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经济学家最早大多是出自英国，而且还是苏格兰较多，象威廉·配第、理查德·坎蒂隆、亚当·斯密都是苏格兰人，英国的重商主义者、李嘉图、马尔萨斯、纳索·西尼尔、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英国人。所以，而我现在翻译的New Ideas from Dead Economists是讲经济学大师的，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了解一些背景知识，才可以理解作者想表达的意思。
　　其中涉及到剑桥大学。以下内容摘自百度百科。
　　
　　首先，看剑桥大学的教授们是如何拍马屁的。这样投其所好的做法是中国人想不到的。
   
    1. 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们更喜欢牛津；他们将剑桥当作前往新集市赛马时中途休息的地方。当詹姆斯一世1614年留宿三一学院时，整个学院里禁止吸烟，因为众所周知，这位国王厌恶吸烟。为了供他消遣，教师们安排了一场哲学戏，一场有关“狗们是否进行三段论”问题的辩论表演。最后得出结论，狗不能思维。那位君主听后说，他的狗是例外。教师们钻牛角尖地高声附和。
    比指鹿为马有趣多了，形式独特，娱乐大家。不过我们的皇帝还没有弱智到这种程度。

    2. 大学至少做到了让火车站修在远离市中心的当时还一片空旷的地带。那里，在城市东面，铁路工人的一排排住宿楼盖起来了，人们称这个罗姆赛区为“小俄罗斯”， 而大学教师们住在城西他们的别墅里，在后园对面。19世纪剑桥人口增加了四倍，居民人数将近五万。很多人生活在中世纪的市中心，挤在小屈里街周围的胡同和 院子里。营养不良、伤寒、卖淫司空见惯。全部废水都被排进了剑河。当维多利亚女王1868年访问剑桥从一座桥上下望时，水里漂浮的那许多纸片令她感到奇怪。“夫人，这是此地禁止游泳的告示。”三一学院的院长威廉·休厄尔向她解释道。
　　这种临场发挥比我们的官员聪明多了，这样让上级多有面子。我们的政府发言人应该取点经验，不要太生硬地说：夫人，这里面什么也没有，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以下是其他方面的：

　　3. Town and Gown
　　用Town and Gown表示市民与学人，从修辞上讲，是换喻(metonymy)，即用市镇(town)指代生活在该市镇上的居民，用学人身上穿的长袍(gown)指代学人。由于修辞手法的使用，加上这两个词又相互押韵，所以读起来令人耳目一新，难以忘怀。
    在中世纪的大学城市里，“市镇”和“学院”之间的摩擦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早在1231年，亨利三世国王就代表大学生们向剑桥市长抱怨房租太高了。反过来，市民们又对大学的各种特权不满，从对酒馆营业执照的监督到自己享有审判权，这是13世纪以来所有的英国君主即位时答应这两所大学的――这一形式一直持续到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统治时。愤怒积聚起来，1381年农民暴动袭击了剑桥。暴民们在市长的率领下抢掠了大学生宿舍、学院和圣玛丽学院里的大学保险箱。文献被毁，文件和图书被堆在市场上烧掉了：“不要牧师们教书，不要！”
    1500年前后，剑桥有十几所学院，大多数位于高街和剑河之间，南起已经位于城墙外的特兰平顿门旁的彼得豪斯学院，北至后来的三一学院和圣约翰学院的所在地。这一发展很明显：大学在城市西区扩张，东区仍然以town为主，而不是gown。

　　4. 直到爱德华二世创建的国王学院，才在14世纪初期形成了指导性方案：以学院作为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集体。人们称那些学生为国王的孩子们，他们确实还是孩子，入学年龄：14岁左右。
    圣约翰学院规定：一张床上不超过二人，除非他们不满14岁。
    有人在网上批评谢祖钧版《国富论》翻译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其中一个就是：
　　“斯密......14岁（1737年）就进入了格拉斯哥大学”。一个“就”字，体现了译者对亚当斯密盲目的崇拜。实际上，在那个年代，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上大学的年龄。”The adolescent genius attended university in Glasgow when he was fourteen years old, the normal age of matriculation earl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Alan B. Krueger)

    5. 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信奉新教，在她的统治下，大学渐渐得到了巩固，这次王位更替影响深远。人们继续激烈地争论圣经和教会的权威性。承认英国国教的宣誓使许多人陷进了一场良心纠纷、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完全忠于伊丽莎白一世的清教徒都一样。这位“处女女王”引进了院士必须独身的戒律，只有院长例外。从1570年起，这一禁止结婚的命令就被纳入了大学的规定――正式地直到1861年。
    1861年，人们注意到了第一位已婚教师，这显示剑桥大学在渐渐地脱离中世纪。一年前这所大学正式取消了禁止院士结婚的规定。由于各学院有权自主决定此事，直到1880年之后，院士们的结婚愿望才取得了成功。这给剑桥带来了一场建筑和婴儿的小小兴旺。院士家庭日渐增多，当为它们修盖新房时，一种生活形式在各学院里走到了尽头：院士和学生同居一室的共栖现象。

    6. 随着宗教上的稳固，大学生的人数也从1570年的1630名上升到1620年的3000名左右。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绅士”――下等贵族的儿子们前来就读了。当时形成了三类大学生：贵人（noblemen），他们支付昂贵的学习费用，不用考试就能拿到学位，作为fellow kommoner和院士同桌用餐，这是他们的许多特权之一；公寓生（pensioners）,来自中等阶层的大学生，他们支付住宿和学习费用，但少一些；最后是减费生（sizar），来自贫困家庭的助学金领取者，免除了费用，但必须在学院里从事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