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访谈节目，是哲学家周国平与主持人杨澜对坐聊天。他们说到爱情婚姻什么的，又说到孩子。杨澜问周国平，“您的女儿有没有提出什么您回答不了的问题？”这个提问非常好，它好就好在像一架云梯，可以把哲学家和他的女儿同时带到高处。果然，周先生微笑着、带着一点余意未尽的惊奇说：“有啊！她问我，什么是时间？我就回答不上来。”杨澜也扬了扬眉毛，礼貌地表示出性质相同的惊奇。

一个孩子问一个哲学家“什么是时间”，对于孩子和哲学家父亲来说，都富有意味。当然，更有意思的是，哲学家机智地、尽可能谦逊地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无知。如果周国平先生真的给出了一个什么答案，不仅他女儿会失望，相信杨澜和我等电视观众同样会失望。一个答案，无论正确与否，都会让这个桥段丧失戏剧性。哲学家暴露自己对常识的无知，没有比这更激动人心的事情了。

今年七月，英国物理学家霍金通过网络向全世界网民提了一个问题：“在一个政治、社会、环境都很混乱的世界，人类如何走过下一个100年？”两个多月之后，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才提问。

用一种英国式的狡黠，霍金表现出作为科学家的谦逊。

霍金是个传奇般的科学家，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见解，经常让教皇都感到紧张，因为他的大爆炸学说显示，在宇宙创生的过程中，上帝其实是碌碌无为的。在大爆炸奇点之后，宇宙就按照物理定律开始运转，即便存在着一个上帝，他也只能始终拢着袖子在一旁看戏，他老人家在宇宙中甚至连一个像样的座位都没有。

对于霍金这样一个研究宇宙创生和时间起源的科学家来说，一百年比他费力地眨一下眼皮还要短暂，他为什么要关心这个呢？为什么他竟然不知道答案？也许，他真的对人类文明存在困惑，又或者，他试图以这种提问的方式警醒世人。

当然，免不了，即便如霍金般富有智慧，他的提问也带有一点做秀的意味。

霍金很好地回答过“什么是时间”，用他的《时间简史》一书。假如周国平先生读过这本书，他一定会给自己的女儿一个答案，即使这个答案不能得到孩子的认同。周先生在时间问题上的缄口不言，与他的知识背景有关，也与中国的教育缺陷有关。文理分家的短平快教育制度，让中国知识分子被人为地分成两个体系：科学工作者和人文学者。他们之间鸡犬不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都害怕进入对方的阵营，以免露出马脚。很少听说哪个哲学家懂一点物理学，也从没听说哪个数学家写过一行诗。大概也出于这个缘故，科学的求真冲动，与文学艺术的求美本能，总是无法在中国人的身上得到良好的融合。

很难想象的是，如果不能跟踪了解物理学的最新进展，哲学家还怎么可能思考那些终极问题，世界的意义与灵魂的归宿之类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断言当代中国没有真正的哲学家，应该是没有错的。他们只能用自己的局限眼光诠释西方经典，却不可能提出独特深远的个人见解，这不是他们的错，是中国教育的错。

所以我不责备周国平先生。在启发一代代少女的心智和情操方面，他实在已经竭尽所能了。

2000年冬天，我在剑桥见过霍金一次。在用一个景泰蓝花瓶讨好他之后，在他家门口苦苦等候半个多小时之后，霍金和他的轮椅终于进入我的视线。那个瞬间，我的确是震撼的。一个残缺的身体，和一个无法比拟的思想，那样不和谐地出现在阴沉的华滋华斯巷。除了敬畏，实在无法用别的字眼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

像周国平先生一样，我所受的教育也是地道而正统的文理分家教育，对物理学的了解仅限于阿基米德定律，但在拜谒霍金之前，我至少半懂不懂地读过两三遍《时间简史》，基本上能用想象的方式去理解，宇宙、世界、上帝、灵魂等等在霍金的脑子里是什么样子。尽管如此，站在霍金面前，我仍然感觉自己是个残疾人，因为，虽然我对世界抱着如此强烈的兴趣，我这一生却已经不可能明白什么是波粒二象性，不懂得黑洞为什么那么黑。这是一种深沉的痛苦。

因为霍金十分讨厌记者，我只好以一个中国作家的身份向霍金表示敬意。霍金连眼皮都没眨一下，虽然他喜欢长城，也喜欢烤鸭。

在剑桥大学应用数学与理论物理系的传达室里，一个脸上好象长有雀斑的英国姑娘告诉我，他们经常收到来自中国的论文和信件，都是要和霍金探讨宇宙起源问题的。回国之后，我也收到过河南一位工程技术人员的长信，向我系统讲述从爱因斯坦到霍金是如何在物理学方面犯错的，甚至连信封的背面都列满了复杂的公式。对此，我多少有点啼笑皆非。

霍金活不了几天了，他所期待的大统一理论似乎也没有指望，但他仍然忧心人类的未来。这样的情怀，似乎只能用诗歌（一首严谨而忧伤的十四行诗）或一首大提琴曲来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