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王朝建立不久，就急于在河洛一带建立新的都城，但是这个时候东方出事了。商人造反了。

为什么造反？

第一，商人不服。商人不服也可以戏称为老子不服。商朝是一个文化发达，国土辽阔，国力看起来很强的大国，号称大邑商。坐天下已经有六百年。天下老大的思维、坐天下的思维根深蒂固，过去自己是老子，现在要让自己变成孙子，低三下四地服侍周人，这个弯不是那么轻易能扭过来的。牧野一战，商人被打败。虽说愿赌服输，但骨子里一定是不会服气的。这是主观方面。主观方面往往受到客观方面的制约和促进。主观方面想当百万富翁，还要看看客观方面是否具备。大多数情况下这是白日做梦。但也有主观方面想睡觉，客观方面就有别人给你递过来一个枕头。那真是太走运了。商人看起来就是这么走运。为什么这样说？一是商的国体仍然存在。周人虽然打败了商人，商人不得以被臣服于周，但周人并没有拿商人，尤其是商王朝的贵族怎么样。周人对商人是厚道的，为了安抚商人，周武王采取了怀柔的政策，如祭拜商的开国帝王汤的祖庙，给商纣王时期的忠臣比干墓加土，把商朝国库里的粮食发给贫民，对待商王朝的贵族也采取了可以称之为既往不咎的策略，以取得商朝贵族的配合。当时的政治形态，多以封国的形式存在，所以对待庞大的商王国，周王武并没有动外科手术，商王国仍然保留了原有的国土。最重要的是，周武王让商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继承商国国君的大位，继续管理统治商国。不同的只是过去周人向商人称臣纳贡，现在，商人也就是武庚要向周人称臣纳贡，听周王的调遣。如果一切按照这个程序进行，世界会很和谐，但商人会服气吗？商人不服，客观上就有了造反的条件，我们可以说，武庚有聚众闹事的基础或条件。这是客观方面的第一个条件。客观方面的第二个条件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也就是柏杨先生说的，刚砌好的一堵墙，水泥还没有干的时候，突然没人看守了——周武王在灭商的第二年，积劳成疾，去世了。周武王去世，继位的周成王姬诵只是个孩子，多大的孩子，有不同的说法，有说是襁褓之中，有说是十一、二岁。无论是襁褓，还是少年儿童，用今天的话说，不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18周岁以上，当然不能有精神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10周岁以上，无民事行为能力，就是不能履行自己的权利义务。连自己的权利义务都无法履行，怎么去管理一个国家？何况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国家，这对商人来说，真是千载难逢的一个大好时机。商人看到了希望，好似天不灭商啊。

这是商人造反的第一个原因，仅这个原因并不一定能促使商人起来造反，因为周人那效率很高，战斗力很强的军队还存在，姜太公等一些老臣还在，商人要造反，是要盘算一下后果的。虽然不一定要有算盘，但不一定没有盘算。盘算的结果，商人并没有多少胜算的把握。败军之将不言勇，刚被周人打败，商人究竟还有多少志气与勇气去对付曾经打败自己的对手，真的不好说。但这个时候商人造反的第二个原因出现了。这第二个原因就是周公称王，兄弟不服。也可说是叔们不服。

周王朝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尤其是天下并没有心服口服地忠于周王朝，各地存在着反周情绪的时候，周武王死了。这个时候，周王朝最需要有一个强势人物，至少是才能与号召力接近于周武王的强势人物，有政治手腕，有政治谋略，有政治眼光的人来接手周朝，但接受周王朝的恰恰是一个没有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不是麻烦了吗。但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有人站出来了，谁？周公姬旦。周公姬旦是周文的嫡子，周武王的弟弟，是一个智慧且执行力强的人。武王伐纣，他是重要的谋臣之一，也是武王信任的谋臣。打仗亲亲兄弟吗，所以周公姬旦走上王位，代理摄政也好，真的做王也好，有其合情合理的地方。但周公走上王位，既没有武王的遗嘱，也没有大臣的授权，而且兄弟们实际上有不服的。我们说，打仗亲兄弟，但武王不止一个亲兄弟，而是九个亲兄弟，除了哥哥可能过早离世之外，其他八个都是亲兄弟。而这八个亲兄弟中，周公排行第四，他上面还有一个三哥——管叔。周人是讲究长幼有序、先来后到的，你不能大麦不熟小麦先熟，要排队，不要加队。不然就乱了。因此，管叔不服。管叔不服，有拉偏架的亲兄弟如蔡叔等也不服，他们是站在管叔那边的，而他们身处重要的地位。他们当时虽然不在周王朝中央工作，却是重要的封疆大吏。当初周武王那么放心地让商纣王的儿子武庚继续管理商国，是因为他在商的周围放下三个棋子，让自己的三个亲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分别驻扎在东、北、西三个方向监视管理商人，这叫内紧外松。商国实际上是被监视居住，管叔、蔡叔、霍叔实际充当了狱警的角色。有人管理，商人才不敢乱来，但现在，狱警由于担心周公对成王有鬼，先造反了，狱警造反，作为囚徒的商人哪有不造反的道理？

这是商人造反的第二个原因。商人造反的第三个原因是周王朝刚建，天下不服。主要是“夷”们不服。前面提到东夷，中国古代有九夷、八狄、七戎之说，这里的九、八、七不是确切的数量，而是很多的意思。九夷就是说夷人最多，也最难对付。商朝六百年，也没能把夷人征服，为此，还让周人钻了空子，亡了国。连大邑商都不服，一个刚刚占有天下的小邦周，夷人是不会服气的，因此，武庚就用商人在那里的影响，联合夷人一起来反叛。不过从主要响应者来看，还是与商人有关联的夷人，或根本就是商人。他们一共有17个国家。这样，和管叔一伙的叔们，和商人一伙的夷们，还有自以为老子的商人一起叛乱，周王朝有好看的了。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个时候就看周公姬旦的了。这个名字今天读起来有些搞笑，我们还是称周公吧。面对复杂的局面，周公首先要统一思想，要表个态，表明自己的良苦用心，不是篡权，而是为了周王朝的千秋大业。实际上对周公怀疑的不仅仅是管叔们，同样在中央掌握大权的召公，姜太公等也对周公有怀疑。姜太公这时不仅仅是重臣，而且还是武王的岳父，成王的外公，成王是姜太公的外孙，外孙也是孙，周公演这么一出，会不会对成王不利呢？为此，周公必须有所表示，因此，在《史记》中有周公坦诚地向召公表白的记载。周公说，事情明摆着，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这么做。召公很有才干，但他是周文王的庶子，周公敢于担当，完全是怕有人趁机对周下手，对周不利，那样，他们将无颜面对先祖。太公、召公有才干，他们站在周公一边，周公就有了后盾，也有了统一思想的基础。周人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只要内部团结，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周公在他们的帮助下，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平定了叛乱。

周公先是率军沿着武王伐纣的路线，又一次直捣朝歌。败军之将的确无以言勇，周军未到，武庚的军队已经溃散。士气很重要，一旦没了士气，没了斗志，结果就是兵败如山倒。周公收拾了武庚，又回师对付管叔们，这些叔们也很快被平复。

周师击败武庚及“三监”之后，奄国为东部主要反叛势力所在，周公欲直接进攻东夷中实力最强的奄国，一举消灭东夷的反周力量。但辛甲大夫提出建议改变了周公的计划。

辛公甲提出建议：“大难改，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韩非子·说林上》），辛甲大夫的意思是先找柿子捏。采取由弱及强、迂回进击的方略。先是挥兵东南，进攻以徐为首的淮夷各国，孤立奄国（曲阜市旧城东），因为平定武庚与三叔的叛乱以后，影响周王朝稳定的心腹之患已经平定，周朝已经渡过了危险期，接下来和商人一伙的夷们只是肘腋之患，甚至是皮外伤，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臣服于周人，是周人以后要对付的对象，他们的联合叛乱，只是让周人对他们的讨伐提前了。既然是皮外伤，就不要操之过急，何况这些夷人本来就比较难对付。周公采纳了他的意见，改变计划，挥师东南，先进攻淮夷，也就是今天苏北、皖北地区的夷人，包括徐、熊、盈等小国。这些小国实力不强，在周师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但周人也进展艰难，尤其是他们的重装备难以发挥作用。在对殷人的作战中，战车是作战的主力，战车是协同作战、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的战斗小组，每车驾马四匹马或两匹车上有甲士三人，中间一人负责驾车称为“御者”，以保证速度；左边一人负责远距离射击称为“射”或“多射”；右边一人负责近距离的短兵格斗称为“戎右”。三位甲士配有青铜剑用于防身，在战车毁坏或敌人跃上战车时作贴身战斗。甲士的防护主要靠皮制的甲胄和盾，由于是站在车中战斗，所以他们的皮甲都有较长的甲身，并且根据人员分工的不同有不同侧重，如“戎右”需要挥动戈、戟等武器格斗所以他的“披膊”一般只到肩部，而“御者”则把“披膊”向下延伸到手手腕，并连有护手。战车既有速度、高度，又有远射近攻，就像当时的坦克，有很强的杀伤力。在西周一般每乘战车配有徒卒十人，另外在车兵和直接配署的徒卒外还有大约两倍的步兵单独编组用于协同作战。因此，在中国象棋中，车是最机动、最有战斗较力的，超过了马和炮。而徒步的兵卒则是战斗最弱的，只有攻入敌方战阵才具有杀伤力。但东夷一带，地势低洼，多沼泽湖泊，不利于战车作战。东夷人在此之前长期与商作战，其军队数量虽少，却颇具战斗力，且对当地的地理非常熟悉，善于在低洼河湖地带作战，而周师车兵行动不便，且士卒多有水土不服，因此攻九夷之战非常艰苦，从《诗经·豳风·破斧》的描述我们可以感受到东征的战斗是残酷而激烈的，战士们跟着周公东征，斧子砍出了缺口。战士们蜷缩着身体靠着坡地或躺在车下睡觉，梦想着回家的美好。

    经过连续艰苦的作战，九夷终被征服。尔后周军由南向北，相继攻灭奄国南部东部的一些小国，使奄失去南面羽翼，势单力孤。此时，成王亦令毛叔郑率军由西向东进逼，配合周公所率主力进攻，终于灭奄。周公乘胜挥师北进，直取今山东省博兴县东南的蒲姑等国，然后又向东横扫，至于海滨。至此，东夷诸国遂告平定。周公东征有“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之说（《尚书·大传》）。可见打击殷商残余势力的“践奄”之役已是东征的尾声。奄是商朝的旧都，周公翦灭奄国是对殷商势力的重大打击。周人对奄人的报复也是残酷的。“阉人”的传说就是证据。周灭奄，不仅将其强壮男子用作奴隶以侍候主人，而且对其进行了阉割，令其不能生育。奄通阉，此后，阉人就有了特别的指代。

二次东征的胜利对周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很多时候，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这些夷们——实际上主要是商人的属国们的叛乱，促使周人提前东征，虽然东征进行得非常艰苦，远远超过了剿灭商人的战争。打败商人，只是一战，平复叛乱也是一战，而平定这些属国，则用了很长时间，有学者说一年，有说三年，实际上，周朝真正征服东夷是建立齐国后的事。而这个意义上的东征的胜利也至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周公东征的胜利，一是二次东征沉重打击了殷商王朝的复辟势力；巩固了周王朝的政权。二次东征再次展示了周王国的实力，殷人的一切反抗都是徒劳的，殷贵族们只有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否则，要么逃入深山、潜入大海，倒退到野蛮人。二是二次东征促进了民族的迁徙与融和。二次东征后，一部分殷贵族逃到了东北、一部分到了西北，一部分到了东南，而留在周王朝境内的殷贵族则被迁徙。二次东征征服了东部方国，周王国的势力东达至海，蛋糕做大，周王国的营养更丰富。三是基本确立了周王朝的疆土。顾颉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壮大和发展要归功于三个人，一是周公，他并下了鸟夷，一直到了东方，到了海边。二是秦始皇，他并下了南方越，到了福建、广东、广西。三是汉武帝，他发展到了云南、贵州（顾颉刚，《中国史学入门》6页）。顾先生的话很有道理。东夷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而殷王朝就覆亡了。而真正解决东夷问题形成统一王朝的是周公。因此，周公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奠定者，其历史功绩与历史地位应该肯定。

周公东征的胜利，使得周人又获得了东部广大地区的管理权，那么周人是如何管理广阔的疆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