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郑州晚报２００５/１１/１４　采写者：记者　杨伟

    记者：第四届“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上，您获得“2005年度青年批评家”这一奖项，之前您也曾多次获得各项大奖，如第二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等，此次获奖与以前获奖相比，有没有新的感想？
    谢有顺：作为一个写作者，最重要的是写作本身，而非获奖。我把任何的奖项都看作是写作的意外收获，是写作的副产品，没必要过分看重。我不否认文学奖对一个写作者的鼓励是很重要的，但如果一个人的写作要依靠获奖来确认自身的价值，那就太可怜了。因此，今天我无论获得任何奖项，都会以冷静、理性的态度来对待。文学批评是寂寞的事业，如果没有信念、没有对这一事业的热爱，是很难做得好的。而环视当下的文坛，能耐得住寂寞，还在认真写文学批评的人，并且还能以文学批评来影响读者的批评家，实在是不多了，伸出十个手指就能数得出来——既然人数这么少，那么，每个人在写什么，写了多少，他的文章质量如何，圈内的人其实都知根知底的，获奖或不获奖，根本不会影响别人对你的评价。但从事小说、诗歌、散文写作的人就不同，他们的写作群体非常庞大，通过一个奖来凸显一些人的成就，意义很大。相比之下，从事文学批评的人要少得多，即便没有文学奖这一评价尺度，大家仍然了解每一个人的写作业绩。

    记者：你是如何走上文学评论这条相对寂寞的写作道路上的？
    谢有顺：一开始并没有要走这条道路的自觉，只不过上了大学，大量阅读当代文学作品，觉得对这些作品有自己的看法要表达，就很自然选择了文学评论这种方式来训练自己的写作能力。没想到，我在大学期间写的评论，都很顺利地在有影响的评论刊物发表了，我那时或许找到了这方面的自信，就顺着情势往这条路上走了。

    记者：经过十余年的文学批评实践，您先后出版了《我们内心的冲突》《我们并不孤单》《活在真实中》《话语的德性》《先锋就是自由》等批评文集，您在文学批评这一领域可谓“一代翘楚”，能够得到作家、批评家乃至读者们的重视和尊重，请问你认为原因何在？
    谢有顺：其实我对自己的写作并不满意，因为还有太多的缺憾。我最近决定专门空出一两年时间来读书，就是想很好地补一补自己的不足，从而让自己走得更远。假如确实有作家和读者对我的批评文字感兴趣，我想这跟我对批评的理解有很大的关系。我一直认为，批评也是一种写作，是一种有生命的写作。而在学术高度体制化的今天，许多人很容易把批评理解为仅仅是一种知识和学问，它就像医生的手术刀一样，冷漠地解剖每一部作品，或者是跟个人心灵不发生关系地分析作品的一些特色、风格等——这样的批评，对我来讲，不是最高的批评。最高的批评应该能够在内在的心灵里与自己的批评对象进行对话，互相理解，彼此感悟，这是可以达到的一种批评境界：批评本身也包含了批评家自己对生存价值的看法，自己的心灵感悟，以及他在作品里发现的与自己相通或者相反的事物。真正的批评应该这样来理解一部作品。如果从这样的角度进行批评活动，这个批评显然会更有感染力，更有精神的容量，不会那么冷漠，枯燥，干巴巴的，我想，在这一点上，我是做了一些努力的。有些读者告诉我，我的一些表达方式，包括我的文章题目，我的话语方式，都有一些感性的东西在里面。我的确渴望建立起自己的话语风格的，因为我希望自己的批评话语是准确的，专业的，同时也是有心灵温度的。——“心灵体温”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我的意思是说，批评家的心灵也应该参与到他的批评写作之中，他的表达应该更加人性，更加注重精神维度的建构，更加努力地去捍卫心灵里那些恒常的、美好的品质。因此，有“心灵体温”应该是每一个写作者共同的要求，而不仅仅是针对批评家而言的。除此之外，批评家还应是一个精神的在场者，一个有价值信念的人。
    我一直向往梁漱溟所说的，“学问贵能得要”，“学问家以能得为要，故觉轻松、爽适、简单。”得要就是心得、自得。我不是学问家，但也知道，做研究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进得去也出得来，要有心得，要有生命的感悟，要和自己有关，而不被知识所累。

    记者：在商业运作大行其道的时代，文艺批评呈现出一种“暗送秋波”态势，为文化市场的欲望大作广告，对具体作家的评价，“表扬信”几乎铺天盖地，“和稀泥”的更是为数不少，请问这是否文艺批评阵地“沦陷”？
    谢有顺：这样的情形大规模出现，已经不是批评阵地的“沦陷”了，而是一种批评的堕落。我个人对这样的情形是很警惕的，所以，我约定自己，不轻易给人写序，不上电视，不随便出席研讨会，尽量不写人情文章，所说的话要尽量诚实——这都是我对自己的基本要求。梁漱溟说：“在人生的时间线上须臾不可放松的，就是如何对付自己。如果对于自己没有办法，对于一切事情也就没有办法。”这话说得透彻。在今天这个时代，面对文学的喧嚣、批评的歧途，太容易迷失自己。多少人都拿自己没有办法，远离了本心，失去了本原，不仅细小的利益可以摇动他的信念，随波逐流者更是不在少数。写作的光芒正在黯淡，清明自觉的人日益减少。这是一种可悲悯的事实。我承认自己过去也常是昏昏然而不自觉的，所幸我还想往前，还想改变自己。我一直相信，世间万事原非定局，它是可以变的；人力虽然渺小，但也是可以增长和积蓄的。但是，假如自己放松自己，那一切就都垮了。    
    记者：目前，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很多人对文学批评表示出了漠不关心、毫不在乎。在你看来，文学批评的主要功能还在吗？比起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阵地是否日渐萎缩？
    谢有顺：有太多的人对批评表示出了不满。虽然，批评作为一种事业，一直不缺乏为之努力的人，但它的文学功用的日益衰微，却是不争的现实。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媒体时代，批评固有的功能正在被媒体宣传和会议发言所代替，那种微弱的、专业的批评声音，已经变得相当可疑。读者不看，作家不承认，甚至连批评家本身，一度也恍惚起来，从而忘记了自己本应履行的责任，而变得被动、廉价而无所作为。看上去，批评更像是文学族类里的贱民。而真正让人痛心的是，当别人蔑视批评的时候，批评家们并没有充分地用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来捍卫批评的尊严，反而在人情、利益和复杂的文学境遇面前继续溃败，也继续着自己的无能。真正的批评不是这样的。它应该有一整套的原则、价值、梦想、生命力供我们探讨和坚持。可究竟还有几个批评家在这样坚持批评的理想呢？
    在这个时代，批评似乎成了一种内在的斗争——不仅是与作品斗争，也是与自己的批评良心斗争。说还是不说？怎么说？说到什么程度？等等，这些问题像专业和美学问题一样折磨着批评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想，这种斗争在批评界会更加强烈，因为有很多批评死结正源于此。

    记者：在您对作家的批评中，有很多文坛名家宿将，如贾平凹、余华、莫言、铁凝、阿来、王充闾、李国文、北村、于坚等文坛名家宿将，对他们进行批评你是否有压力？
    谢有顺：不存在什么压力，写作于我来说是独立的。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是我的朋友，但朋友是朋友，写作是写作，这两方面我分得很清楚。我一直对一本书印象很深，就是神学家保罗·蒂利希的《存在的勇气》，他所说的勇气是说要敢于承担责任，敢于在当下生存中坚持一种价值和信念，这是一种哲学的想法，但落实到批评这个行业里面，同样是需要“存在的勇气”的。从最简单的层面上说，你看一部作品好还是不好，看起来是简单的问题，但是今天可能需要勇气你才敢说出真实的答案。如果你说人家的作品不好，可能会遭到这个作家的冷眼或者讽刺；如果你说他的作品好，可能也会碰到一些危险——因为判断失误或者过度吹捧而使自己的名誉受损。在这种情况下，坚守一种批评家的下判断的勇气，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无论面对的是哪一个作家，我首先要求自己能说出自己的诚实体会，直面自己的真实感受。离开了这个基本点，文字就会变得空洞、轻飘，写作就会成为一种造假。

    记者：你于2003年著有《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一书，你们二人是如何交往起来的呢？贾平凹对您特别欣赏，他曾在《该痛快时真痛快》一文中称：“我是那样地喜欢和尊敬着这个南方的小伙”，并认为你集南方、北方评论家的长处于一体，“前卫而不浮华，尖锐又不偏狭”，请问您如何看待他对您的这番评价？
    谢有顺：第一次见贾平凹是在1999年的元旦，那时我受《收获》杂志的邀请，到西安出席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老庄》的研讨会，但那种场合人很多，双方都说不上什么话。在做《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之前，我们主要靠文字来了解对方。后来，林建法、王尧两位朋友坚持要我和贾平凹做一本对话录，纳入他们主编的丛书里，我和贾平凹就在一起说了三天话，彼此才开始有更深入的了解。至于他对我的过誉之词，我是不敢当的。他这话出自他为我的评论集《话语的德性》一书写的序言。这书是“一九七几丛书”中的一本，按照出版社的规定，每本书都必须有一个名家写序，他们提议请贾平凹给我的书写序，贾平凹就写了个短序。但你知道，凡是序言，都难免说作者的好话，是当不得真的。不过，贾平凹所说的“不浮华”、“不偏狭”，确实是我正在努力追求的写作目标。

    记者：余华是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文学批评家几乎没有不谈论余华的，您有也曾有对其进行过批评，对于余华的文学创作能否给一个整体评价？如何看待他的新作《兄弟》？
    谢有顺：我写过一篇很长的余华评论，对余华的写作成就作了分析，对他的局限性也作了阐释，我认为，我对余华的许多结论在今天依然是有效的。余华的写作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最初的时候，余华眼中的人大多是欲望和暴力的俘虏，是酗血者，是人性恶的代言人，是冷漠的看客，是在无常的命运中随波逐流的人，那时的余华尽管在叙述上表现出了罕见的冷静，但文字间还是洋溢着压抑不住的寒冷和血腥气息；到《在细雨中呼喊》，因着追忆而有的温情，如同闪光的话语链条不断地在小说中闪烁，余华的叙述也随之变得舒缓、忧伤而跳跃；到《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由于善良、高尚、温和、悲悯、宽容等一系列品质，成了这两部小说主要的精神底色，余华的叙述也就变得老实而含情脉脉起来。探查这种变化是非常有意思的，它的里面，也许蕴含着余华写作上的全部秘密。
    但我一直觉得，余华最好的作品是第一个长篇《在细雨中呼喊》，因为这部作品具有内在的心灵深度，而他后来的写作，太过着迷于人物的遭遇，把冲突外在化了，作品的力量也就随之衰退了很多。至于《兄弟》，它在余华的写作中根本不值一提。

附：

 

 

     谢有顺，男，1972年8月生于福建长汀，1994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发表有当代文学批评、思想随笔200余万字。出版有《我们内心的冲突》、《活在真实中》、《我们并不孤单》、《话语的德性》、《身体修辞》、《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于坚谢有顺对话录》、《先锋就是自由》、《此时的事物》等论著多种。主编有《优雅的汉语》、《中国当代作家评传》等丛书多套。曾获“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等奖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评委会秘书长。现居广州，供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一级作家。

 

 

    谢有顺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最年轻、最具才情和睿智的批评家之一。他的批评文字敏锐、简洁、犀利，透射着对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切关注，对存在之途中种种疼痛与焦灼的深情体恤，充分展现了批评的学术品质与个人锋芒，并扩展了文学批评的精神疆界。他在2005年发表的《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等系列论文，对叙事伦理问题做了深刻而独到的阐释，其中对灵魂叙事热情而理性的张扬，表现了他对消费、经验和精神自闭的警觉，对于今天的写作如何进入更广大的灵魂世界、传承更灿烂的小说传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