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

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救斗者不搏，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疲于内；子不若引兵疾走魏都，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以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

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得人者兴，失人者崩。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商鞅，卫鞅，公孙鞅，法家大器，秦孝公时候主事变法。

其政法在日后多有沿用，如苛刑峻法、罪责连坐、赏劳制逸、以县制而集权等等。

在司马光的文字中，似乎商鞅赖近臣而上位，虽天资过人却刻薄寡恩。

从实际情况来说，便是天子犯法当与庶民同罪，而其因太子之罪而移责于其师公子虔、公孙贾，若从权谋角度来说，这个移罪若由商鞅提议，而秦孝公决断，也不至于与太子结怨致日后“秦人攻商君，杀之，车裂以徇，尽灭其家。”

但如果从一个想真正做事强国的人的角度来说，他或许与后世的张居正一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