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以外戚的身份夺得北周的天下，居住在北周的故宫里，也许心理有些不踏实，有着中国式迷信的训练，这种不踏实会使他心神不定，因此，早有迁都的想法。他的一些爱揣摸主子心思的宠臣们自然有发现文帝的隐私这个水平。一个懂天文的宠臣庾季才从天象中为文帝找到了理论与坚实可靠的舆论依据。[1]于是文帝把首都向东南迁了20多里，实际上仅是宫殿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今天一些单位新任领导不做上任领导的专车不知是否源于此，但新任的领导总要购一台新车，总得有个合理的解释。

对于文帝的迁都，炀帝颇不以为然，小打小闹，没有统一帝国的气魄。他有着另一种想法，一个大手笔，就是迁都洛阳。

604年为了迁都洛阳，他巡视了洛阳，为其迁都洛阳制造舆论。他说“洛阳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2]他还引用汉高祖刘邦的话说“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从赋税角度考虑，相对于长安，洛阳地理位置适宜，居中枢，各方来首都进贡朝拜距离也比较平均，所谓“职贡路均”。[3]又是“俗尚商贾，机巧成俗”的商业中心，[4]因此，“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情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5]他解释说，自古帝王们又何尝不想定都洛阳，只是他们有的未能统一天下，有的国库困窘，受条件所限，未能实现而已。[6]炀帝不存在这两个限制，天下统一，国库充实，有这样的想法，谁又能挡得住。

就古中国的军事版图来讲，长安所在关中一带，地势优于洛阳。有人说，蒙古高原是政治军事台风的策源地、形成地。从这里的形成的军事风暴往往有很强大的破坏力与杀伤力。实际上在远古的中国，西部则是中国军事风暴的策源地，或者说是所谓蒙古高原风暴进掠中原的路径。炎帝从渭水流域进入中原，后起的黄帝也是从西部偏北的地方席卷中原，征服炎帝、蚩尤等苖夷族。周的政治版图起自西部，秦又借周地统一全国。汉高祖刘邦占居关中，就有了统一中国的基础，最终击败了强大的项羽集团，这是他在汉中所做不到的，也是诸葛孔明没能做到的。隋文帝也是统携处于长安的北周集团，打败东部的北齐，最终统一江南的。就中国自然地势来讲，西高东低，河流自西向东，大河的源头多发自于西部，然后顺势而下注入东部中国。黄河从潼关到泗水就有几百米的落差，在水陆交通、水路运输作为主要方式的阶段，逆势与顺势是有着巨大的差别的，而中国中原一带的气候风向恰又是西北风为主导风之一，处于上风的势力往往占有利的位置，因此，明末清初的军事地理学家顾祖禹就说，洛阳之乱，出之关中的十之六七。[7]出关中攻洛阳，居高临下，顺风顺水。反之，从洛阳攻关中，则逆风逆水，而且地理形势十分不利，要经过山谷如书函、长达十几公里、崎岖狭窄、仅容一人一车通行的函谷关，然后就是树木密布的桃林塞。北面是大河，南面是高山，西去的路险要而狭窄。因此，军事地理方面，还没有开战已处于劣势。战国时，东方六国联合起来伐秦，也没有越过函谷关。古往今来，攻入函谷关、潼关的战役屈指可数，而出潼关进中原的例子却又是举不胜举。中国古代的良马多来自陇西，关中一带靠近中国古代的“兵源”和“军火库”，装备来之容易。民风的慓悍，使得关中一带有着强劲的摧毁力。因此，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大儒，江苏昆山人顾炎武在游历了全国后，发现关中是光复中华的好地方，选择了关中带作为自己的归宿。顾炎武是个大学问家，他的观点应该是没有错的，他自然应该懂得所谓的得天下，应当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合，因此，仅有地利是没有希望的。用今天唯物论的说法是，地理位置能对事物产生重要的影响，但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决定性的影响在于人，在于各方面因素的综合。

但是关中一带是打天下，守天下的地方，却未见得是享受天下的地方，尤其在关中一带经过千年的开发，地力疲惫的条件下，关中作为首都就有着经济甚至生活方面的劣势了。

隋炀帝所以迁都洛阳，除了上面文字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经济，即生活问题。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批中原人南迁，中原的技术与文化也随之南迁，南方得到开发。到了隋唐时期，江南的农业生产已超越了关中、中原一带，江南的租谷成为维持国家机器的主要来源。由于关中一带自然灾害频繁，对南方粮食的需求更加迫切。但军事上顺风顺水的优势，在和平时期的运输却是逆风逆水的，尤其是三门峡一带，砥柱险阻，使得运输极为艰难，因此，有“能够从洛阳将米40石运往关中，可以免其征戌”的政令。[8]但尽管有此奖励，长安还是缺粮。隋文帝不得不几次率关中人民到洛阳就食，人多得甚至达到了“道路相属”的地步。[9]这是隋炀帝迁都洛阳的一个内在的原因。

此外中国新近统一，根据地处于关中的大隋政权，对于新近征服的北齐故地还有一种不踏实感。汉王杨谅就曾反对杨广当皇帝，“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户复在河南。周迁殷人，意在于此。”[10] 因此，迁都洛阳，并迁北齐故地富豪到河南，更有政治方面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