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新之

　  今年元月，财经作家吴晓波的《吴敬琏传》出版。此书在面世之前，其实已经引起写作界和出版界的关注。在内地原创财经书缺乏重磅力作的时候，业界与读者对其寄以厚望是情理中事。而此书出版后，引发更多话题的，则是柳红的强烈质疑乃至质问。对此吴晓波表示，作家有创作自由；而吴敬琏则称不方便评价吴晓波的《吴敬琏传》。

　  就正常的讨论而言，要达到沟通交流的效果，比较容易达成的默认前提有两个：其一是不怀疑对方的诚意；其二是不怀疑对方的智力。柳红的两篇文章，都对于《吴敬琏传》作者提出了相当严厉的指控，火药味十足。所以，吴敬琏不评论以及吴晓波只回应一次，也是情理中事。因为双方的对话基础不存在，如果执意自说自话，互相攻讦，那就只能使争论沦为扯皮，徒增笑耳。

　  事实上，抛开可能的潜在立场而言。柳红的批判文章和吴晓波的回应，都带出一个非常有现实价值的话题———那就是时下的传纪，尤其是财经工商界名人的传记的产品形态与生产方式到底需要何种标准。这本两吴合作打造的《吴敬琏传》，与传统学术意义上的经济学家评传大相径庭。除了牵涉人物和事实材料的选取标准不一样之外，大量的文学色彩的描写和作者对于传主的感情洋溢的评价，相信也是引起部分学界以及读者反应的原因。

　  但是，在2010年的夏天，80后读者集体奔三，养生书和小四文学销量惊人，网络文学进行盛大的颁奖加冕仪式……不仅是1978年后的那种文学和出版传统几近息微，即使是90年代以来的流行作家和通用产品，也都面临OUT了的境地。由这个角度来看，《吴敬琏传》的尝试，包括作者对于传主个性化的观察和倾向感性的判断，不管是否获得严肃的学术界和出版界的认可，很可能都是日后传记写作的一种趋势。这种趋势下，会不会出现越来越多粗制滥造的名人传记？我觉得大可不必悲观。因为读者——至少大多数读者是有自己判断力的。何况，还会有很多柳红们盯着，真的滥竽充数的传记书，能够祸害社会的还是很少。即使是这类漏网之鱼，其对于社会的杀伤力也远比假劣养生书和励志书要小得多。

   （自注：作者为亨通堂文化机构创始人，曾与吴晓波合作过两本书，所以本文立场请读者自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