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都知道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年）是“现代经济学之父”，但恐怕较少人知道，他在当时是作为道德哲学家而获得荣誉的。他的《道德情操论》是伦理学的经典之作，他在大学担任的是道德哲学教授，而他的经济学著述原来不过是他的道德哲学研究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亚当•斯密1723年6月5日出生于苏格兰法夫郡的卡柯尔迪。他童年在家乡苏格兰求学，1737年进格拉斯哥大学，完成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和伦理学等课程，1740赴牛津大学求学。1751年后，他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1764年，斯密当了青年公爵布克莱的私人教师，陪同布克莱进行了为期近3年的欧洲大陆之行。他利用这一机会访问了法国和瑞士的一些重要城市。他于1778年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专员及苏格兰盐税专员，1787年担任格拉斯哥大学荣誉校长。斯密是伦敦皇家学会会员，并参与创立爱丁堡皇家学会。1790年7月17日，斯密在爱丁堡与世长辞。

　　斯密一生经历简单，过着一种典型的书斋生活。据说，斯密一生有三大乐趣：陪伴母亲，会晤朋友，遨游书海。

　　在斯密出生前几个月，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的母亲精心抚养和教育斯密。斯密生前丧父，童年时体质孱弱多病，又无兄弟姐妹，一生未曾娶妻，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一直是斯密生活的中心，在他长大成人后仍时常陪伴在母亲身边。在长达60年的岁月中，斯密对母亲孝顺侍奉，报答她的养育之恩。一有空闲，他就陪着母亲聊天，并把这当成是生活的乐趣而不是枯燥的义务。他母亲一直活到了90岁，仅比斯密早死6年。早在1784年，斯密就出席了格拉斯哥大学荣誉校长的任命仪式，但因母亲于1784年5月去世而迟未上任，直到1787年才担任荣誉校长职位至1789年。

　　斯密喜欢在与朋友的交谈切磋中获得思想的启发和情感的交流。早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期间，他的天资就受到了著名的道德哲学教授哈奇森的注意，哈奇森把16岁的斯密介绍给了当时正在写作《人性论》的哲学家大卫•休谟，此后斯密与休谟结下了浓厚的友谊，即使两人相距遥远，也会保持通信联系。由于斯密在1773年初步完成其经济学巨著《国富论》时身体状况已衰退许多，他深怕自己历时9年的著作会没有出版的一天，所以指定休谟为遗稿管理人。但是在《国富论》出版2个月后，休谟却因病去世。令人感到兴趣的是，在1776年1月休谟订定的遗嘱中，指定斯密为遗稿管理人。这件事让人们看到了两人之间深厚的友情。在陪同布克莱公爵的欧洲大陆之行中，斯密曾会见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孔狄亚克、霍尔巴赫、爱尔维修，重农主义者魁奈、杜尔哥、奈穆尔等。在形形色色的沙龙、定期或不定期的宴会等社交场合以及个人交往中，斯密经常同他们交谈经济学、哲学、文学、政治等方面的问题，从中汲取了不少思想资料。

    斯密一生都和书本打交道。他的一生可以概括为三部曲：读书、教书和写书，并在其中找到了无穷的乐趣。斯密幼年在校学习时，就以对书籍的热爱和超人的记忆而引人注目。在大学期间，他致力于钻研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古典著作，认真研究了《人性论》等当代和古代伟大思想家的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古典哲学与当代哲学的基础。他在学术研究上精益求精。他自己说过：“我是个迟钝、非常迟钝的作者，每一篇作品在我能勉强满意它之前，至少要写上六七遍。”他的《国富论》写了9年，又修改了3年才出版。他的《道德情操论》于1759年4月出版，此后在31年中作了5次修订，在去世前不久还出了第6版。对此，《亚当•斯密的生平和著作》一书的作者杜格尔德•斯图尔特评论道：“这些崇高的真理在他年轻时离开学院之际，第一次激起了他的天才的热情，他最后的精神努力也是寄托在这方面的。”

    《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构成了斯密学术思想体系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从现在的观点看来，两者属于不同的学科。但按照当时苏格兰大学的学科分类法，“道德哲学”这门学科，包括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等部分，而政治学又包括政治经济学。有人认为，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是以“同情”出发的，而《国富论》是以“自利”出发的，因此两者是矛盾的，这被学术界称为“斯密悖论”。其实，两本书都是从人的利己本性出发进行论证的。只是在经济领域，斯密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自由放任，主张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用人的自利动机来增进公益；而在道德领域，斯密主张通过“同情”把人的“自爱”引向“正义”和“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