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自发调节的市场与虚拟商品：劳动力、土地与货币

我们对经济体系和市场发展脉络分别进行的简单勾勒已经表明，在我们的时代之前，市场只不过是经济生活中的附属品。一般而言，经济体系是被吸收在社会体系之中的，并且无论经济活动中主导性的行为原则是什么，我们发现市场模式都能与这种原则相容。

……实际上，管制与市场是一起成长的。自发调节的市场是闻所未闻的；自发调节这个观念的出现本身就是对当时发展潮流的完全背离。只有在这些事实的烛照下，我们才能充分理解那些构成市场经济之基础的、非同寻常的假定。

市场经济是一种仅仅只受市场控制、调节和指导的经济体制，物品生产和分配的秩序都被季托给了这个自发调节的机制。这种类型的经济源自这样一种预期：人类以获取最大货币所得为目标而行动。它假定：在特定价格下，市场中可得的货物（或劳务）与在该价格下的需求相等。它还假定货币的存在，并在其持有者手中作为购买力而发挥作用。（理性人假设、价格理论、货币理论的源头——乖乖注）

由此，生产将被价格所控制，因为指导生产的那些人所能获得的利润依赖于价格；货物的分配也依赖于价格，因为价格形成收入，而只有在这些收入的帮助下，生产出来的货物才得以在社会成员中分配。在所有这些假定都被满足的情况下，货物生产和分配的秩序就能单独由价格而得到保证。

自发调节意味着所有的产品都以在市场上出售作为目的，而所有的收入都来源于这种出售。相应地，就存在着关于所有工业生产要素的市场，不仅有关货物（总是包括劳务）的，同样有关于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它们的价格分别被称为物价、工资、地租和利息。（要素市场）

这些术语本身就表明收入来源于价格：利息是使用货币的价格，它形成了那些货款提供者的收入；地租是使用土地的价格，它形成了土地提供者的收入；工资是使用劳动力的价格，它形成了劳动力出卖者的收入；最后，物价成为那些提供了企业服务的人的收入所得，被称作利润的收入实际上是两组价格的差额，即生产出来的货物的价格与其成本——即生产它们所必需的货物的价格——之间的差额。

如果这些条件得到满足，那么所有的收入都将源自市场上的出售，而收入也将完全能够购买生产出来的所有货物。

（费雪名言“收入是一连串事件”在此可补上一句，即当“市场满足一系列假设”的前提时——乖乖注）

由此产生与国家及其政策有关的进一步假设。对于市场形成构成阻碍的任何事务都必须被严格禁止，也不能允许收入通过市场销售之外的任何其他渠道获得。任何通过调整价格来改变市场状况的干涉行为都必须被禁止，不管这里的价格是关于货物、劳动力、土地还是货币……不管是价格、供给还是需求，都不能被固定或管制。只有这样一些政策和措施才是适宜的：通过创造有助于市场成为经济领域唯一的组织力量的各种条件，保证市场的自发调节。（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源头。——乖乖注）

为了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意味着什么，让我们暂时回到重商主义以及全国性市场迅速发展起来的那段时期。在封建主义和行会制度下，土地和劳动力形成为社会组织本身（那时货币尚未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元素）的一部分。土地，作为封建秩序的轴心要素，乃是军事、司法、行政和政治体系的基石；其地位与功能由法律和习俗规范所决定。（类似于法偿货币体系中，货币本身的被“授信”与“赋值”模式。——乖乖注）

劳动力的组织状况也是一样。在行会制度下，与从前所有经济体系中的情况一样，生产活动的动机和环境是嵌入社会的一般组织之中的。……重商主义所做的不过是将这些规定统一起来，统一的方式或者是像英国那样通过颁布法规来实现，或者是像法国那样通过将行会“国家化”来实现。

重商主义，无论其如何高调地坚持把商业化作为一项国策，却以与市场经济截然相反的方式理解市场。重商主义的这一面最集中地体现于它在工业中极大地扩展国家干预的这一举措中。

无论是（英法）两国中的哪一个，在18世纪的最后十年之前，还未曾有人提及建立一个自由劳动力市场的议题；而经济生产的自发调节的观念更是完全超出了那个时代的视野。

重商主义者关心的是发展国家的资源，包括通过贸易和商业实现的充分就业；土地和劳动力的传统组织方式在他们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在这方面远离现代观念的程度并不亚于其在政治领域——他们没有任何民主倾向，而是信仰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开明君主的统治——远离现代的程度。

（这是18世纪的英法，也是20世纪滴贵国。——乖乖注）

就像朝着民主体制和代议政治的转变是对时代潮流的彻底逆转一样，18世纪末从被规制的市场向自发调节的市场的转变代表了社会结构的彻底转型。

一个自发调节的市场必须把社会制度性地分离为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实际上，这样一种二分法不过是从社会整体的角度重申了一个自发调节市场的存在。也许有人会提出，这两个领域的分离存在于所有时代的任何社会。然而，这是一个没有根据的论断。……通常而言，经济秩序不过是社会秩序的一种功能，前者寓于后者之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管是在部族的、封建的还是重商主义的条件下，社会中都不存在一个分离的经济体系。

19世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经济活动被孤立出来并归于一种独特的动机——确实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转折点（singular departure）

除非社会以某种方式屈从于它的要求，否则这样一个制度模式就不可能运转。市场经济只能存在于市场社会之中。我们是通过对市场模式的一般分析达到这个结论的，而现在我们可以给出这个论断的具体论证了。市场经济必须囊括工业生产所需的所有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在市场经济中，货币也是工业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而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货币之纳入市场经济将会产生影响深远的制度后果。）但劳动力和土地只不过是构成社会的人类本身和社会存在于其中的环境。将它们囊括进市场机制就意味着使社会生存本身屈从于市场的法则。

我们现在可以以更具体的方式分析市场经济的制度特性及其对社会构成的威胁。首先我们将描述市场机制用于控制和指导工业生活实际要素的手段；接下来，我们将努力把握这样一种机制对社会——此时社会已经屈从于这种机制的掌控之下了——产生的影响的性质。

只有借助商品（commodity）概念，市场机制才得以适合（geared to）工业生活的诸多要素。

在这里，商品被经验性地界定为为了在市场上销售而生产出来的物品；而市场则同样被经验性地定义为买方和卖方之间的实际接触。相应地，工业的每一种要素都被认为是为了销售而生产出来的，唯其如此，它们才成为与价格相互影响的供求机制的控制对象。

从实践来讲，这意味着必须存在关于每一种工业要素的市场……这些市场——它们的数量是无限的——相互勾连，形成一个总市场（One Big Marker）。

关键就在于：劳动力、土地与货币是工业不可或缺的要素；它们同样必须被组织在市场之中；实际上，这些市场形成了市场经济体系的一个绝对关键的组成部分。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显然都不是商品。

根据基本假定，即任何在市场上买卖的东西都必须是为了出售而生产出来的。换言之，根据商品的经验定义，它们不是商品。

劳动力仅仅是与生俱来的人类活动的另外一个名称而已，就其本身而言，它不是为了出售，而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而存在的，并且这种活动也不能分离于生活的其他部分而被转移或储存；

土地不过是自然的另一个名称，它并非人类的创造；

最后，实际的货币，仅仅是购买力的象征，一般而言，根本就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经由银行或国家金融机制形成的。

三者之中没有一个是为了出售而生产出来的。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形象完全是虚构的。

（三者实际上构成某成“元市场”，即所有市场规则赖以运行的基础。今天俗称的“要素市场”，实际上假设了它们都是商品，这种理解很可能形成某些细微却至关重要的政策错位！——乖乖注）

然而，正是在这种虚构的帮助下，关于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实际市场才得以组织起来；……虚构商品为整个社会提供了一个命运攸关的组织原则，这个原则以最多种多样的方式影响了社会的几乎所有制度：该原则即是，任何可能妨碍市场机制沿着虚构商品的路线而运转的安排或行为都必须被禁止。

可是，当关涉到劳动力、土地和货币时，这样一个基本假定就无法得到维持。如果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的命运、人的自然环境，乃至他的购买力的数量和用途的唯一主宰，那么它就会导致社会的毁灭。

如若被剥夺了文化制度的保护层，人类成员就会在由此而来的社会暴露中消亡；他们将死于邪恶、堕落、犯罪和饥荒所造成的社会混乱（disloceation）。

自然界将被化约为它的基本元素，邻里关系和乡间风景将被损毁，河流将被污染，军事安全将会受到威胁，食物和原材料的生产能力也将被破坏殆尽。

最后，对购买力的市场控制将周期性地肃清扼杀商业企业，因为对后者而言，贷币供给的涨落不定会产生如同洪水与干旱之于原始社会的巨大灾难。

（社会危机、环境危机与金融危机——市场化结构下的三大“原罪”，一个世纪前奇迹般的预言。——乖乖注）

毫无疑问，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市场对市场经济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任何社会都无法承受这样一种粗陋虚构的体系所造成的影响，哪怕只是片刻之间。除非人类的和自然的实体以及商业组织都能够得到保护，能够与个这撒旦的磨坊（satanic mill）相对抗。

市场经济的极端人为性（artificiality）根植于以下事实，即在这里生产过程本身乃是通过买和卖的形式来组织的。在一个商业社会中，为市场而组织生产的任何其他方式都是不可行的。……在这里，商品的制造既不涉及互惠互助的态度，也不存在家庭作坊对需求满足的关切；既没有手艺人由其劳动创造而生的自豪感，更与公共赞誉所带来的满足感无关。所需要的仅仅是赤裸裸的获利动机，这种动机是以买卖为职业者最熟悉不过的。

（以此而言，俺以身为“好记者”而自豪，显然是自绝于商业化时代的前“手工作坊”手艺人滴古老感情。——乖乖注）

直到18世纪末，西欧的工业生产仍不过是商业的一个副产品。……然而，工业生产变得越来越复杂，要求保证供给的工业生产要素也就越多。当然，其中的三种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在一个商业社会中，它们的供给只能由一种方式加以组织：即让它们变得可以通过购买而获得。于是，它们必须被组织起来在市场上出售——换言之，它们必须成为商品。将市场机制扩展到这些工业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货币——乃是在一个商业社会中引入工厂制度这一举措不可避免的后果。

这与需要建立一个市场体系这种说法是同义的。我们知道，只有通过相互依赖的竞争性调拨所保障的自发调节，利润才有保证。……在这三者中，有一个尤为突出：劳动力。作为一个技术性术语，劳动力是指人类本身，只要他不是雇佣者而是被雇者；由此，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对劳动力的组织将会随着市场体系的组织变化而变。然而，由于劳动力的组织不过是普通大众生活形式的另一种说法，这就意味着市场体系的发展必将伴随着社会组织本身的变化。再往下推，我们不得不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社会必然成为经济体系的附属品。

我们曾拿英国历史上圈地运动所造成的破坏来比照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灾难。我们说过，一般而言，经济进步总是以社会混乱为代价的。如果混乱的程度过大，共同体就必然会在这个进程中被瓦解。……对自发性进步（spontaneous progress）的盲目信仰牢牢控制了人们的头脑，甚至当时最具启蒙意识的人也像宗教信徒一样狂热，一味追求无限止、无约束的社会变迁。

人们的生活受到了可怕的冲击。确凿无疑的是，若不是保护主义的反向运动阴滞了这个自我毁灭机制的运行，人类社会可能早就烟消云散了。

由此，19世纪的社会历史就成为了一个双重运动的结果：市场组织在真实商品方面的扩张伴随着它在虚拟商品方面受到限制。

一方面，市场扩展至全球各地，牵涉其中的物品数量增加至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另一方面，各种措施和政策所织成的网络与各种强有力的制度配合，目的是抑制与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相关的市场行为。

显然，世界商品市场、世界资本市场以及世界货币市场在金本位制的庇护下为市场机制提供了空前绝后的动力；但是一个深层次的运动已然形成，它致力于抵挡市场控制下的经济所产生的邪恶影响。

在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所固有的威胁面前，社会奋起保护自己——这就是这个时代历史的综合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