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4月，《经济观察报》创刊。这是我所购买和仔细阅读的第一份经济类报纸。女友说，经济为王，不会挣钱怎么行。于是，怀着为了小家发达的私心，我开始观众经济生活。这样做的结果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开始算计和女友一起吃饭该说付帐了。

在这份橙黄色的报纸上（说实话，第一次购买出于对这种颜色的一种亲近感，并且不像青年报那样看完报纸满手黑了），我发现了这个曾经在我脑海中闪现的名字：许知远。最初见到他的文章是一篇名叫《同居时代》的散文，心潮澎湃的看下去之后，才知道不过是一帮男生的宿舍生活而已，但我也开始记住了这个出身计算机系的年轻人，不仅仅他和我同姓，且都在北大。

在《经济观察报》和《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当中，我暗暗佩服这个年轻人熟练驾驭文字、玩弄外国媒体历史于手掌中的高超能力，以及其惊人对于外国人名的记忆力。但渐渐，我有些厌倦这种方式，也看清了产生最初佩服感觉的原因。原来他的文章从一些对普通人并不熟悉的历史、名人言论的大量引用，对读者造成一种共时性的知识压迫，并随之产生“我是不是一个文盲”的错觉，令读者抱有一种崇拜和增长见识的心理继续阅读，最后，迷迷糊糊看完仍然不是非常清楚这些纷乱的“思想”是如何充斥在一篇文章当中的，对于文章内涵的理解搁置一边，剩下的只有对文字本身的迷惘。

一个署名安替的评论者在《七十年代人快快长大吧》一文中这样评价许知远模式化极强的文字，“看他的文章，我们几乎所有在汉语语境掌握的典故都失去了作用，无论他在谈什么，你都必须熟悉《纽约客》和《新共和》的所有常用引文才能跟上他的趟。他也许是目前在一篇文章里出现最多美国人名字和最多美国杂志名称的中国媒体作者了。”这篇一针见血、正中要害的评价，在当前所有评论许知远的文字中，我以为是最能勾勒其写作特点和最具有杀伤力的文章之一。

和许知远的年轻一样，他的文章模式因趋于单调狭窄而显得有些单薄，开头往往都有个外国哲学家、文学家或其他什么家说过的一段话，用有些人的话说，“其作用相当于说书人先念一首‘定场诗’，压住场子再开始讲故事。”

如果说对于美国媒体历史的回顾和对那些陌生的言论还可以让我增长一些知识的话，那么那些不断被搬出来唬人的外国人冗长的全名则让我头疼。彼德·杜拉克、托马斯·琼·沃森、弗里德里希·尼采、史蒂夫·凯斯，只恨不得把杨致远名字前面也加上几个字，并点上高雅的一个小点。

这样写作造成的效果是，乍一看令人很是景仰，看得多了就有些不明白了。克林顿大家都知道，何必非要比尔·克林顿，让人以为你说得已经不是那个风流的克林顿了，乔治.W.布什也不是那个国人耳熟能详的总统小布什了。

与这些经济类文章相比，许知远更适合写那些充满青春气息的文字，如《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对于燕园往事生活的回顾。忧伤的蓝色封面下，大学时光的形形色色在读者脑海中闪现。尤其对北大一直怀有崇敬之情的孩子们，看到其中夸大之后的青春风流，对北大更是心想往之。北大的魅力在很多时候是不是都来自这些所谓北大文人的艺术化的虚构之中？

孔庆东曾经不经意地说“80年代是个神话”，于是，呼啦啦就上来一帮惋惜生不逢时者，80年代在他们的眼中成了遥不可及的激情的乌托邦，怀念憧憬之情不时在文章里流露。这些虔诚的跟随者中有余杰，还有许知远。所以，在许知远煽情的文字中，充满理想主义的憧憬。他总是把自己所经历的大学生活和也许并不激情的80年代相比，心理上人为制造的落差使他觉得失落，直到最后才意识到自己掉进了“抒情的陷阱”。

也许他的青春并不真的忧伤，他的一切“都几乎是顺利的，除了初恋的苦涩外”，而伤感的只是渐渐隐去的青春背影和青春痘留下的伤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