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 姐姐和她的女儿们

吃完饭，送大姐回家。四个人挤在后座上，大姐紧挨着我，把左手搭在我肩上，就像我们小的时候那样。梅晴看见她妈妈和我如此亲昵，开了一句玩笑。

不需要说什么，我便能知道，大姐在北京看见我，心里很亲。那种来自血脉的亲近，掺杂着野花、油菜花、泥土和柴火的味道，无法向别人讲述。

十八岁的时候，我出门远行，带着满身的伤痛和命运的恩赐。我远远地离开南方的山水，离开家人，离开天空庭院上云朵的羊群，来到这灰扑扑的城市居住。我早就知道，这城市会改变我。现在，当我在城市里与姐姐见面的时候，我仿佛比她更老。她不会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第一次离开家门，是到县城念高中。那是个多愁善感的年头。我没有被中专录取，失去了早日为家庭挣钱出力的机会，心里满是羞愧。大姐出嫁了，尽管我很喜欢姐夫，仍觉得被世界剥夺。寒冷的夜里，我经常整夜整夜地咳嗽，有时候因为想家而哭。我给父亲写很长的信，长到脆弱的心灵难以承受。我求他不要砍掉屋后边那棵枣树，尽管猫会从那棵树爬上屋顶，把屋瓦扒拉得一团糟。事实上，我求他不要砍掉任何一棵树，仿佛那些树的根是长在我心里。父亲很疼我，但他的刀太锋利了。

我仍然记得，那年放寒假的时候，我到大姐的家里去看她。她蹲在一个很小的池塘边上洗衣服。她在石条上揉搓，她用棒槌敲打。初冬的薄雾缭绕在她身边，让她看上去既凄凉又美丽。她的婚后生活没有任何不愉快，但我把她想象成了故事里忧伤的女主角。那忧伤其实是我自己的。很多年里，我一直记着那幅影像。她在河湾处的小水塘边洗衣服，水流清澈而冰凉。她身后有一条路，更远处有一座山，更远的远处有摇曳的竹林。我记得她弯腰的样子，但我不记得她的花衣裳。我记得她周围的薄雾，但我不记得她说过什么。很多很多年里，我把这个画面看成了她的生活本身，想象她无声无息地承担着自己的命运，似乎她在那日子里并没有喜悦。那当然是不对的。

后来，大姐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儿。暑假的时候，除了早晚放牛之外，大多数时间我都在照看她。抱着她到田野里找大姐喂奶，晃动摇篮哄她睡觉，给她把尿，逗她笑，闻她身上奇特的奶香。她很快就长大了，就像童话故事一样。八哥站在她肩上啄她耳朵，她疼得咧嘴，但还是在笑。

然后我就走了。当我在陌生的灰色城市里为诗歌激动，为神秘的异乡女子激动的时候，大姐在老家又生了两个女儿。生育掏空了她的身子。诗歌成熟的时候，姐姐却老了。没有人知道，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一直想为大姐写点什么。上大学的时候，我给她写过一首诗，诗很糟，她也从来没有读过。我还曾经试图给她写一本小说，开头就是那个洗衣服的场景，但终于没能坚持下去。她的一生太厚重，而我了解的实在太少。在我的童年里，两个姐姐似乎永远都在干农活，没完没了地插秧、割谷、薅草、洗衣裳，天气好的时候还要到深山里砍柴。她们都很喜欢读书，但家里太穷，母亲几次想把她们从学校拉回到田地里。有一个雨天，母亲终于在操劳、窘困、病痛和孤独中崩溃了，她把姐姐们的书包扔进了大雨里。书包抢回的时候，里面为数不多的课本已经湿掉了。周围全都是哭泣的女人，那让我至今感到恐惧。

父亲慢慢熬成了干部，家境也好转了一点。那时候，干部子弟可以争取到亦工亦农的身份，于是大姐在初中毕业后被调到蕲州的一家煤矿当工人。她在那里开绞车。我搭便车去煤矿里看过她，深夜里，她坐在机房里等信号，把煤车或者别的什么从矿井里拉出来。没多久，政策变了，要清理亦工亦农，结果她又被发配回家了。父亲为此伤心了很多年。甚至在两个姐姐都已经嫁人生孩子之后，他仍然叮嘱我，以后如果有能力，要把两个姐姐“弄出去”。出去、离开乡村、不再吃泥巴饭，是乡下人对生活的最高期待。

但出去有时也并不那么重要。很多年里，大姐和姐夫都在为生一个儿子而奋斗。丢工作、挨处分、罚款、毁身体，什么也拦不住生儿子的热望。在生了梅晴、梅凡、梅放这三个美丽的女儿之后，他们终于有了儿子。那时候，大姐已经形容枯蒿，再也不是我记忆中漂亮、丰满而生机勃勃的模样了。我一度为此记恨他们，记恨乡村的愚昧。泥土里不只是生长树木和庄稼、孕育花朵和果实，泥土中传承千年的盲目信念，也吞噬了太多美好的东西。在土地上，你经常不知道汗水和泪水的意义，经常不知道命运有什么安排。但除非你顺着土地的意志去闷头追逐，你的人生仿佛就没有价值。我只能感慨说，在漫长的苦难之后看见璀璨的花火，这是大姐的命。这是命。

现在，大姐的三个女儿都在北京生活。在饭桌上，我不无愧意地说，如果不是因为我，也许你们都不会来到北京。这实在不是一个活人的好地方。

中午起床之后，在阳台上喝咖啡，我会经常走神。走神比走路快多了。女人在我身边晃来晃去，有时揪一下我的耳朵。只那么一瞬间，我就回到了少年时代。春阳正暖，竹篙上晒满衣服。我坐着小板凳，趴在大姐的腿上，由着她给我掏耳朵。一个忧愁少年的全部幸福，似乎都在那短暂的、不断重复的、永不会丢失的时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