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拳的建构过程

 

太极拳微观个体发育的建构过程，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练功”过程，其实质是一个“浓缩”了的人的发展过程。

 

太极拳的功夫类似文化上的修养，不仅是一种外在普适性的技术，而且还是一种内在特化亦即个性化了的技能和技巧。

它是练功过程和练功结果的统一，包括技术熟练、功力增长以及智慧成熟、道德圆满这两个方面。其进程大体有“着熟”、“懂劲”、“神明”三大阶段。

 

1、着熟阶段

 

它的建构手段是动作，建构方式是模仿。它要求人们讲招式、盘架子、正姿势。

 

它的技击内容，这时还属于“知已功夫”的“见招拆式”。它的文化心理意义，则是由肢体招式动作的外在规定性内化积淀为体内的心理感受性。其发展阶段，近似于皮亚杰所说的那个动作没有内化的感知运动阶段（幼儿期）和动作内化为表象的前运算阶段（童年期）。

 

这个阶段讲“正”求“合”，强调“形正、气顺、神宁、意专”的“正确”，处处讲究动作规范和操作原则的“合度”，探求在身心分化后怎样在操作活动中做到“内外相合”。

其中主要有“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这“内三合”和“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这“外三合”；此外还有所谓“明三节”（梢、中、根三节）、“统四梢”（发、舌、齿、甲）、“合五行”（人体五脏与动作五形相配）等一系列要求，探究人体活动怎样“节节松开”又“节节贯穿”，旨在整合自身内部各种因素和各个方面的力量和操作（着眼于操作上的“知己功夫”）。

 

2、懂劲阶段

 

它由着熟渐悟而来，其建构手段是劲路，建构方式是理解。它要求人们讲劲力、悟劲路、会走化。

它的劲路构成，有“掤、捋、挤、按、採、挒、肘、靠”八门“劲别”（劲的类型）和刚柔、劲重、长短、明暗等等“劲属”（劲的性质）。

 

它的技击内容，已进入“知人功夫”的劲路“自由问答”。它的文化心理意义，是把自身力量的充分发挥和敌手态势力量的为我所用统一起来，把敌手纳入自身的调控系统。

其发展阶段类似于皮亚杰所说的那个联系现实事物进行的具体运算阶段（少年期）。

 

这个阶段用“中”求“宜”，强调运行时“守中、用中、适中”的“中道”，它并不是执着定在、维持现状，而是研几研执、曲中求直，于不平衡中找平衡的“适宜”。是对前述“正”的动态表现。

 

交手时“手脚齐进横竖找”，并用自己的“正中”去对准敌方的“横中”，旨在协调身体内外的各种主客体（着眼于应对时的“知人功夫”）。

它要求运行变化中那不前不后、不左不右、不上不下的“恰到好处”和不早不晚、不迟不疾的“正当其时”。

 

太极拳所讲的“中”和“宜”，并不是事先设计的“理想状态”和“标准规范”，而是在现实矛盾斗争的阴阳变换中综合性的一种“动态平衡”，着眼于相互作用中的相对位置和基本关系，强调知己知彼、随缘就势。

它的方法论特征，便是庄子所说的“物物而不物于物”。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这就是人类“理性的狡猾”。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又可以分为自己的“找劲”、同伴间的“摸劲”和老师给的“喂劲”等“劲练”（劲的训练），以及粘、走、拿、发等“劲用”（劲的使用）这两个方面。

 

3、神明阶段

 

它由懂劲后“豁然贯通”地顿悟而来，其建构手段是意念、建构方式是创造性的自由运用和发挥。

它要求人们讲意境、明阴阳、求虚静。这时它不但扬弃了动作，而且还摒弃了劲路。

 

它的武技内容进入“自知”境界，把心身、敌我、天人全部统一起来，在顺应自然、返朴归真的形式下求得自身发展高度自觉的所谓“得道”状态。

其发展阶段，近似于皮亚杰所说的那个借助符号系统处理可能假设的形式运算阶段（青年期）以及这个阶段以后的进一步发展。

 

这个阶段现“灵”求“空”，是综合上述“正”、“中”的“和”，是“本来如此”及“当是如此”的辩证统一。

表现出传统文化中儒家的“无可无不可”，道家的“无为无不为”，佛家的“真空妙有”。所谓千锤百炼而又复归平淡，这时便到了真正“日常生活太极化”和“太极日常生活化”的返朴归真状态。

 

（因为神明阶段常人难至，作者此处亦属推测。

曾在博文中见过孙存周论明劲、暗劲与化劲之别：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94d7bd0101cgmg.html；

以及太极高手论力与波的关系：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94d7bd0100rcw8.html；

其对劲力的领悟又超出懂劲阶段不知凡几，可作日后参详。——乖乖注）

 

由此可见，太极练功过程除反映人类认识和实践过程中的共同规律外，还处处表现出中国传统认知方式上“知行合一”和审美过程中“情景合一”那种直观、体验、玩味和领悟的特点。

它把艰苦的打拳过程审美化，所以打拳亦称“玩拳”，表现出一种品尝玩味的审美特征。

 

太极拳的整合机制

 

就观念形态来看，人们并不难发现太极拳在方法论上特别强调有机整体、动态演化和优势选择。这显然跟现代系统工程的精神基本一致。当然，太极拳系统方法是整体圆融、直观体悟和全息映照的，它跟系统工程的系统分析和系统综合具有并不一样的内容。

（系统分析与系统综合依然是某种“静态解剖”式的视角；而太极拳讲求的是动态演化，随遇平衡，正是中国哲学中的易理精髓。——乖乖注）

 

1、全息对应

 

这是一个结构性原则。对应的方法论古今中外都应用得十分普遍。其客观依据，则是事物普遍联系和结构相关。特别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应的方法和技术更是引人注目。

这主要是中国人“观物取象”、“比照类推”的有机整体观和相应操作方法论所决定的。

 

在中国传统的思维框架中，天、道、理、气、太极等都是代表整体或个体的基本范畴；而阴阳、五行、八卦等则是这一整体的基本要素。

十分明显，这里强调的是系统组织的“结构—功能”，而不是系统构成的“实体”和“元素”。

这种有机循环论的整体思维，是物我、主客、内外同构的。因而在根本上不同于古代西方机械决定论的单向整体思维。

 

太极拳中对应的方式很多。

第一类，是动作、劲路、意念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以及敌我之间的呼应关系。太极拳在行功走架和交手应敌中，无论动作、劲路和意念各个方面，都十分讲究前后、左右、上下、先后以及敌我之间的结构性呼应和协调。

第二类，是层次、功能和过程的某种同构对应关系。例如太极拳层次结构中的体育层次、技击层次、哲学层次，分别跟社会功能结构中的强身祛病、御敌制人、养性悟道，或者跟建构过程中的着熟阶段、懂劲阶段、神明阶段，以及认识过程中的模仿方式、理解方式、创造方式等等，都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

与此同时，它们又互相映射，结成立体连环式的全面对应关系，形成层次中的结构和结构中的层次……如此等等，并由此形成类似气功上的“形、气、意；劲、势、神；虚、空、灵”这样的“三层九步”功夫。

第三类，是文化功能上所谓“物我同一”的天人全息对应关系。它从一定形体动作和敌我形势的意象领悟入手，把天文、地理、身体、环境以及物事、事理、天理、人情等等全部都对应起来，给予一个统一的哲学和文化学的意象模型解释，并通过这种意象模型的文化解释学功能去把握和改造世界。

 

2、阴阳互补

 

这是一个功能性原则。太极拳术中的对应是阴阳的对应，而且这种对应具有互补的功能或性质。

 

中国传统认知并不重视形式逻辑的无矛盾或同一律，但却善于发现事物的对立，并在对立中把握统一，以此求得系统整体的动态平衡。

这一认知模型使中国人在各种矛盾对立中看到的并不是简单的对抗和冲突，也不是一般的均势、平衡、妥协或转化，而是一种深刻的相灭相生、相反相成、对待互根、彼此为用的“大化流行”，这显然巨别于西方人所理解的对立统一。

（中国的阴阳相济是动态演化分析模型，西方的对立统一是静态结构分析模型。——乖乖注）

 

太极拳善于用虚、用反、用柔、用弱等从负面去校正、补充或取代、平衡正面的工作方式，不能不说是极为高明玄妙的。

 

太极拳在动作上有时序先后、节奏快慢、幅度大小、空间方位等方面的互补；在劲路上有刚柔、轻重、长短、明暗等力量的互补，吞吐、开合、进退、正隅等形态的互补，攻守、发化、粘走、收放等功能的互补；意念上则是有无、动静、虚实、阴阳等方面的互补。

如果诸如此类各个方面的互补耦合关系处理不好，便会陷入所谓的“双重”的毛病，因而不能进入太极的状态和达到太极的目的。

 

从操作类型上说，太极拳也有三类互补方式。

第一类，“意欲向上，必先寓下；意欲向左，必先向右；前去之中，必有后撑；上下左右，相吸相系，对拉拔长，曲中求直”的呼应协调型；

第二类，“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绵里藏针、刚柔并济”的包容潜现型；

第三类，“你上我下，横来直去”，“左重左虚、右重右杳”，“以退为进、以守为攻”，“以静御动、后发先至”的对峙转化型。

 

3、信息反馈

 

这是一个运转性原则。它是连接上述结构对应和功能互补的运转性机制。

 

中国传统文化在质料、能量和信息三大要素中，相对重视的东西就是信息，并在整体圆融中形成类似“有机体是消息”的信息论观点。

 

太极拳中所谓“松静为本”、“以柔克刚”、“听劲走化”、“用意不用力”等等，实质上都是这种信息反馈调控技术的要求和表现。

王宗岳《太极拳论》就十分明确地把敌情信息放在克敌制胜的关键地位上……太极拳因而舍弃了简单力量对抗的观念，从信息调控技术方面去开发整体功能的新天地。

 

当然，太极拳的信息调控技术并不限于技击。从操作上说，太极拳的信息反馈也可以归纳为如下三个类型或层次：

第一，   身体感觉信息反馈调控和“动作相关”原则。在这里，它的调控目标是人体动作的力学平衡、人体活动的生理平衡和基于上述两者的人体活动的心理平衡；

第二，   敌手活动信息调控和“听劲走化”原则。在这里，它把敌手的力量信息、意图信息以及敌我相互关系信息综合起来，以调动敌手的力量，破坏敌手意图和实现自身的愿望。

第三，   主客体综合的大环境信息调控和“用意不用力”原则。在这里，主要是在适应和协调跟环境关系的过程中，使整个系统实现进化。

 

太极拳的文化特征

 

1、厚生利用、身体力行

 

作为一种人体活动、人体技术和人体文化来说，太极拳的一切都是围绕着人的生命活动来展开的，并且是“身心合一”和“知行合一”的。它是人体技术操作系统而不是理念概念符号系统。

 

中国文化是一种围绕着生命活动进行并且具有明显身体化倾向的文化。它提问题的方式，首先是生命体的利害得失，而不是物自身的真假对错。

这种厚生利用、重术轻学的功利主义“操作型”认识态度和方式，显然不具西方学术那种“为知识而知识”的形而上意义。

 

我们知道，西方文化通过分析和还原追求本原，并通过各种“元理论”来使自己普遍化。

但据哥德尔定理，任何理论体系都是自我相关的，因而也是不完全的。西方技术分解还原的理论化倾向，曾极大地推动了自身的发展，但在当代条件下却遇到了严重的挑战。

 

中国的技术系统首要的一点便是操作，它一开始就直接面对系统整体本身，与此相应的理论系统同样也带上操作的意义，因而在中国也就富有技术法而乏有技术论。

在实践过程中，操作自然地引入个体经验。中国的技术文化系统便通过这些个体经验来跟外界保持联系（开放性）。

这是一种经验综合型的主体意向性思维。由于缺乏分析和规范，它在近代发展迟缓。但它那强大的解题能力，在当代却给人以多方面的启发。

 

一般地来说，西方学术是具体性分科知识和超验性个人信仰的组合，而中国学术却是普泛化的思维范畴和具体化的个体经验的组合。

与此相应的则是西方人“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粹理性和中国人“为人生而知识”的实用理性。

 

2、一物两体、对待流行

 

太极拳的全部运转机制，都是按照“一物两体、对待流行”的模式来进行的。它是个互补系统而不是否定系统，处处用“阴阳相济”来建构自己，因而跟西方那种“二元对立、冲突扬弃”的“否定之否定”方式大异其趣。

 

这一般来说同样是中华文化系统的特征。中国文化系统是“完善型”的，它追求的目标是反求诸己、自我完善；西方文化系统则是“超越型”的，它追求的目标是不断革命、扬弃更新。

 

这也就涉及发展中所谓内倾的“超稳定系统”和外倾的“不稳定系统”以及相应的“循环论”和“进化论”等问题。

其实，中国式的自我完善并不是静态的不发展。它在自己运动过程中同样也会造成不同的“境界”，但这些“境界”却是“平面”的，因而表现出跟西方“一个否定一个”那种螺旋式“扬弃”沟通并不相同的整体性“升华”。

 

从认识论角度说，这也就是所谓“顿悟”。由此出发，还可引申出不同的人生态度，分别形成中国式的“乐感文化”和西方式的“罪感文化”。

在这不同文化背景下，中国“体育”形成向自己身体内部发掘潜力以保养生命的性质，并具有身心内外整体协调的特点；而西方体育却形成向自己身体外部拼博进取以发展生命的性质，并具有身体单项机能充分展示的特点。

 

在体育上“太极图”象征中国文化，而“十字架”象征西方文化。

太极图表现了中国人讲究阴阳互补转化升华的自我完善，而十字架反映了西方人在精神和物质、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两极对立中追求极限和超越。

 

3、模糊灵活、随机应变

 

就学用的角度来说，太极拳表现出“重意不重形”的倾向和“随机应变”的性质。它是个模糊系统而不是精确系统。

它里边的那些阴阳、动静、虚实、刚柔和粘走运化，都是“无方无体”、“阴阳不测”地没有什么固定的界线，在运动中互相包容、互相作用、互相转化。所谓“太极无法，动即是法”，它确实是难以完全的形式化、数量化和固定化。

 

跟西方体操伸手、弯腰、转体、踢脚多少幅度和角度的动作指令不同，太极拳动作名称大都是“野马分鬃”、“白鹤亮翅”一类意象性的。

特别是在应用过程中，在有功夫的太极拳家那里，全都讲究“举动全无定向，发劲专主一方”。

“举动全无定向”，为的是不限制它各个方面的变化可能性，故能“满身都是手，碰到哪就打哪”；“发劲专主一方”，则发挥“全体”、“用中”之妙，表现出一种整体的效能。

 

一般地来说，西方的系统方式大多是规范化的，其工作方式是推演和指令，中国的系统方式却大多是非规范的，其工作方式是示范和启发。

西方的系统方式建立在集合论和数理统计等基础上，因而各个子系统都是边界清晰的。它可以通过“工具理性”分析来计算极值以寻找最佳状态。

可中国的系统基本上都是模糊的。这一方面固然跟中国直观体悟的意象思维有关，因而无法摆脱思维范畴的形象性、多义性、具体性；但在另一方面又涉及事物构成的复杂性、发展的不确定性和认识的灵活性等问题，因而在当代极富启发意义。

 

中国文化是“智慧型”而不是“知识型”的。它那“为道不为学”和“重意不重形”的倾向，实际上强调了人的个体感受和主体创造，有利于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自身的稳定性，因而跟反映当前环境复杂性、资源有限性和人类脆弱性的“后现代思潮”颇为吻合。

 

现代西方文化中出现一股从“理性批判”向“文化批判”发展的趋势，在形式上则呈现为某种“向东方文化复归”，这不能不说是意味深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