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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故事只有三类。

第一种是和外部世界对抗的故事，主人公非常强大，恒定不变，克服一切困难实现自己的目标；第二种是内心对抗的故事，主人公在故事开始的时候，是不完美有缺点的，他要在故事中实现成长；第三种故事是反情节主义的故事，故事形式以跳跃、无理性著称。

第三种故事只适合形式主义探索。

第一种故事占据电影故事的半壁江山以上，多属英雄类，很少引起道德歧义。

第二种故事以人物的成长为重要结构线索，甚至需要“导师”类人物在其身边提供帮助。

时下对国产电影故事内容进行“纯道德”讨伐的，多数是这样的故事。

但看待这类故事，需要看故事对人物成长要求的塑造和处理，究竟站在什么立场进行。我们的道德讨伐，往往纠缠于人物的身份、人物在成长前的状态和在成长过程中的一些行为模式，恰恰粗暴和野蛮地和有意地忽略掉了人物成长完成后故事所传达的最终意义。

比如说《分手大师》，梅远贵在完成成长之前，是唯利是图的，叶晓春在完成成长之前，也是在错误的迷途中沉溺。但故事要告诉人们的却是，这两个人坦诚相待了，为了真正的爱情，两个人都付出了巨大代价，对自己的错误实现了比较彻底的修正。故事主题是积极向上的。

《小时代》也是一样，问题出在了故事人物的家庭背景和职业特点上，其中奢华的生活方式成为人们指责的焦点。但对不起，凡是客观看待的人都会发现，故事不是教给年轻人如何通过虚伪的方式去获取奢华，而恰恰是教给年轻人如何忽略奢华，珍惜和忠于更珍贵的友谊。

还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上两个例子来说，一个是对人物的“犯贱”看不惯就一叶障目；殊不知所谓“犯贱”和“犯二”，正是喜剧的基本手法和技巧之一，《分手大师》唯一值得质疑的是，人物的喜剧情境和喜剧核心性格难以完美统一，在艺术上没能做到至臻至美罢了。而对第二个例子的质疑就更是无稽之谈——只要富人的钱不是非法所得，你质疑和担心什么呢？

这两个例子都只是在内容和人物的行为模式上不符合我们社会最高的道德要求罢了，难道要把富人的财产都分掉、赠送掉、回报掉才对吗？他们并没有伤害他人的利益。相反，有些故事动不动轻取他人性命，却在业界博取了掌声一片。这都是非常令人费解的现象。

李银河女士有个观点，我非常认同。我们这个社会中，有些人一辈子没什么太高尚的情怀，只是想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平淡度过自己的一生。这并不是值得指摘的事情。

中国从很久很久以前，就试图用一种统一的、最高的、理想化的道德模式来要求全社会的成员，结果是什么？是假大空盛行，装逼主义盛行，道德标准和个人实际理念的两张皮盛行，“大老虎”们死而未僵，这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

电影市场和所有商品市场的规律是一样的。

商品市场的原则是，制造顾客有用的高质量产品，只有出现坑蒙拐骗的行为，才需要以法制手段进行纠正。电影市场100年，是观众凭借人类最基本的向善心理自律的100年。道德评价，只有当故事的思想触及了社会道德底线的时候，才会是纠偏的理由。

而《制片人》这样的经典故事告诉我们，观众对故事的道德要求，往往会早于和高于我们专业工作者的预期。当观众看到舞台上出现宣扬法西斯主义的内容时，会纷纷离席自发进行抵制；而当剧情逆转为喜剧、逆转为对法西斯主义的无情嘲笑的时候，观众就会走回来重新坐下，开怀大笑。

因为说到底，观众对故事产品的诉求，是对“人的新认识和对人类关系的新发现”。

代替观众进行道德判断，其动机是值得怀疑的。一方面是对故事积极的思想内容视而不见，强行用最高的社会道德准则来苛求故事内容，让创作平添障碍和烦恼；另一方面却对那些不符合故事基本讲述规律的“假大空”、“雷硬神”的内容缺乏有效识别和引导，让产业不能做大做强。这是某些“学者”和“职业名人”的一种耻辱，是一种试图用陈旧知识和思维方式开倒车导致人格分裂的愚蠢行为。

内外有别，价值判断失衡，利益自保，自相矛盾，损害产业正常的机制形成，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都是不相信观众和对极端化道德要求思维模式缺乏深刻反思的表现，在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关键阶段，特别值得警惕和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