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司法改革竟然掀起轩然大波，媒体网络争议不断，是可能是东莞法院所没有想到了。“赔钱减刑”也成了最近的热点词汇。

 

　　东莞两级法院在多宗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中，提倡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并对作出经济赔偿的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

 

　　这项措施经过记者的“概括、提炼”，变成了人人能看懂的4个字：“赔钱减刑”，于是引发了公众非议。非议的核心有：有钱即可免责，违反了公平正义的原则；穷人与富人不同等对待，法律面前不人人平等；赔钱减刑为司法腐败开了一道门。

 

　　公众的争议首先是件好事，越多的人对我国的法治进程进行关注，这个进程才能提速。

 

　　然而，令我诧异的是，这是一项很正常的司法制度，为什么媒体、网络的声音中讨伐者战友多数？

 

　　只所以说其正常，是因为这根本不是一项所谓的“创举”：从时间的角度看，七、八年前，全国各地法院都是按此进行操作的；从地域的角度看，不仅中国有这项制度，其他法治发达的国家，也都有这项制度。

 

　　而且，这项制度有其法理依据与法条依据。

 

　　先说法理依据。这项制度源于“诉辩交易”的理念，“诉辩交易”是一种节约司法资源和司法成本的案件审理程序。主要是指在刑事案件（也包括其他案件）的审理程序中，控方与辩方（被告方）为了达到尽快了结案件审理程序、减少被告痛苦（或者被告认罪可以得到某种好处）而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一种交易方式。

 

　　“诉辩交易”通常是在控辩双方之间进行，法院不会干涉，不过，有时法院也会主动向控辩双方提出“诉辩交易”方式，但不会强迫控辩双方接受。“诉辩交易”方式在一些西方国家却被经常采用。积极履行赔偿义务、积极退赃、做“污点证人”，从而获得从轻或减轻处罚，都是“诉辩交易”的形式。

 

　　在我国，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诉辩交易”，但大家耳熟能详的“坦白从宽”，正是“诉辩交易”的一个“变种”，说其是“变种”，是因为这种交易非双方自愿，而具有某种诱导性与单向强迫性，非双方自愿的交易，而且造成了很多弊端。因此，这句口号现在已经不怎么提了。

 

　　再说法条依据。我为什么说七、八年前就已经有这项制度了？为什么记者却说这项制度没有法律依据？是因为很多记者或评论家，一看到这种新闻，就条件反射地去查刑法，一看没找到，就下结论说是没有法律依据。其实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是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出现的。

 

　　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和第五条第一款：

　　

　　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积极赔偿以获得从轻或减轻处罚”，其实是一种司法进步。

 

　　首先，让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能够尽快得到经济赔偿，使司法救济落到实处，而不是仅给个“说法”。

 

　　其次，节约了社会资源，降低了司法成本。在各地法院都有大量的案件得不到执行的大环境下，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执行更难。往往是被告人的判决结果确定后，对赔偿就非常不积极，法院的调查、取证、财产认定、扣押变卖十分困难，而且效果很差。被告人的家属也因为缺乏动力而不代为赔偿。花了大量的费用，被害人或家属却得不到赔偿，造成资源的浪费与成本的上升。

 

　　再次，给了被告一个悔罪的机会。在刑事案件中，大量的案件是偶发型、临时起意型、激愤型、过失型，与惯犯、蓄意型相比，主观恶意较小，社会危害度不大，重复犯罪的可能性较小，对这部分被告，通过“积极赔偿获得从轻或减轻处罚”，应该是一个对双方都有益处的悔罪机会。

 

　　一项早就在运用的、体现了现代司法理念的措施，东莞法院只不过在实践中更加注重了这一方式的运用，并在程序上进行了明确，却引来了公众的“讨伐”，原因何在？

原因在于公众对这项制度的误解，推而广之，是社会对于法治体系知之甚少，还停留在道德判断与政治判断的层面。

 

　　一是媒体在进行司法内容的报道时，普遍存在曲解。为了让报道更加抓眼球，进行适当的加工、提炼、概括，是可以的，但一定不能片面。比如，“赔钱减刑”，这个说法就很片面，准确地说，应该是“积极赔偿以获得从轻或减轻处罚”。即使标题上精练一些，但文章内容中一定要介绍清楚。再比如，很多报道人云亦云地说这是东莞法院的“创造”，说明对司法实践缺乏必要的了解，更有许多记者说“没有法律依据”，于是大家也都据此说“没有法律依据”，其实，法律依据多年前就有了。一些评论家写评论时也懒得去查，就根据记者的报道去写，其实，记者有时是靠不住的（我指的是一些外行记者）。

 

　　二是公众存在的“复仇”心态，与现代司法理念存在差异。“报复论”、“偿命论”还存在头脑之中。司法的目标是对犯罪行为进行惩处、对被害人进行救助、对社会进行警示并预防犯罪，绝非简单的复仇、解恨。

 

　　刑法惩罚的是犯罪行为，而不是犯罪人。一些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家庭带来非常现实的经济问题，让被害人及其家人尽快走出阴影，是司法救济的目的。被告人从经济上赔偿被害人，本身就是被告承担责任的方式。

 

　　而且，从轻或减轻处罚，在每个罪名之下，都有严格的量刑规定，酌情考虑从轻或减轻时，是无法超出法定量刑幅度的。

 

　　三是触动了“贫富差距”的社会心理敏感区。“有钱即可减刑”成为了推理出的结论。其实这两者之间并无逻辑关系。这一方式的重点不在“有”上，而在“赔”上。法律注重的是“积极赔偿”这个法定情节，而非“是否有钱人”这个身份认定。为富不仁、不悔罪、不积极赔偿，是无法得到从轻处理的。

 

　　网上也举了一些“有钱人花钱逃脱了罪责”的案例，不能否认这样极端的案例是存在的，但是，与这项司法制度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呢？

 

　　一场公众参与的司法大讨论，虽然暴露出一些问题，但从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上说，却体现了大家对法治进程的关注，有着很好的正面意义。

 

　　但对于公众为何会形成误解，“有关部门”却难推责任。

 

　　法院在向公众进行某项司法制度的讲解时，能否更清晰一些，更有深度一些，让理念、实践、效果都完整地解释给公众，从而消除误解。

 

　　媒体与记者，能否少一些“追求轰动”的心理，多一些责任心，让报道更全面、更准确，媒体在编发新闻与评论时，也应该深思熟虑，即使法律素养不到位，但至少不要“少见多怪”、“听风就是雨”，至少要让多种观点平等地表达，并对公众情绪进行正确的引导。

 

　　法治进程需要每个人的关注，公众在法治的趋势面前，法治意识与法治精神的充实完善，也是一项必须要补的课程。

 

　　由此可见，中国的法治进程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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