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渐行渐远

陆新之

　　   乡镇企业似乎是属于那个已经远去的20世纪80年代的词汇。作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曾经风光无限的乡镇企业也在商界中成为一种弱势族群。年末之际的科龙为格林柯尔所收购事件，更易使人感慨一代乡镇企业的风流也终告一段落。
      所谓的乡镇企业，首先想到的必然是产权问题。作为集体投资的资产，其不断壮大和积累，最后必然还是以集体所有制为本。因此，自然也存在一直以来为人所关心的产权问题，所谓的创业者积极性难免受到影响。
      不过，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曾经是市场经济最为活跃的乡镇企业里面，创业者的利益一般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它们大多经历了十几二十年的发展，由于其是以几何级数的倍率在增长，因此大多数第一代创业者都可以在分配机制灵活的乡镇企业之中获得比国企经营管理者实际得多的收益。
      即使有一些在分配之中收益不满意的，也可以通过被猎头看好或者另起炉灶而迅速兑现财富。许许多多生产或者经营模式类似的VCD与电视机厂商的出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所谓的“59岁危机”在乡镇企业里面并不严重。
      春节期间，一位正在研究香港企业投资珠江三角洲行为模式的证券公司高级研究员与笔者详谈时专门提到，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的问题，恐怕最主要的还是在于其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再进一步扩展时所遭遇的瓶颈。
      早在去年科龙全面引入营销空降兵团进行新包装之前，科龙内部对于公司宣传一直还是以中国最大的乡镇企业为口号的做法而颇有微词。因此，在新的整合营销开展之后，科龙在品牌的外形设计以及传播方面都营造了一种高新科技的效果，只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最后科龙仍然无法摆脱其坏帐过多、产品销售下滑的颓势而被迫易主。但很显然，在科龙为民营企业新贵格林柯尔并吞之前，已再不愿依赖所谓的乡镇企业模式。
      科龙一度成为国际投资者的宠儿，被评选为“亚洲最佳上市公司”之列，毋庸置疑，其经营管理上一定有其独到之处。而顺德仅仅一个镇，就出现了科龙、美的、格兰仕等等巨型生产厂商，产值能够居于全国强镇的前几位，南海和东莞等珠江三角洲市县也有着类似的经济奇迹，这些地区在过去20年间的创业环境培养，同样也是可圈可点的。
      这些乡镇企业在起步时，往往先与小规模的港商合资合作，或借鉴香港厂商的生产模式，在实际运作之中慢慢积累壮大。这些乡镇企业的崛起，无疑得益于香港制造业的整体北迁，无论是订单还是管理模式，都使得农村迅速工业化的过程充满了传奇色彩。
      事实上，珠江三角洲一带的重商气氛也直接助长了乡镇企业的膨胀。在广州的南华西街或者高第街，随便一个摊档上踩着电单车送货的老板，也有以百万为单位计算的家产。家庭小商业的传统，在珠江三角洲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但是，这种模式很难过渡到大企业的生产方式。
      就像前一段一度成为话题焦点的家族企业一样，所谓的乡镇企业，其经营运作之中蕴含着更大的非市场因素的消极效应，那就是经营管理的先天不足。就像家族企业最容易受到批评的方面是管理层中有太多家族成员，未能起到最好的管理作用一样，乡镇企业与乡镇政府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始终在制约着企业的发展壮大。
      10多年前，在珠江三角洲一带，乡镇政府关心更多的是“筑好梧桐树，引来金凤凰”一类感情色彩明显的招商引资的做法，后来也有过不少乡镇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名校人才的豪举，但是，毕竟整个市场经济大氛围的改善不是几年内就能见效的。
      笔者最近采访一位在某外资金融机构任职的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专业的毕业生。毕业后，他一直在珠江三角洲某著名生产企业工作，后来任副厂长，“收入比起现在的外资公司来说相差已经不多，而且居住环境不错，甚至企业会为高级行政人员配家庭保姆。”他坚称离开那家乡镇企业并不是为了钱。“但是整个企业所在的地区人文氛围比较弱，生活质量和服务比起大中城市来说还有一定的差距。例如很多宾馆、酒店还用着旧式的电话插座，笔记本电脑甚至无法拨号上网。这种感觉让人很难长久在这样的城市里面呆下去。”
      除了生活，他还提到工作中的一些微妙问题，“企业和当地政府联系紧密，政府会配套出台很多政策来让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例如银行贷款会更容易，也容易获得额度上市筹资。但坦白来讲，我们这些熟悉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会很担心，因为企业在膨胀过程中会有一些水分。我们不敢相信企业可以一直这样赚钱，所以后来我选择了另外的行业重新开始，虽然这家公司的年业务增长率没有百分之二三十，但是我知道每年8％的业务增长率都是实数，不是靠大量库存和挂帐做出来的。”
      他也提到，“政府行为除了为企业开很多本来不必要的绿灯之外，也会给企业提一些额外的要求。越是知名度越大的企业，在修桥铺路以及公益事业方面，越会有更多的捐赠和摊销支出。某些大的上市公司，这方面的费用一年甚至高达5000万元！我以前那家工厂，全盛时期有1万多人，过去几年产业调整，要裁员的时候就会有人来打招呼，认为这样会影响当地形象，建议企业用其他方式来消化需要下岗的人员。某种意义上，乡镇企业也遭遇到国有企业的类似尴尬情形。”
      如果质疑家族管理层和许多地区政企不分的老大型国有企业经营效率，我们就不得不在面对在创业阶段能够获得惊人增长的乡镇企业的现状和未来时打一个问号。毕竟，很难相信每一个乡镇政府里面都有足够的商业人才去参与越来越多的企业经营。市场经济和诸侯经济必然有着冲突的情况下，同样的乡镇政府把企业视同己出为其过分保驾护航，同时又视之为财政支出来源的做法也很难说是符合时宜。
      在顺德，美的公司也一早实行了MBO企业管理层融资持股制度，着手解决在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最为微妙的产权问题。事实上，即便产权在帐目上能得到厘清，但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能否有个合理了断，真正获得一个较为市场化的经营环境，似乎还是未知之数。
      或许，对于乡镇企业，我们可以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不仅仅是盯着其先天不足。在所谓的“新业态”的销售公司国美、苏宁、三联等崛起之后，传统百货纷纷遭遇冲击，业绩直线下滑。而在这些大型销售企业衰败之际，珠江三角洲中名声最大的乡镇企业大数属于巨无霸级别的传统生产型企业，同样面临着产业转型的局面。
      当中国由往日的“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之后，生产线越多、销量越大的传统生产型企业反而越尾大不掉。一方面人工水电房租等成本逐年抬升，技术改造和升级瓶颈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市场开始停滞，库存以及应收帐款越来越多。每年浩浩荡荡的“民工潮”早就由广东一家独有变成沿海地区的普遍现象，劳动密集型生产的黄金时代至少不再了，其中最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乡镇企业的陨落，有着必然的外界压力。
      当然，提起珠江三角洲的乡镇企业，就不能忽略香港经济的影响。作为“前店后厂”的一部分，珠江三角洲成为香港企业的大后方已经超过20年。20世纪80年代，港资在珠江三角洲的投入几乎占总额的八九成，深圳来往香港与珠江三角洲之间的庞大货柜车流的盛况一直维持到1997年金融风暴前。其后香港经济衰退的情形已是众所周知，对珠江三角洲的乡镇企业来说，这样一个超级大客户兼合作伙伴的颓败造成的打击也是颇为沉重的。
      不过，对于企业成份划分复杂的中国企业来说，乡镇企业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转型变化，都不会比原来更坏。在一个WTO后游戏规则迅速变化的时代，大型国企都得改制，中小型企业可以拍卖转移产权，家族企业也不得不引入更多外部的管理力量，那么，乡镇企业无论是出售、变卖还是购并，只要是市场自发力量带来的组合，都至少是一种进步。对此，我们似乎应该更多地关注怎样的转换最为有效、最能发挥资源配置作用，而不是一些多余的感慨和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