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妙红

《新周刊》总是有人买的，因为《新周刊》是一个品牌。所以《新周刊》的每一次策划也会有人看，只要有人看，也就维持着这个品牌，同时也就有了效益，当《新周刊》在进行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难道没有想到过效益。

这一期（2001-12期）的创意和先前所有的创意一样，从并不新颖的话题中挖掘新颖的感觉，这是《新周刊》的一贯强项，但本身作为一种传媒而大肆宣传着“病态传媒”，《新周刊》实在是病态得不轻。

任何传媒最害怕的什么东西？是害怕的是被它所熟悉的人识破真相。就像今天下午我走进四川全兴俱乐部的老总办公室室，也在办公室的某名记问我：“你的（报纸）发行量现在多少了？”我觉得我无论怎么说都有被识破的危险，因为名记们对于发行量是最熟悉不过的了。也如在某一期的《新周刊》里绍介着成都某一NB酒吧时，我只能晒笑，因为我就这家酒吧的常客，我在这个酒吧里完全没有《新周刊》的感觉，惟一的，这家酒吧的价格在成都也是最NB的——但这一点偏偏在《新周刊》里被“忽略”了。对于传媒，这最见惯不惊，但当《新周刊》也站出来说“病态传媒”的时候，你难道不认为《新周刊》实在病态得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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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新周刊》病态是因为它在点评媒体的时候，用部分新闻事实+部分假新闻+部分道听途说+部分孤陋寡闻+部分有深度的和故作深度的分析，搅拌成了所谓的《病态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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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连新闻事实也是道听途说，你有什么资格去说别人造假呢，或者你在批判别人“自恋”、“造假”的时候，你正自恋着。同时也造着假。“最因文附会假新闻：徐根宝要跳黄浦江。2001甲B春训期间，有一次训练中远队几名球员让主教练徐根宝很不满意，徐根宝说：‘你们几个动作总不到位，是不是要逼我跳黄浦江啊!’第二天出来一篇文章，说徐根宝誓冲甲A，冲不上甲A就跳黄浦江。”可以保证说这话的时候，徐根宝的身边没有《新周刊》的记者，《新周刊》无非是用一个它看得顺眼的媒体报道去否定另一个它可能看不顺眼的媒体的报道，很简单，徐根宝说“跳黄浦江”的时候，至少我还在海埂，顺便说一句，《新周刊》把海埂称为“高原小城”也说明的确《新周刊》从未踏足过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小城吗？

“最无中生有假新闻。2000年11月，《南方体育》发表文章《为西部大开发而夺冠》，称重庆隆鑫队夺得足协杯冠军实属‘为响应西部大开发而提前内定’。文章发表后重庆隆鑫尹明善亲自致电《南方体育》编辑部问罪，该报也承认文章的事实依据完全站不住脚，并通过电话向尹明善进行了口头道歉。”这是标准的一半真新闻，一半道听途说，而且这个作者压根不明白足球圈，尹明善是重庆隆鑫吗？估计这位与隆鑫一样生产摩托车的重庆力帆老板会很受伤，而隆鑫也纳闷自己什么时候被力帆兼并了——这种“小错误”出现在批评“假新闻”的文章中，便是“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了”！还有一点，尹明善没有亲自致电《南方体育》编辑部问罪，《南方体育》的主编的确口头向尹明善致过歉，但也并没有说“事实依据完全站不住脚”——最基本的是这里面一共只有一个电话，《新周刊》帮忙转接了一个电话吗？《新周刊》运气不好，尹明善与《南方体育》主编龚晓跃这个电话，是在下手机转接的——不好意思，作为一个记者，我一般都“同杀人犯跑得一样快”地冲向现场，那次我恰好跑得最快，使得我发现了《病态传媒》的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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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听途说是一方面，假分析更能蛊惑人心。“成都也上演了一场‘认爹’惨剧，意图与某IT企业合作组建传媒帝国的两张报纸《蜀报》和《商务早报》，兴冲冲地认下这个爹，以为这下可以大展拳脚了，没料到上头以报业市场结构调整为由，把两报立马砍下，投资方也到头来两手空空。”这便是用真实的新闻进行的自以为是的分析了，托普集团的财务报表相信《新周刊》与我一样看不到，单凭这一点，你有什么根据说“投资方也到头来两手空空”呢？须知，托普是一个软件公司，更是一个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做什么，经常分析别人的《新周刊》分析不出来吗？如果分析不出来，那么去看看托普在“收购”这两家报纸时股票的涨跌。既然《新周刊》都喜欢策划、炒作，上市公司托普难道就不会炒作题材了？不是我笨就是《新周刊》笨，要么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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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的所有有关褒贬的排名榜都没有《新周刊》自己，不敢正视自己吗？当然不是，因为《新周刊》不屑与这些传媒为伍，或者《新周刊》压根不是传媒，或者属于病态的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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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