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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古城的前世今生(一）
(2006-04-11 14:54:10)| 分类： 古城前世今生 |
从今天熙熙攘攘的丽江的肩头望过去，看得到从前吗？
今生的丽江是桃红柳绿甚至灯红酒绿了，只是，从前，那望不到的从前该是怎样的一个模样呢？
前世，将栏杆拍遍，望不尽烽火丽江路。
从前的从前，将那一本本书翻烂，我看到了什么呢？
是这样几行文字：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设越嶲郡，郡治在今四川省西昌市，郡辖滇西北、川西南地区的邛都、遂久等15县，丽江隶属于遂久县。呵，我现在所能看看的最久远的时代也就不过两千多年前。遥远啊，在那个今天被称为“月城”的航天城，居然是我母城的省府。那是坐了汽车坐火车，才能达到的地方呵。
再然后是：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设云南郡，遂久县改属云南郡。蜀汉？就是那个烽烟遍地的年代吧？让我想到的是鞠躬尽瘁的诸葛孔明，那是个纷扰的乱世，那也是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然后是几经更叠，有时是南宁府辖，有时是姚州都督府辖。在这个阶段中，史称麽些蛮纳西族仍然处于“酋寨星列，互不统摄”的状况。势力比较大的有三个大酋长，一曰蒙醋醋，一曰波冲，一曰叶古年。叶古年是木氏土司的祖先，在唐初，夺原属主濮懈蛮居地三赕（今丽江坝）居之。在与南诏的博弈中，波冲一系亡、蒙醋醋被削弱。而叶古年这一系却由弱而强，开始在丽江坝子兴盛起来。这样算来，从唐初起，纳西族在汉族、藏族、白族的夹缝中生存了一千三百多年。
纳西族的北面和东北面，有骠悍好战的吐蕃（唐朝称藏族政权区域为吐蕃）；而在其南端，则有富裕强盛的大理南诏地方政权。吐蕃人要觊觎内地，可以从青藏高原东南端的高山峡谷中跨江而来；南诏国要扩张称雄，也随时可能挥师北上。
纳西族直到清末也只有十万零三千多人口，按这个基数往前推算，再以前不过几万人吧，这无疑是一个弱小的民族。按人类战争史的逻辑，纳西民族早就该被吐蕃或者南诏兼并征服了，纳西文化早就该被藏族文化、白族文化或汉族文化所同化了。
但事实是，纳西族是滇西北最强大的民族，纳西民族融藏族文化、白族文化、汉族文化以及本民族文化之精髓于一炉，形成了19世纪以来被国际社会称叹痴迷的纳西文化。
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徐霞客游记中早已经揭穿了这个秘密，他是这样说的：“木氏居此二千载，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盖大兵临则俯首受绁，师返则夜郎自雄，故世代无大兵燹。”
是啊，在我看来，这就是这个民族为什么一直以这么弱小之姿可以周旋于周围几个大族而屹立不倒的原因了。从唐调露二年（680）年，吐蕃南下，在丽江县境的塔城设神川都督府及铁桥节度，然后是南诏异牟寻封玉龙雪山为北岳，然后是大败吐蕃，设南诏之铁桥节度使，并将居住于铁桥一带的万余户麽些强迁至滇中。这只是周边民族间的战争，而这些战争麽些首领竟然没有参战的记载。他们如同一个旁观者，默默地注视了这些战争的发生。
然后历史进入元朝，涉及的战争就有纳西首领参加了，蒙古大军南下时，纳西首领阿良帮助蒙古部队击溃了南诏。从而也确立了纳西土酋在中央政府下的地位。然后是明代，明军攻到大理，当时任元朝丽江宣尉副使的阿得归附明朝，于是得以被明太祖朱元璋赐以“木”姓。这是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事，然后于次年上京贡马，明太祖即封木得为世袭知府。这一世袭官位，一当就是339年，只到雍正元年的改土归流。而更多的史书采用了从阿良从元中统四年任茶罕章管民官始算起，于是，这土司就世袭了460年（1263－1723）。这也是许多人所说木氏土司世袭460年的原因。只是，严格地说，只能从明太祖封木得为世袭土知府算起吧。
今生的丽江是桃红柳绿甚至灯红酒绿了，只是，从前，那望不到的从前该是怎样的一个模样呢？
前世，将栏杆拍遍，望不尽烽火丽江路。
从前的从前，将那一本本书翻烂，我看到了什么呢？
是这样几行文字：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设越嶲郡，郡治在今四川省西昌市，郡辖滇西北、川西南地区的邛都、遂久等15县，丽江隶属于遂久县。呵，我现在所能看看的最久远的时代也就不过两千多年前。遥远啊，在那个今天被称为“月城”的航天城，居然是我母城的省府。那是坐了汽车坐火车，才能达到的地方呵。
再然后是：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设云南郡，遂久县改属云南郡。蜀汉？就是那个烽烟遍地的年代吧？让我想到的是鞠躬尽瘁的诸葛孔明，那是个纷扰的乱世，那也是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然后是几经更叠，有时是南宁府辖，有时是姚州都督府辖。在这个阶段中，史称麽些蛮纳西族仍然处于“酋寨星列，互不统摄”的状况。势力比较大的有三个大酋长，一曰蒙醋醋，一曰波冲，一曰叶古年。叶古年是木氏土司的祖先，在唐初，夺原属主濮懈蛮居地三赕（今丽江坝）居之。在与南诏的博弈中，波冲一系亡、蒙醋醋被削弱。而叶古年这一系却由弱而强，开始在丽江坝子兴盛起来。这样算来，从唐初起，纳西族在汉族、藏族、白族的夹缝中生存了一千三百多年。
纳西族的北面和东北面，有骠悍好战的吐蕃（唐朝称藏族政权区域为吐蕃）；而在其南端，则有富裕强盛的大理南诏地方政权。吐蕃人要觊觎内地，可以从青藏高原东南端的高山峡谷中跨江而来；南诏国要扩张称雄，也随时可能挥师北上。
纳西族直到清末也只有十万零三千多人口，按这个基数往前推算，再以前不过几万人吧，这无疑是一个弱小的民族。按人类战争史的逻辑，纳西民族早就该被吐蕃或者南诏兼并征服了，纳西文化早就该被藏族文化、白族文化或汉族文化所同化了。
但事实是，纳西族是滇西北最强大的民族，纳西民族融藏族文化、白族文化、汉族文化以及本民族文化之精髓于一炉，形成了19世纪以来被国际社会称叹痴迷的纳西文化。
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徐霞客游记中早已经揭穿了这个秘密，他是这样说的：“木氏居此二千载，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盖大兵临则俯首受绁，师返则夜郎自雄，故世代无大兵燹。”
是啊，在我看来，这就是这个民族为什么一直以这么弱小之姿可以周旋于周围几个大族而屹立不倒的原因了。从唐调露二年（680）年，吐蕃南下，在丽江县境的塔城设神川都督府及铁桥节度，然后是南诏异牟寻封玉龙雪山为北岳，然后是大败吐蕃，设南诏之铁桥节度使，并将居住于铁桥一带的万余户麽些强迁至滇中。这只是周边民族间的战争，而这些战争麽些首领竟然没有参战的记载。他们如同一个旁观者，默默地注视了这些战争的发生。
然后历史进入元朝，涉及的战争就有纳西首领参加了，蒙古大军南下时，纳西首领阿良帮助蒙古部队击溃了南诏。从而也确立了纳西土酋在中央政府下的地位。然后是明代，明军攻到大理，当时任元朝丽江宣尉副使的阿得归附明朝，于是得以被明太祖朱元璋赐以“木”姓。这是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事，然后于次年上京贡马，明太祖即封木得为世袭知府。这一世袭官位，一当就是339年，只到雍正元年的改土归流。而更多的史书采用了从阿良从元中统四年任茶罕章管民官始算起，于是，这土司就世袭了460年（1263－1723）。这也是许多人所说木氏土司世袭460年的原因。只是，严格地说，只能从明太祖封木得为世袭土知府算起吧。
而木得受封世袭土司后，也从先祖叶古年所创建的基业――白沙迁居大研镇，这种类似迁都的行为在我看来已经体现了木得的志向――白沙毕竟太小了，从地形地势来看也已没有更大的发展。于是必须迁都，从白沙迁到更能体现他的志向以及规划的地方，那就是今天的丽江古城，在那里，他开始营造土司府衙。我相信这个工程中是有汉族人参与了的。不仅因为它的气势，最主要的是那个特殊的座向――座西朝东。这与传统纳西族民居为了适应丽江的阳光、风向而采用的座北朝南的座向是不同的，唯一的原因只是“朝东以木气（道教讲：东边属木）”，而这种讲究我认为那时的纳西人包括木得都不可能懂的。同时我相信他在那时已经对丽江古城的格局进行了总体的规划，那就是依山傍水，以地势进行建设，而不求平直与中规中矩，并充分利用了从黑龙潭流出的玉河水的功用，并在此时将玉河水一分为二，西河成了他的护府河，并在土司府衙的建造时选了古城以南，而放弃了从唐中叶就已经形成集镇的古城中心四方街或者附近。我认为他之所以如此是已经看明白了丽江发展的根本，就是商业。而也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他们开始陆续招纳外藉工匠、医生、道士等定居古城。并令所有的平民姓和，包括从外地请来的汉人亦改姓为和。这才有了明代，徐霞客游记中记载着“止有二姓，官姓木，民姓和”的说法。到了改土归流以后，很多原来改了姓的人家，按家谱改回了原姓。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而从历史的考证来看，早在唐代中叶，古城区域逐渐形成集镇。而古城的名称“大研”前身是大砚，更早就是“大叶场”，这个名称应该与当年夺了濮懈蛮居住地的叶古年有关，他属于纳西“梅、叶、束、禾”四支中的“叶”一支，而这一支正是后来木氏土司的先祖。明代纳西土司木（公）生白因古城所在的台地形似大砚台，城西南又有神圣的文笔山，便取其巨笔大砚、文脉旺盛、地灵人杰之吉祥寓意而取古城之名曰“大砚”，古音“砚”“研”相通，因此后来就写成了大研。
古城的前世，从断续的史书中，只可以窥见真相的一角，只有到了明代，那个被称做旅行家的，国内背包客的祖师爷徐霞客的《滇游日记》中，才有了比较完整的记录，然而由于他考察的重点不是古城，所以依然只能是只言片语中推断了。
他写道：“历象眠山之西南垂，居庐骈集，萦坡带谷，是为丽江郡所托矣”“税驾于通事之家，其家姓和。盖丽江土著，官姓为木，民姓为和，更无别姓者，其子即迎余之入，其父乃曾奉差入朝，今以居积番货为业”“其地土人皆麽些。国初汉人之戌此者，今皆从其俗矣。盖国初亦为军民府，而今则不复知有军也。止分官、民二姓。初俱姓麦（阿良亦称麦良），自汉至国初。太祖乃易为木。民姓和，无他姓。”“则府治东向临溪成而峙，象鼻之水环其前，黄峰拥其后。闻其内楼阁极盛，多僭制，故不于此见客云”“木氏居此二千载，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盖大兵临则俯首受绁，师返则夜郎自雄，故世代无大兵燹，且产矿独盛，宜其富冠诸土著云”。
看吧，就这几句文字，从大量“东几里”“西几里”什么的背包客暴走游记中剔出来，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的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木司，带领着一个弱小民族周旋在几个大的民族之间，尽量依附于中央王朝，并以此为自己立足的根本。只是，他不是一味的依附，在他的脑海之中，大事依然是这个小民族的生存甚至是强大罢。于是，在正确的立族政策指导下，加之周边丰富的矿产做为其后盾，纳西族就在丽江这小块土地上繁衍起来。
如果只是繁衍，那木氏土司远远说不上伟大。但是，从历史来看，木氏是可以称得上伟大的：
宋末元初，阿良（木氏先祖）一系受到元王朝的扶持重用，在改朝换代之际，任上土司审时度势，适时地归附新王朝，受到明、清两朝的册封。其直接统治区域为今古城区、玉龙县域全境，今维西、兰坪县全境，香格里拉县金沙江河谷地区。而西北面，亦在中央王朝的支持下，木氏土司击退来犯的吐蕃武装，挥兵长驱直入，将势力范围扩大到北部藏区。
西北面，木氏土司统治了巴塘（含今得荣、中咱、盐井、宗岩、波柯）、理塘、昌都地区；东北面，明朝年间，木氏土司进征到木里、盐源、盐边，后逐渐延伸到九龙、稻城、康定等地；西南面，怒江州、缅甸境内的恩梅开江一带均属木氏土司势力范围。
到了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蒙古族和硕特部首领占领昌都、巴塘、理塘、中甸（今香格里拉），才结束了木氏土司对北部藏区的统治。而到了雍正五年（1727年）朝廷勘定滇川两省疆界后才告结束。所以，将木氏土司称为“木天王”是有其道理的。《义敦县志》遗迹部分写到“木天王死后，人民神之，凡所辖之地东由打箭炉（今康定），西至察木多（昌都）各寺院皆塑其像于正殿，名曰木王殿”。
木氏土司在对外政策上采取的是依附中央政府，压制邻近地区的手段，于是，丽江就在这一种远交近攻的对外战略中逐渐成长起来。由于木氏土司所发动的战事基本都集中在丽江城以外，所谓“世代无兵燹”，可以想象通过四百多年二十二代（从元代茶罕管民官阿良至清代改土归流时的末代土司木钟）的苦心经营，丽江古城呈什么一种气象。
而木氏土司从文化上是采取一种“纳先进文化而并蓄之”的气概，不仅从汉族地区延请大量有本领的工匠、医生、道士、教师等定居古城，对周边的各种文化从不抗拒，而是以一种海纳百川的气概吸收甚至同化了。这一点在古城的建筑上至今仍可以看得到。
对宗教这一特殊的文化，则采取的是和平共处的方式，容忍所有的宗教在丽江这个地方传播。于是，在丽江这个小地方就出现了各种宗教在丽江自由繁衍的境况。除了有丽江原生的宗教“东巴教”外，尚有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这一点在其他地方或者其他民族看来也许是很奇怪的，但是如果了解了纳西族在宗教上的态度后就很容易理解了。纳西族在宗教信仰上持一种“信而不笃”的态度，不笃用在宗教信仰是一般是很不妥当的，宗教讲究的应该是虔诚、笃信，但偏偏纳西人就是这个态度，没有办法。于是一些志书上甚至出现了“明代，世袭土知府木氏在兼信道教、藏传佛教的同时，多崇尚汉传佛教”这类在其他人看来荒诞不经的说法。
清代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与原来有多大的不同，清兵入滇，土知府木懿投诚。但与当时云南的实际统治者吴三桂却起了一些冲突。至吴三桂叛清，木氏亦忠于朝廷，甚至有密差头人私出四川，向清军将领告密之事。后阻击吴残部于澜沧江西。从这些事情看来，木氏对政局的把握是十分令人钦服的。
然而历史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清代，民族政策开始改变了。
460年的风雨，460年的经营后，迎来的是清朝的“改土归流”。事情的起因似乎是雍正元年（1723年），木氏土司族人阿知立（木氏土司以长子世袭，其他儿子皆分到各地，且有三代改姓何，五代改姓和的说法）鼓动：“朝廷虽设流通判，然每苦为木氏所摄，吾侪生圣明之世，而不得游于光天化日之下乎？予欲以百姓困苦之情状，上诉于省垣大吏”，并在众人的资助下，携阿仲苴、和日嘉等人赴省申诉，云贵总督高其倬藉此奏《丽江府改土设流疏》，得到当时雍正皇帝的批准，当年五月，即对丽江实行“改土归流”，废除木氏土司世袭土知府，派流官任知府，将木氏降为土通判。其实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在经历了“三蕃之乱”后，朝廷已经觉得有必要加强中央集权管理，制定了“改土归流”这个专门针对边远地区的政策，且在康熙年间已经在云南的文山、华宁、峨山、蒙自等地改除了土司，剑川、鹤庆等地改除土千户。因此即使没有阿知立的申诉，也不过会晚几年罢了。
改土归流这件事对丽江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怎么说都不为过。从汉文化的传习到文明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文明化程度方面来说，都是有很积极的意义的。但从民族文化来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当然，势易时移，早几年以前，又有多少人在说什么民族文化呢――甚至有些学者认为丽江古城传统的纳西文化就是在那个元年里死去的。不管其枝叶看来如何茂盛，其实主干就是在这一个元年中不可避免地死去了。
最大的改观首先是城墙。木氏自古不建城墙，虽然传说是因为其姓木，加墙成“困”，故不建城墙。我以为这当然是传说，有点浪漫色彩的那种。其实，木氏之木姓不过是朱元璋赐的，而在此之前的一百三十多年的元代，木氏先祖阿良就已经被蒙古封为茶罕章管民官，已经是丽江府的领袖了，而纳西木司一系的纳西名一直是父子联名制[阿琮阿良――阿良阿胡――阿胡阿烈――阿烈阿甲――阿甲阿得（木得）]，没有道理为了怕困而不修城墙，我认为主要还是丽江周围的山是天生的屏障，加上纳西人是游牧民族的后代，有博大的胸襟这两个因素吧。但这个传统到了改土归流后就变了。虽然只是流官府署城墙，但已经是有城墙了。雍正三年，首任流官杨馝奉旨建流官府署城墙：下基以石，夯土为墙体，墙头盖瓦，周长约2.4公里，高一丈二尺，厚四尺，下广上锐。设五门，西起五一街兴仁上段，东至今丽江市一中，南起南门桥，北至北门坡玄天阁。因建城时东河尚未开挖，且集市也在城西面的四方街一带，故设了两个西门，以便居于府城内的百姓赶集和汲水。此城墙于1751年因地震倒塌，后恢复重建，又在1793年倒塌，1873年虽经朝廷批准再修，但终于还是没有修。那时已经是清朝末年，朝廷都已经快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哪里还拿得出钱修这个不必要的城墙呢。于是，丽江古城就变得没有城墙，而使木氏的传说更具有传奇色彩了。
改土归流后丽江和周边地区都是流官当政，虽然在很多方面有进步的意义，只是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民族政策的运用上出问题。因为这些流官都是汉族，大多还来自先进的地方。在清同治、咸丰年间就直接导致了杜文秀民族起义，这次起义是回汉民族矛盾激化的一个凸现。而丽江古城亦被波及。回民义军和官兵、团练在古城内展开了你来我往的拉锯战达十八年之久，丽江民间称“乱世十八年”，故老相传，现今言之色犹变。这十八年的战争，几乎毁了丽江古城：有资料称建筑毁十之有七，人死十之有三，被毁的建筑甚至包括了木氏土司的衙署的大部分。这也是为什么丽江古城的建筑绝大多数以清代为上限，除了少数的庙宇，几乎没有建于明代甚至以前的原因了。从徐霞客的游记中已经指出了丽江古城得以发展壮大的原因，但在改土归流后，政策取向是有所改变的。虽然时任丽江流知府的辛本楘为抗拒鹤丽镇千总张正泰到丽江“灭回”而气愤致死，但一个流官显然是不能“夜郎自雄”了。
改土归流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来当流官的汉人留下了一些对丽江的记载，使我们了解清雍正以后的丽江不至于象之前一样，几乎得使出考古的劲头才能有一些收获。更重要的还得说学校的事。木氏土司虽然甚崇汉学，并且早在明代就出现了以木公、木曾为代表的木氏文人群，但他们对平民子弟入学事显然是不大愿意的。以至到了“改土”前三十几年流通判孔兴询“见丽民质甚美，力请建学以造士，木氏犹然挠之”（首任流知府杨馝《迁建丽江府学记》）的现象。那时孔虽然排除阻挠办了学宫，开创了平民入学的先河。但显然是到了改土归流后才有了大的发展。从“改流”到清末100多年间，先后出进士7人，举人60多人，并出现了一大批有诗文传世的文人学士。
还是回到古城吧，据顾彼得在《被遗忘的王国》中讲到，丽江古城是他所知道的唯一一个每天都进行冲洗的集市。甚至以此盛赞了纳西人的聪明和才智。而今也有很多人为这个沾沾自喜呢。不幸得很，有个流知府喜欢写点东西，他的一本作品叫作《滇南闻见录》，算是一本传世的作品，写了很多当时做为汉族人的他引以为异的民俗，对当时云南的经济社会的研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参考资料。他在书中写到：“郡城（就是前面所说的改土归流后建起来的流官府署城墙内的区域，笔者注）西关外，有集场一所（即四方街），宽五六亩，四面皆店铺。每日巳刻，男妇贸易者云集，薄暮始散。因逼近象山，山水流澌入市，然后东注于溪湖。市廛之民，向以泥泞受困。余思另辟一沟，使水从市外行非不便，民惧于街市风水不利，因谕街旁从铺各就门前铺彻石街，于进水之口筑一小水闸，晨则下闸阻水，不得入街，暮则启闸放水涤场使净，俾入市者既免于泞泥，又免于尘埃，而水仍由市流行，当无所碍，各铺家所费无几，而便益无穷，城乡之民无不感惠焉。”这应该不是他吹牛的罢。做为知府，他也确实有能力做这件事。于是，四方街洗街的智慧显然是来自外人的。当然发现这点我一点都不沮丧。而得出的第二个推断是：现在布满丽江古城大街小巷的五花石路面应该是清乾隆47年（1782年）以后逐渐铺就的，因为即使是古城的中心四方街，那时也只是一个泥泞的场所。
说丽江，道丽江，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我们无法绕过的是商业。是的，丽江古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注定与商业脱不了关系了，而它的繁荣完全是与商业的繁荣联系在一起的，而它的衰落与完全与商业的衰落有着联系。
古时，丽江即为成都至大理、保山，通往缅甸、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的途经地，也是从思茅到大理、拉萨转至尼泊尔、印度的茶马古道的重要中转站。因了纳西族善于与汉族和藏族的交往，可以成为两者的中介，纳西商人便在这条传奇的道路上充当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唐宋时期，已经开始与南诏、吐蕃、大理进行牲畜交易。元明时期，木氏土司从内地请来各种艺人、工匠，促进了丽江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完全脱离农业的手工业者和商人。清代，乾隆《丽江府志略》记四方街：“环市列肆，日中为市，名曰坐街，午聚酉散，无日不集，四乡男妇偕来。商贾之贩中甸者，必止于此，以便雇脚转运”。也就是说四方街已经是每日集，而不是穷乡僻壤的几日一集的情况了。当然吴大勋时代的四方街只是土场，到了光绪年间，又出一人，那就是纳西人了，清光绪初，参将张润组织摊贩自备条石铺地，规定谁铺的地段归谁摆营，于是四方街街面铺筑条石。因了张润的一个妙着，官家既不出钱，却完成基础设施的建设。有点象现在流行的什么“BOT”引资方式了。
从总体的商业经济来看，丽江的商业是从改土归流后开始大的发展的。这一点和世界发展的潮流一样的。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会引发商业的发展。
而从历史的考证来看，早在唐代中叶，古城区域逐渐形成集镇。而古城的名称“大研”前身是大砚，更早就是“大叶场”，这个名称应该与当年夺了濮懈蛮居住地的叶古年有关，他属于纳西“梅、叶、束、禾”四支中的“叶”一支，而这一支正是后来木氏土司的先祖。明代纳西土司木（公）生白因古城所在的台地形似大砚台，城西南又有神圣的文笔山，便取其巨笔大砚、文脉旺盛、地灵人杰之吉祥寓意而取古城之名曰“大砚”，古音“砚”“研”相通，因此后来就写成了大研。
古城的前世，从断续的史书中，只可以窥见真相的一角，只有到了明代，那个被称做旅行家的，国内背包客的祖师爷徐霞客的《滇游日记》中，才有了比较完整的记录，然而由于他考察的重点不是古城，所以依然只能是只言片语中推断了。
他写道：“历象眠山之西南垂，居庐骈集，萦坡带谷，是为丽江郡所托矣”“税驾于通事之家，其家姓和。盖丽江土著，官姓为木，民姓为和，更无别姓者，其子即迎余之入，其父乃曾奉差入朝，今以居积番货为业”“其地土人皆麽些。国初汉人之戌此者，今皆从其俗矣。盖国初亦为军民府，而今则不复知有军也。止分官、民二姓。初俱姓麦（阿良亦称麦良），自汉至国初。太祖乃易为木。民姓和，无他姓。”“则府治东向临溪成而峙，象鼻之水环其前，黄峰拥其后。闻其内楼阁极盛，多僭制，故不于此见客云”“木氏居此二千载，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盖大兵临则俯首受绁，师返则夜郎自雄，故世代无大兵燹，且产矿独盛，宜其富冠诸土著云”。
看吧，就这几句文字，从大量“东几里”“西几里”什么的背包客暴走游记中剔出来，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的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木司，带领着一个弱小民族周旋在几个大的民族之间，尽量依附于中央王朝，并以此为自己立足的根本。只是，他不是一味的依附，在他的脑海之中，大事依然是这个小民族的生存甚至是强大罢。于是，在正确的立族政策指导下，加之周边丰富的矿产做为其后盾，纳西族就在丽江这小块土地上繁衍起来。
如果只是繁衍，那木氏土司远远说不上伟大。但是，从历史来看，木氏是可以称得上伟大的：
宋末元初，阿良（木氏先祖）一系受到元王朝的扶持重用，在改朝换代之际，任上土司审时度势，适时地归附新王朝，受到明、清两朝的册封。其直接统治区域为今古城区、玉龙县域全境，今维西、兰坪县全境，香格里拉县金沙江河谷地区。而西北面，亦在中央王朝的支持下，木氏土司击退来犯的吐蕃武装，挥兵长驱直入，将势力范围扩大到北部藏区。
西北面，木氏土司统治了巴塘（含今得荣、中咱、盐井、宗岩、波柯）、理塘、昌都地区；东北面，明朝年间，木氏土司进征到木里、盐源、盐边，后逐渐延伸到九龙、稻城、康定等地；西南面，怒江州、缅甸境内的恩梅开江一带均属木氏土司势力范围。
到了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蒙古族和硕特部首领占领昌都、巴塘、理塘、中甸（今香格里拉），才结束了木氏土司对北部藏区的统治。而到了雍正五年（1727年）朝廷勘定滇川两省疆界后才告结束。所以，将木氏土司称为“木天王”是有其道理的。《义敦县志》遗迹部分写到“木天王死后，人民神之，凡所辖之地东由打箭炉（今康定），西至察木多（昌都）各寺院皆塑其像于正殿，名曰木王殿”。
木氏土司在对外政策上采取的是依附中央政府，压制邻近地区的手段，于是，丽江就在这一种远交近攻的对外战略中逐渐成长起来。由于木氏土司所发动的战事基本都集中在丽江城以外，所谓“世代无兵燹”，可以想象通过四百多年二十二代（从元代茶罕管民官阿良至清代改土归流时的末代土司木钟）的苦心经营，丽江古城呈什么一种气象。
而木氏土司从文化上是采取一种“纳先进文化而并蓄之”的气概，不仅从汉族地区延请大量有本领的工匠、医生、道士、教师等定居古城，对周边的各种文化从不抗拒，而是以一种海纳百川的气概吸收甚至同化了。这一点在古城的建筑上至今仍可以看得到。
对宗教这一特殊的文化，则采取的是和平共处的方式，容忍所有的宗教在丽江这个地方传播。于是，在丽江这个小地方就出现了各种宗教在丽江自由繁衍的境况。除了有丽江原生的宗教“东巴教”外，尚有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这一点在其他地方或者其他民族看来也许是很奇怪的，但是如果了解了纳西族在宗教上的态度后就很容易理解了。纳西族在宗教信仰上持一种“信而不笃”的态度，不笃用在宗教信仰是一般是很不妥当的，宗教讲究的应该是虔诚、笃信，但偏偏纳西人就是这个态度，没有办法。于是一些志书上甚至出现了“明代，世袭土知府木氏在兼信道教、藏传佛教的同时，多崇尚汉传佛教”这类在其他人看来荒诞不经的说法。
清代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与原来有多大的不同，清兵入滇，土知府木懿投诚。但与当时云南的实际统治者吴三桂却起了一些冲突。至吴三桂叛清，木氏亦忠于朝廷，甚至有密差头人私出四川，向清军将领告密之事。后阻击吴残部于澜沧江西。从这些事情看来，木氏对政局的把握是十分令人钦服的。
然而历史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清代，民族政策开始改变了。
460年的风雨，460年的经营后，迎来的是清朝的“改土归流”。事情的起因似乎是雍正元年（1723年），木氏土司族人阿知立（木氏土司以长子世袭，其他儿子皆分到各地，且有三代改姓何，五代改姓和的说法）鼓动：“朝廷虽设流通判，然每苦为木氏所摄，吾侪生圣明之世，而不得游于光天化日之下乎？予欲以百姓困苦之情状，上诉于省垣大吏”，并在众人的资助下，携阿仲苴、和日嘉等人赴省申诉，云贵总督高其倬藉此奏《丽江府改土设流疏》，得到当时雍正皇帝的批准，当年五月，即对丽江实行“改土归流”，废除木氏土司世袭土知府，派流官任知府，将木氏降为土通判。其实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在经历了“三蕃之乱”后，朝廷已经觉得有必要加强中央集权管理，制定了“改土归流”这个专门针对边远地区的政策，且在康熙年间已经在云南的文山、华宁、峨山、蒙自等地改除了土司，剑川、鹤庆等地改除土千户。因此即使没有阿知立的申诉，也不过会晚几年罢了。
改土归流这件事对丽江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怎么说都不为过。从汉文化的传习到文明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文明化程度方面来说，都是有很积极的意义的。但从民族文化来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当然，势易时移，早几年以前，又有多少人在说什么民族文化呢――甚至有些学者认为丽江古城传统的纳西文化就是在那个元年里死去的。不管其枝叶看来如何茂盛，其实主干就是在这一个元年中不可避免地死去了。
最大的改观首先是城墙。木氏自古不建城墙，虽然传说是因为其姓木，加墙成“困”，故不建城墙。我以为这当然是传说，有点浪漫色彩的那种。其实，木氏之木姓不过是朱元璋赐的，而在此之前的一百三十多年的元代，木氏先祖阿良就已经被蒙古封为茶罕章管民官，已经是丽江府的领袖了，而纳西木司一系的纳西名一直是父子联名制[阿琮阿良――阿良阿胡――阿胡阿烈――阿烈阿甲――阿甲阿得（木得）]，没有道理为了怕困而不修城墙，我认为主要还是丽江周围的山是天生的屏障，加上纳西人是游牧民族的后代，有博大的胸襟这两个因素吧。但这个传统到了改土归流后就变了。虽然只是流官府署城墙，但已经是有城墙了。雍正三年，首任流官杨馝奉旨建流官府署城墙：下基以石，夯土为墙体，墙头盖瓦，周长约2.4公里，高一丈二尺，厚四尺，下广上锐。设五门，西起五一街兴仁上段，东至今丽江市一中，南起南门桥，北至北门坡玄天阁。因建城时东河尚未开挖，且集市也在城西面的四方街一带，故设了两个西门，以便居于府城内的百姓赶集和汲水。此城墙于1751年因地震倒塌，后恢复重建，又在1793年倒塌，1873年虽经朝廷批准再修，但终于还是没有修。那时已经是清朝末年，朝廷都已经快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哪里还拿得出钱修这个不必要的城墙呢。于是，丽江古城就变得没有城墙，而使木氏的传说更具有传奇色彩了。
改土归流后丽江和周边地区都是流官当政，虽然在很多方面有进步的意义，只是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民族政策的运用上出问题。因为这些流官都是汉族，大多还来自先进的地方。在清同治、咸丰年间就直接导致了杜文秀民族起义，这次起义是回汉民族矛盾激化的一个凸现。而丽江古城亦被波及。回民义军和官兵、团练在古城内展开了你来我往的拉锯战达十八年之久，丽江民间称“乱世十八年”，故老相传，现今言之色犹变。这十八年的战争，几乎毁了丽江古城：有资料称建筑毁十之有七，人死十之有三，被毁的建筑甚至包括了木氏土司的衙署的大部分。这也是为什么丽江古城的建筑绝大多数以清代为上限，除了少数的庙宇，几乎没有建于明代甚至以前的原因了。从徐霞客的游记中已经指出了丽江古城得以发展壮大的原因，但在改土归流后，政策取向是有所改变的。虽然时任丽江流知府的辛本楘为抗拒鹤丽镇千总张正泰到丽江“灭回”而气愤致死，但一个流官显然是不能“夜郎自雄”了。
改土归流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来当流官的汉人留下了一些对丽江的记载，使我们了解清雍正以后的丽江不至于象之前一样，几乎得使出考古的劲头才能有一些收获。更重要的还得说学校的事。木氏土司虽然甚崇汉学，并且早在明代就出现了以木公、木曾为代表的木氏文人群，但他们对平民子弟入学事显然是不大愿意的。以至到了“改土”前三十几年流通判孔兴询“见丽民质甚美，力请建学以造士，木氏犹然挠之”（首任流知府杨馝《迁建丽江府学记》）的现象。那时孔虽然排除阻挠办了学宫，开创了平民入学的先河。但显然是到了改土归流后才有了大的发展。从“改流”到清末100多年间，先后出进士7人，举人60多人，并出现了一大批有诗文传世的文人学士。
还是回到古城吧，据顾彼得在《被遗忘的王国》中讲到，丽江古城是他所知道的唯一一个每天都进行冲洗的集市。甚至以此盛赞了纳西人的聪明和才智。而今也有很多人为这个沾沾自喜呢。不幸得很，有个流知府喜欢写点东西，他的一本作品叫作《滇南闻见录》，算是一本传世的作品，写了很多当时做为汉族人的他引以为异的民俗，对当时云南的经济社会的研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参考资料。他在书中写到：“郡城（就是前面所说的改土归流后建起来的流官府署城墙内的区域，笔者注）西关外，有集场一所（即四方街），宽五六亩，四面皆店铺。每日巳刻，男妇贸易者云集，薄暮始散。因逼近象山，山水流澌入市，然后东注于溪湖。市廛之民，向以泥泞受困。余思另辟一沟，使水从市外行非不便，民惧于街市风水不利，因谕街旁从铺各就门前铺彻石街，于进水之口筑一小水闸，晨则下闸阻水，不得入街，暮则启闸放水涤场使净，俾入市者既免于泞泥，又免于尘埃，而水仍由市流行，当无所碍，各铺家所费无几，而便益无穷，城乡之民无不感惠焉。”这应该不是他吹牛的罢。做为知府，他也确实有能力做这件事。于是，四方街洗街的智慧显然是来自外人的。当然发现这点我一点都不沮丧。而得出的第二个推断是：现在布满丽江古城大街小巷的五花石路面应该是清乾隆47年（1782年）以后逐渐铺就的，因为即使是古城的中心四方街，那时也只是一个泥泞的场所。
说丽江，道丽江，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我们无法绕过的是商业。是的，丽江古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注定与商业脱不了关系了，而它的繁荣完全是与商业的繁荣联系在一起的，而它的衰落与完全与商业的衰落有着联系。
古时，丽江即为成都至大理、保山，通往缅甸、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的途经地，也是从思茅到大理、拉萨转至尼泊尔、印度的茶马古道的重要中转站。因了纳西族善于与汉族和藏族的交往，可以成为两者的中介，纳西商人便在这条传奇的道路上充当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唐宋时期，已经开始与南诏、吐蕃、大理进行牲畜交易。元明时期，木氏土司从内地请来各种艺人、工匠，促进了丽江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完全脱离农业的手工业者和商人。清代，乾隆《丽江府志略》记四方街：“环市列肆，日中为市，名曰坐街，午聚酉散，无日不集，四乡男妇偕来。商贾之贩中甸者，必止于此，以便雇脚转运”。也就是说四方街已经是每日集，而不是穷乡僻壤的几日一集的情况了。当然吴大勋时代的四方街只是土场，到了光绪年间，又出一人，那就是纳西人了，清光绪初，参将张润组织摊贩自备条石铺地，规定谁铺的地段归谁摆营，于是四方街街面铺筑条石。因了张润的一个妙着，官家既不出钱，却完成基础设施的建设。有点象现在流行的什么“BOT”引资方式了。
从总体的商业经济来看，丽江的商业是从改土归流后开始大的发展的。这一点和世界发展的潮流一样的。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会引发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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