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调重弹。

关于“胡适先生”的话题，将是千年的话题，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其本身就说明是个绕不过去的历史人物。之所以这样，就因为我们从以胡适为代表的当时一代文化人（不乏大师，往往不可以从他们对待某些政治问题的看法上来进行判断其对文化、历史的贡献）的身上，我们可以更多的看到一种特有的“胡适”现象，这实际是一种中国古老民族的延续了数千年的文化现象，一种文脉香火。我想不必过多地去挖掘其“个体”本人的种种的具体的历史表现，他们都是立体的人物，就像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一样。

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既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结构、价值取向、人群分化激烈变化的一种转型期的产物，又是中西方文化之间开放、交流、碰撞的结果，当然是西风渐进之必然。反映了属于他们那个年代一代文化人的时代特征，探索、彷徨和无奈，无法摆脱大时代的命运。在民族矛盾激烈，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在他们的身上既可以表现有中国几千年文化积淀，精粹与糟粕同在，又能看到他们为了挣脱精神、身上的枷锁而处处表现着离经叛道的个性张扬。总体来讲可以看着因为一大批文化人追求进步以及他们带给中国社会的进步，主要是正面的，又能看到他们身上那种时代的局限性，很矛盾的种种方面，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可能更多地把他们看成文化人，看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不是政治人物可能更准确，更公平些。

至于说到胡适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种种表现，他一直是主和派不假，然“主和”不能与“投降”相提并论。三国时，吴国有以周瑜为代表的主战派和以张昭为代表的主和派，最后还是孙权说了算呀。不过，从他作为战时驻美大使的表现，应当是有贡献的。

方氏乱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