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治世长什么样

史书记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公元前1042—前996年间成王和康王统治时期被称为“成康之治”。古人用竹简纪事，惜墨如金，所以“刑措四十余年不用”涵盖了丰富的信息。

首先是社会安定。监狱空折射的社会生态环境必然是社会安定。社会安定的基础是百姓的生活，尤其是社会底层百姓的生活有保障。鳏寡老弱、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强者不能欺弱，富者、贵者不能辱贫。人民生活受到朴实的保障，就不会以社会为敌，就会有安居乐业的景象。

其次，政治笃厚、谨慎。所谓政治笃厚、谨慎就是周初的统治者以诚实、厚道的姿态和政策治理天下。治世并非盛世，即治世百姓、国家并不一定富裕，但由于王朝在内外政策方面、尤其是在耗费国家财力的重大举措方面谨慎，对百姓诚实厚道，民力得到保护。因此，百姓虽不富裕，但一方面社会贫富差距不大，另一方面，王朝又施恩于百姓，“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于四海”，故“而万姓悦服”。（《尚书·武成》）政治的成功与囹圄空虚有着密切的正相关。

第三，君臣团结，官民信任。周朝初年，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大夫之间团结和谐。统治集团内部团结，外部安定。由于王朝在政治方面的笃厚、谨慎，因此赢得百姓的信任，百姓信任，就愿意配合政府的政策，即使政策有误，也能给予理解，社会的包容度高。社会包容度高，民众就不会轻易做出危害社会稳定的行为，甚至主动起来抵制这种行为，因此，社会越轨行为少。

第四，社会风气好。社会风气好，人活着就有尊严，心气顺。心气顺，民风就好；民风好，作奸犯科之人少之又少，人心向善，就不需要严酷的刑罚，做坏事就像七月造冰，就会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现象。40年不用刑这种说法也许与事实有出入，但治世犯罪率低则是一种真实的现象。

第五，治世使整个社会处在上升期，好像早上八九点的太阳，社会充满希望，历史充满机遇。

二、治世是怎么弄出来的

首先，以史为鉴。历史是一面镜子。一个延续了六百年、曾经强大的商王朝在自己眼前倒下，教训是深刻的。周人以此警醒，以史为鉴，通过揭殷人的伤疤，用殷人的累累伤痕，对照自己。这是残酷的。但是不这样，自己将会成为镜子，自己的伤疤将会被别人无情的一遍遍揭开。所以，以史为鉴，就是以别人血淋淋的车祸来警醒自己小心驾驶。这比任何说教都有效。

周王朝建立之初，周武王、周公、姜太公、召公、毕公等周王朝的统治者对商的灭亡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商人因奢华腐败，连年战争，内部不和，骄傲麻痹而失国。故周王朝这些重量级人物互相提醒，以避免自己走商人的老路。周公、召公很熟悉夏商的历史。他们认为夏商的衰亡，都是统治者腐败造成的。因此，周王朝“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统治者能从前代汲取教训，居安思危，保持着一颗谦卑之心，这是出现治世不可缺少的条件。

第二，以民为本。以史为鉴，就会看到百姓的力量，因此以史为鉴的结果，必然是以民为本。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安宁。“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尚书·汤誓》）。《尚书》周初的政治文诰中，反复讲述以民为本的道理。照《诗》《书》所说，民众是上天所生，皇天上帝是民众的宗主。天选择敬天有德的国君做长子，付给他人民和疆土，代天保民。天子若不称职，皇天上帝就会改选别人。周武王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的看法就是人民的看法，上天的听闻意见就是人民的听闻意见。“天”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民心。

以民为本，就会体恤百姓，慎用民力。成王曾经问史官：“我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德行，百姓才能亲近我”，史官告诉成王：“用民在农闲时，尊重他们，顺着他们的意思，对他们城实，爱护他们。发布的命令要做到，不要说话不算话。”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说苑·政理》）

体恤百姓，慎用民力，就会轻徭薄赋，慎重对待耗费国家财力的举措。文明社会，要保证经济的发展，仅解决生产问题是不够的。产物的分配状况，直接关系生产者的情绪，只有使直接生产者能过上最起码的生活，维持简单再生产，即赋税和劳役不超过他们所能负担的限度，才能激发他们的积极性。所以，古代治世的统治者都实行轻徭薄赋、不夺农时的政策。姜太公说：“王者之国富民，霸者之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无道之国富君廪。”“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像保护婴儿一样保护小民，天下才能安康太平。

第三，清醒的社会心态和忧患意识。治世的出现，离不开统治者清醒的社会心态和忧患意识。有了忧患意识，就能眼睛盯着问题，耳边关注意见，就会担心听不到百姓的意见和建议。因此，治世的出现与能听取与接受意见有关。据记载：周公每方派出三个州牧，让他们了解百姓，凡“有饥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狱讼而失职者，有贤才而不举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招来那个国家的诸侯说，我们的政策可能有不对的地方，不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诸侯又把这话传达给大夫，这样一级一级下传，老百姓听了很高兴，觉得天子离他们很远，却那么了解他们的情况，以为天子时刻在关注他们，因此十分配合王朝的政治。

看得见问题，听得进意见，就会克勤克俭，去奢戒躁。骄奢淫逸导致国家衰亡，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周初的统治者互相告诫，要节俭寡欲，勤于政事，守住祖先的基业。繁华不能强国，也不能盛世。天子好利而诸侯贪，诸侯贪则大夫鄙吝，大夫鄙吝那么百姓就要盗窃了，上面的人影响下面的人，就像风披靡野草一样。因此，在上位的人一定要注重品德，看轻利益。《尚书·周书》中很多文诰都是周公召公等对成王等统治者提出的告诫，最有名的是《无逸》。在《无逸》中，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安逸，要“先知稼穑之艰难”，了解民众的隐情疾苦，否则就会做出荒诞的事情。周公列举了殷代名君武丁、商汤以及自己的祖先太王、王季和文王和例子。尤其是文王，不敢逸乐游猎，不索取分外的东西，穿普通人的衣服，参加农业劳动，勤政，以致废寝忘食。因而成为后代的榜样。周公的“一沐三握发，一食三吐哺”也是以自己的言行告诫儿子伯禽，莫放纵自己，莫贪图安乐享受，尤其是不能像商纣王那样迷乱于酒，像末代商朝的贵族那样打猎淫乐，荒废田地、不务正业，招致人民的怨恨诅咒。《竹书纪年》记载：“晋侯筑宫而美，康王使人让（责备）之。”反映了周朝初年统治者不贪图安逸的心态。

第四，明德慎罚。周王朝建立以后，殷人的态度是影响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对待具有对立情绪的商人，杀戮、实行血腥的恐怖可以建立起一个暂时稳定的社会，但它不利于长治久安。它不过是让人把仇恨埋在心里，终究会表现出来，如同后来的清朝政府。清初的杀戮表面看取得了二百多年的稳定，实际上，民间的反抗并没有停止，孙中山的“驱逐鞑虏”能唤起成千上万的人起来响应就是证据。因此，周王朝对商贵族和商人采取了教化和感化的做法，甚至在顽固的商贵族跟随武庚叛乱后，周公仍然没有大规模的杀伐，而是把他们迁到洛邑，对他们进行集中的监督管理，给他们土地，给他们奴隶，让他们享受贵族的待遇。对待拥护周王朝统治的，甚至让他们担任各种官职，成为自己人。实践证明，周王朝对殷贵族的和平改造是成功的。不仅此后商人无激烈反抗，即是在周王朝衰落时期，殷商贵族的后代也没有捣乱，而如孔子这样的殷商贵族后裔甚至起来维护周人的统治。对待殷商贵族如此，对待平民一样。民众有错要先深自省察，检查自己是否有错。民众的错误往往是自己的错误引起的。“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要不断地教育百姓，安抚百姓。“若有疾，惟民其毕弃咎。”（《尚书·康诰》）好像自己有病一样对待臣民犯罪，臣民就会远离犯罪。用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克堪用德”，治理国家。这种做法对监狱空做了很好的注解。

第五，周初制定的相关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周人在制度建设上十分用功。至成王康时期，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等相关制度开始发挥作用。分封制不仅解决了王室内部的权力和利益分配，而且加强了周王室对地方的统治，巩固了新占区域，使王室功臣构成一个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群体，起到了一石三鸟的作用。嫡长子继承制有效地解决了王位、君位的继承，避免了商初因为王位继承而导致的“九世之乱”。宗法制建立了一个结构严谨的等级制，保证了嫡长子继承制的实施。礼乐制度制使得周王朝在文化上有了飞跃，迅速由一个暴发户变成文明教养、有规矩的贵族，完成了由蛮荒到文明的蜕变。适应时代发展的制度文明是治世重要的保证。

此外，努力、谦虚的君王和尽职负责的大臣，也是治世产生的至关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