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明朝

——谈安顺屯堡文化遗产的价值、保护与活态利用

按语：明朝初年，为巩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明政府在贵州推行屯田制度，大批屯军和家属在此立寨安居。此外，随着“调北填南”政策的推行，大批居民从江南等地区被强行征调迁来黔中就地聚族而居，与屯军一起，形成军屯军堡、民屯民堡、商屯商堡，构成安顺一带一个独特的汉族社群——安顺屯堡聚落群，并形成极具特色的屯堡文化。如今的安顺屯堡，是保留明朝遗风相对最为浓郁和完整的地区。鲍家屯位于安顺市西秀区，2010年曾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屯内一处仍在使用的明朝时期水利工程被誉为“小都江堰”， 受到相关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

12月3日至4日，由中国文物学会世界遗产研究委员会、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项目办公室、贵州省文化厅等单位主办的“贵州屯堡文化暨西秀区鲍家屯遗产保护研讨会”在安顺西秀举行，20余位国内文物、城市规划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就屯堡文化及鲍家屯等屯堡的保护与发展建言献策。此文由笔者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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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次会议安排考察的鲍家屯、云山屯、本寨三个屯堡都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曾经长期是农业文明的大国，拥有丰厚的农业文明时代的文化遗产，但是应该说我们目前的以传统村落为代表的农业文化遗产正面临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根据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调查，2002年时全国村落尚有360余万个，到2012年已下降到270万个左右，也就是说10间消失了差不多100万个，这是非常惊人的速度。而由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公布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前后五批现在一共才不到200个。200﹕270万，可能不是很准确，但以足以说明它们是非常稀缺和值得好好保护的。

屯堡只是各种类型的传统聚落的一种，刘庆柱等先生发言中已经很详尽地谈了从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的屯田制度到现代的边疆兵团制度，以及相关聚落在开疆拓土、巩固边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类聚落本来就不算多，能够活态性地留存下来的大概也只有安顺一带了。有专家更确切地将之界定为军事移民或者军旅型农业文化遗产，总之是非常宝贵的一类古村落文化遗产。

尤其让我们感到亲切和震撼的是，这些屯堡因为位居少数民族地区而得以非常完好地、活态地保存了600多年前的具有江淮风味的汉民族村落文化遗产。作为中华之主体民族，汉族文化相较于兄弟民族在近现代变化尤剧，不说明清之际和以后人为的剧烈变迁，即便考古中也往往古不考明清以后，因此，除了一些地面古建和个别帝王陵墓，各时期汉民族基层聚落及相关生产生活资料相对贫乏。明清之前的汉族文化遗产也基本上以大型、都城聚落为主，民间生活和小聚落等反而往往是考古学家很关注的稀缺的考古发现，这些都造成我们对汉民族历史文化遗产认识上的重大缺环。

可以说我们考察的三个屯堡各有特点，比如云山屯相对完整，具有浓厚的商业气息；本寨的建筑较为精致，防御功能十分突出；鲍家屯除了防御格局比较完善之外，屯内屯外聚落要素齐全，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丰富，如水利工程及服饰、仪式等既有观赏性，其源头与形成、发展的过程也比较清晰，尤其是生产、生活与环境的关系，和山和水的关系很清晰、透彻。

这些既是这些屯堡遗产的亮点，也是它们的看点。在汉族核心区域鲜有如此典型、集中的具有明初特征的物质和非物质性文化遗产，而且是活态的，使我们恍如穿越，重回大明。这无疑得益于其位居边缘和民族地区等条件。

关于屯堡及其文化遗产的价值，前边的先生们已谈了不少看法，都很有启发，但是大家基本上是走马观花，如果按照学科特点和遗产价值评估科学化的具体要求，进行深入系统的梳理、分析，应该还会有新的收获。比如，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山水文化，不仅体现在文人画、宗教信仰等精神层面，也体现在百姓与国家社会的生活层面，这在这几个屯堡都很突出。有专家用风水文化解释之，我觉得我们还可以以现代地理、气候、环境科学等进行新的挖掘和提炼。中国的山水文化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史前时期就形成了山川信仰、山川守等概念，五岳十镇四渎都是中国式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能够这么发达、这么绵长，尤其和对山水的认识、对水利的开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世界上几个首先形成文明国家的地域都是在大河流域，因为这里是早期农业最发达的地方。中国黄河和长江流域分别谁小米和大米这两个世界上主要的农作物的起源地。我们讲古代中国五谷丰登，其实并没有一下子发展到五谷。实际上，大米从出现到北传并在中原地区与小米文化有了交流融合以后，才形成了中华文明和早期国家，然后农业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发展，把西亚的小麦引进来后，使得周秦汉唐等朝代人口不断突破，文明不断发展。宋以后水稻农业的进步又能养活更多的人口，直到明清引进新大陆的农作物，这样中国的农业不仅作物的种类多样，技术上一直在突破，并和水利的发展有关，因为水稻需要灌溉，小麦需要灌溉，慢慢走向精耕细作，复合多样。还有我们的城市建设往往有护城河，它们既是防御设施，也是交通设施，交通运输用的运河也出现的很早，先秦时代就有了。世界上其他地方较早的运河，如欧洲、美国等是在铁路之前不久才用运河高运输，实际上比铁路早不了多少。我们的运河在汉唐帝国时代就比较普遍地运用了，到后来中国的中心从西安经过洛阳到开封人文重心东移，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运河能够支撑粮食等物资的运输，再后国都迁到北京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运河南北贯通了。一方面国家幅员和人文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需要对南北的粮食、物质能够通过运河进行再分配。另一方面，运河对长期的国家统一也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山水文化作为中国的国粹，仁者近山智者近水，包括中国文人最重视的山水画等，都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可以挖掘的内容很多。而这些山水与人文的关系，在鲍家屯等屯堡却是原生的、活生生的，可以看得很分明，并有一整套的民风民俗和制度性文化在背后维系和支撑。还有其他一些生产、生活、节庆、地戏、服饰等遗产，如果用各学科结合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理论和方法去挖掘梳理，可以有更深入的认识，甚至可以与江淮某些原来的文化输出地进行比较研究，以获取更多信息。

二

下边我想集中谈谈屯堡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首先是屯堡这类遗产本体很复杂，它们和一般文物、古建不同，具有整体性，同时又是活态的。鲍世行先生在介绍鲍家屯的水利工程遗产时，讲到其所具有的生态性、文化性、开放性和人民性，是很中肯的。对于这种遗产不仅要看到其物质性的一面，还要看到其形成和维持得益于背后一整套的制度性文化甚至精神性文化，这就使得保护的难度很大。第二是我们处在一个多元文化、多种价值甚至是多种利益的互动之中，不仅是当地人，还有政府、外界的人包括我们这些所谓的专家，都对此有自己的意见表达，这也加重了保护与利用的难度。但是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保护它们的原真性和完整体，并应考虑到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保护和利用本身又常常就是一对矛盾体。

这次会议的目的之一是探讨鲍家屯水利遗产申报农业文化遗产的可能性。如果申报成功，就不仅是多了一顶帽子，同时也多了一把保护伞。前边提到这几个屯堡都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这也是很好的保护策略，另外，申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甚至世界遗产也是，而且可能会带来直接的保护经费。如果再开拓思路，可以考虑申报生态补偿、新农村建设补偿、发展旅游等，都是可以考虑的办法。不过，保护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一顶帽子也是一种荣誉和责任，还有相应的保护管理规则得去遵守。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将它们孤立地割裂开来看待，不同部门贴出的这些只是个标签而已，在实际的保护和利用中要形成合力，要整体地看待和处理其间的关系。我认为，对于这些遗产的界定，曹幸穗先生“具有军旅性质、体现明处汉族特色复合的农业生产生活系统”的概括是非常恰当和准确的。因此，我觉得尤其需要讨论是探索一种综合性、系统性的保护和利用的办法，它既能考虑到局部与整体、自然与人文、物质性遗产与非物质性遗产的关系，能够整合各个部门的观念、资源和力量，对合理利用与发展进行全局性的、眼光长远的策划，做到集智集力，恰当地处理过去的原真、现在的发展与未来的可持续等关系。

我特别想强调是公众广泛参与的重要性。因为保需要有公众的参与，用就更不能离开公众了。这些遗产不可能像博物馆藏品一样封闭在真空中，无论保和用，离开公众都寸步难行。作为活态性遗产，不少专家都谈到了发展生态农业、旅游、文化产业等建议，这些既是为别人比如游客的，其实也是为屯堡之中的老百姓自己生存之所需的，老百姓甚至就是活态性遗产的构成部分，因此，一定要考虑到他们的感受、发展——他们不仅仅是标本、化石，而是活生生的人，要使他们具有遗产主人翁和文化自觉的意识，不仅积极地参与进来，而且要保的真实，用的适当。因此，不仅要提高他们的意识、认识，还要有培训，有更多的参与渠道和体制机制。

我们还参观了一个屯堡文化博物馆。在屯堡集中地建设这样的专题性博物馆是一个很好的做法，这不仅仅是单纯增加了一处旅游景点，而且是点睛之作，是对屯堡文化的一种深度诠释和展示，可以传达很多现场展示、旅游无法传达的信息。当然，这个博物馆还有不少可改进之处，在屯堡文化保护与利用中要用好博物馆这个工具也还有很大的潜力。博物馆未必一定都是高大的建筑、精品的展品和精心的布展——这是典型的传统博物馆理念。鲍世行先生说有外国专家评论鲍家屯是“不是博物馆的博物馆”，这其实就是说它应该是个博物馆。什么是博物馆？博物馆也是一套特定的理论和方法，博物馆像个画框，可以赋予其内部和外部一种观察遗产的特定视角，一种文化上自觉性。我觉得像社区博物馆、生态博物馆这种将当地居民及其遗产一并考虑和处理的理念与方法在屯堡社区中都是可以适用的。在自然与人文遗产相对丰富的地区，可以率先尝试一种博物馆化生存，即这里的人类生存及其环境的物证、游客及遗产的主人，可以通过类似于博物馆那样的信息挖掘、展示、传播与互动等，构建一种新的业态和生态，一种新型的能够统筹保护、利用、展示、传承、认知关系的信息生态化的生存与发展状态，这种尊重生态与文化多样性的生存状态不仅具有科学与可持续性，而且可能会成为一种具有生态文明意义的新型生活方式。

总之，安顺附近的这些屯堡遗产能够幸存下来，祖先们已经付出了600多年的时间成本，使得它们在珍视和强调自然与文化遗产多样性的现代成为了有价值的文化遗产，这种价值在生态文明建设阶段可以予以兑现。但是如何兑现？并没有现成的模式，它谁建基于自然和人文多样性基础上的一种科学的达成，需要我们去探索，需要集智集力进行研究和策划，形成科学的规划方案和可行的操作办法。

这里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如果我们暂时不能找到合适的办法，那么坚持保护第一一定不会错——只有保住了遗产的原真性何完整性，未来就有继续利用的基础；而如果遗产本体遭到了破坏，那600年的时间成本就白白付出了。

（作者傅斌，刊于《中国文物报》2014年1月24日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