖传闻和夸张渲染的小报细节，以赏析和研究并举的态度去观照金庸的整体生命状态，如他自己所言，他这本评传也可以看成是一部比较全面的金庸研究论著。
　　既是和传主的人生、灵魂对话，又是具有独特发现的研究论著，这两点，正是我们策划这套丛书的核心意图。
　　单一的传记是不具备这种双重价值的。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拒绝看那些夸张、铺陈的名人传记，我觉得传记作者那种想当然的、纯属虚构的场景、对话描写，读起来颇为幼稚，若是作者再要将这种虚构性文字看成是信史，那就近乎可笑了。稍有理论常识的人都知道，任何的记忆和事实，一旦成为历史，它的真实性也就随之消失了。任何人记住的都只是自己生活世界中一小部分的经验和常识。记忆的选择性，决定了人在多数时候是永远不知道真相为何物的。有时，你以为自己看到了真相，其实你看到的很可能还是假象——这个世界，谎言和欺骗总是比真实多得多。所以加缪才说，不在于生活得更好，而在于生活得更多。
　　比起纯粹的传记来，评传和个人回忆录，反而是了解一个人最不坏的话语方式了。基于这一点，我们选择了评传的方式。我记得自己在和各位作者沟通、以确立此套评传的写作原则的时候，专门引用了鲁迅在《花边文学·未来的光荣》中的一句话：“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鲁迅当时说这话，痛指的是中国人被外国人所描写的情景，但借用来形容现在的传记作品都成了以描写和虚构为能事的叙事文学，那是再恰当不过了。为了避免这套丛书所择定的传主也面临“被描写”的处境，我要求作者以“评”带“传”，即便涉及到“传”的部分，写的也必须是一些基本事实，而非传奇化了的场面和对话，它最终的旨归务必真实、可信。可以说，这样写出来的评传，即便并非字字信史，但在观察、理解传主的心灵世界和艺术世界上，却是贯注着作者特殊的写作真诚的。
　　在这些方面，除了金庸评传，贾平凹、余华、铁凝这几本评传，也都有不凡的表现。几位评传作者，不约而同地将作家置于一个广阔的背景下来审视、分析，他们关注传主写作时的文化背景，作家主体生成的文化背景，及传主作品中所表现的文化背景，以及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样，我们读这个传，就能深入到传主的灵魂深处，对传主有一个整体的、宏观的、深层次的把握和了解，尤其是触摸传主的人生历程时，我们能看出作者对作家个体的成长都有一种理性的、充满人情味的体察，这是最为动人的部分。在写作立场上，作者和传主尽管都熟识，但他们在写作中坚持不虚美，不隐恶，敢于表现出一个有胆识的作者应有的学术勇气，所有这些，不知不觉就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全新的作家形象。
　　金庸、贾平凹、余华、铁凝这几位作家的成就，在中国当代已经尽人皆知，对他们作品的评述，少说也以百万字计，其中的很多论述我也读过，坦率地讲，雷同之处甚多，个性文字日少，为什么？我想，很大的原因在于论述者都过分拘泥于作家的文学世界了——这几乎是大多数研究文学者的局限。他们以为文学是独立的、封闭的，有着自足的审美空间，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幻觉，它容易将复杂的文学世界简单化。我以为，文学不仅是审美的，它还得长于存在的剖析、精神的追问，更重要的是，它之所以显得复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和非文学世界有着隐秘的联系。假如一个研究者不能觉察出这种复杂的关系，他抵达的就必定是作品的表层，而不能洞悉其精神的隐秘结构。因此，文学研究既是一种艺术分析，也是一种精神关系学，二者缺一不可。
　　评传所综合的，正是这二者，所以它在解析作家、作品的深层关系上，就显得特别锐利、贴切。这是我在阅读这些评传作品时所获得的深刻印象。由此我想起福柯在《权力的眼睛》一书中的话：“为了弄清什么是文学，我不会去研究它的内在结构。我更愿去了解某种被遗忘、被忽视的非文学的话语是怎样通过一系列的运动和过程进入到文学领域中去的。这里面发生了些什么呢？什么东西被削除了？一种话语被认作是文学的时候，它受到了怎样的修改？”——这话使我深受启发。原来为了弄清什么是文学，“非文学的话语”、“运动和过程”等要素有着不容忽视的参照意义。它告诉我们，许多时候，文学不仅是它所呈现的那些，它被“删除”和“修改”的部分，也在隐秘中共同影响了文学世界的形成。“这里面发生了些什么呢？”每一个研究者都需要具备这种追问精神，或许他才能找到与众不同的细小路径得以进入一个更丰富、更准确的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四部评传改写了我们对四个作家的固有理解。他们的人生和作品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塑造、彼此影响，这就是当代文学的“运动和过程”。假如当代重要的作家都能被置于这种背景之下来考察，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就会获得更为健全的视野、更为有效的阐释。因此，这些评传中对作家们作出了何种评价并不重要，重要的反倒是这种理解方式、观察视角，使我们看到了新的文学景象，这些景象，隐藏在一个个独立而复杂的灵魂标本里，它等待我们去发现。
　　我相信这对于当代文学的研究是意义非凡的。它有继续出版下去的价值。第一辑的这四本开了个好头，这给出版社正在着手准备的第二辑、第三辑……带来了信心。若干年后，读者也许会发现，郑州大学出版社的举措，是以另一种方式参与了当代文学的建构。而尤其需要记取的是出版社领导的胆识、责任编辑杨莉的辛劳，他们对文学的热忱并未停留于空洞的言谈，而是转化成了具体有效的实践——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确太需要这种有理想的行动者了。
　　至于五位评传作者的智慧和心血，读者自可在书中看出，无须我再饶舌。但在我的内心，却对他们存着一份特殊的感念，因为我知道，他们为这套书的诞生，付出了比我想像的还要艰难许多的努力。我在我这些朋友身上，真正看到了什么叫认真和负责，我想，无论是读者还是作家本人，对这样的研究者都该深表敬意的——我对他们的敬意，尤其要多加一分。

 

　　注：《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第一辑，包括《金庸评传》（孔庆东著）、《余华评传》（洪治纲著）、《贾平凹评传》（李星、孙见喜著）、《铁凝评传》（贺绍俊著）四本，已由郑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