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每每乘车路过东城分司厅胡同时，总不由得要多看两眼，因为曾在这里住过两三年，多少有些情结。

      1937年祖父从山西太原奉命调京，先买下地安门拐棒胡同13号，因院大人少，经常闹贼，解放初卖给国家，又买了分司厅胡同5号，三代同堂。5号院有四个院落，我家住东跨院，东墙有个很不起眼的小门，不走正门就能回家，虽然都有回廊相连，但很少去其他院。

      记得一次奶奶要从小东门出去，刚进院就被姐养的澳州黑大公鸡追着叫，那鸡跳起来有半人高，专门啄生人，奶奶操着苏州话嚷个不停，那惊慌失措的样让我们偷笑半天。

      那时我太小，只记得爷爷中等个，偏瘦，上唇蓄短髭，穿长衫，抽烟袋。比较有印象的是过年磕头，各房都带儿女聚在爷爷家，大人孩子二十多口，十分热闹。我父居长，每次都是第一磕头，在玄黄色的丝绒垫上连磕三个，然后是母亲，再依次是哥、姐和我，爷爷奶奶站在前面，总是笑嘻嘻地说，行了行了，起来吧。

      然后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尽是好吃的，但怯生拘谨，不敢多吃。那时爷孙关系不像现在，敢和爷顶嘴，甚至骑爷肩上，爷反倒像孙。

      那时母亲每天骑车去地坛传染病院上班，我不识表，只知长针到9，短针快到6时，母亲就要回来了，门铃一响，我和保姆争着去开门，每次都踮起脚跟使劲拉门栓，也拉不开，最后还是保姆开。

      母亲那辆飞鸽牌女款自行车一直骑到退休，之后我又接着骑，两个把的电镀都磨光了，露出黄铜色，仍很结实。

     那时常爱偷偷从小东门溜出，看做煤球，看爆米花（另有博文），看收破烂，还到胡同口看汽车，为这没少挨骂。

      分司厅胡同小景

 

     大约1954年，爷爷把这所房卖给了人民音乐出版社，在小经厂又买了一小院，与小叔生活。分家了，大伙各自找房。

      我家先搬到医院宿舍，四溜平房，四个水龙头，两个公厕，每家一间半，涂院长三代也如此。冬天生煤炉，母亲嫌淘灰太脏，每次都把着火的炉子搬到院里，我很怕火烧到她，那是男人的活，母亲都自己干了，后来有了蜂窝煤，就不再搬了。

     我与二姐被送东郊定福庄煤炭部子第小学住校，两周回一次家（后改为燃化部子第小学，现传媒大学所在地）。1958年搬到和平里九区一号煤炭大院，从此告别平房生活。

     这时我也从东郊小学转入分司厅小学读四年级，每月两块钱买张月票，中午坐104无轨到地坛，吃完饭再在供应室睡一觉。那时觉得从医院到车站，好远好远啊。放学后，再坐104到兴化路，从传达室拿上钥匙，坐在楼门口等家人，不敢进家，怕有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