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搞不懂，成都又当选“第一”！

据说是人民网评选的，评选大陆十大“快乐城市”，成都以“美丽、休闲、物美价廉、压力轻”等优势，高居榜首。获选的其余“快乐城市”依序是：杭州、青岛、大连、昆明、苏州、桂林、厦门、香港、大理。

没有在其他城市长期生活过，没有发言权，但在成都有10余年了，自然可以说道说道，完全搞不懂，它怎么又第一了。

我看至少可以找出十大理由来质疑，首先，唐福珍新闻刚刚发生不久，成都就当选第一，有点想不通，这算是负面消息吧。成都此时居然还可以当选第一，免疫力够高。

其次，足坛扫黑风暴让足球沉寂多年之后，再一次成为热点，可惜，第一个被依法逮捕的俱乐部董事长是成都谢菲联的许宏涛。据说成都市的媒体都没有刊登这个消息，难道是害怕影响它当第一？

许宏涛，临时性的即意犯罪？

尤可为被抓时，他的成都谢菲联副总的身份并不惹人注目，因为他犯案于厦门队任上，做的球是青岛海利丰与广州医药之战。尽管圈内传遍了许宏涛已被警方控制，但俱乐部对外还宣称许与主教练在巴西选援。一直到央视公布了许宏涛被捕的消息，不少人又都把许宏涛当成了龚建平式的替罪羊，为其喊冤的成都球迷甚至有人要自费向其提供法律援助。

进入成都足球的四年，谢菲联一直对外以中国第一家外资控股、实行英超式管理的俱乐部自诩，并且实现了两年就冲超，还在成都建成了一个规模较大、设施齐备的训练基地。在实德系祸川3年多，并让四川失去了中超的前提下，谢菲联成为四川足球的英雄，这是许宏涛被同情的主要原因。

其次，也是因为实德系的切肤之痛，四川球迷无法想象再度失去中超的情景，而这也是许多四川球迷希望对许宏涛“刀下留人”的原因。假如留下了许宏涛，那么谢菲联的命运则可以得到改变。

还有很多人认为许宏涛只涉及了一场假球，据说买球的30万中还有15万为其私人“垫

澄迈八景之永庆寺

重出江湖

　　大约有三年时间，我没有因为中国足球离开过成都，像冬眠一般，三年来我都蛰伏在隆冬之中。后来我重出江湖了，我说的是，我肩负着采访中国足球的任务，上海埂，下海南，在阳光中感受寒意。

　　三年间我其实是蛰伏在中国的隆冬之中，见识了朱家军将新加坡这样的类似社区足球队一样的对手，都当成了噩梦一般的战战兢兢。

　　也见识了观众们在阿根廷的奥运比赛中，群情振奋地欢呼“谢亚龙下课”，让梅西同学将“xieyalongxiake”当成一句中国式鼓劲，感动得泪眼婆娑。

　　后来，作为一个足球记者，我几乎开始玩忽职守了，从而变成了一名足球宅男。我要坦白交代一下，有一次我采访一家俱乐部的老总，开口问

海埂·滇池

尹明善：当务之急是禁赌 改革问题不在体制在法制

时间：2004年11月1日晚

　　地点：成都凯宾斯基饭店1731房间

　　人物：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

　　《东方体育日报》记者妙红

　　10月30日晚上在重庆偶遇“死对头”徐明的力帆老板尹明善，一次没有事先安排的“重庆谈判”给死水微澜的“足球革命”，又溅出些浪花。有意思的是，徐明是从成都赶到重庆去“偶遇”尹明善的，而昨天傍晚，尹明善驱车近四百公里从重庆抵达成都，处理一些商务上的事情。晚上，在成都凯宾斯基1731号套房里，尹明善与记者长谈了将近三个小时，全面诠释他关于中国足球以及中国足球改革的观点。

　　一、改革的问题不是体制问题，是法制问题

　　徐明等所谓G7集团被形容为“革命派”的时候，尹明善则成为了“保皇党”的最大堡垒，但现在，尹明善不仅反对所谓的“革命”，连“改革”一词都觉得过分，“中国足球从1992年红山口会议确定职业足球的道路，就已经开始进行改革，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深化改革，或者叫做改革

朱骏紧张了

昨天我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本报编辑闫松打来的，他对于我昨天发在本报的评论表示了不满——发表于本报的本人评论的标题被编辑改成了《朱老板亲自上阵？》，而我原来的标题是《我被抄了后路》。

闫松声明了对我这篇不温不火的文章的抗议，但接下来我接到另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辽沈晚报》郝洪军打来的，他也对我那篇言论表示了不满，“是不是朱骏紧张了，想转移视线，所以才跑到你们报社‘踢馆’？”

我坦率地告诉郝洪军，我压根不了解发生在上海延安中路的事情，但郝洪军严肃地对我说，而且嘱咐我一定要用冒号加引号：“我就认为，在现在这个大环境之下，朱骏做‘踢馆’的事情，就是转移目标，他是不是紧张了？”

我不想做谁紧张的命题，但是我知道现在我居于海埂，而海埂这个中国最顶级的教练员培训班，无论谁被“带走”，都是一个常态！

我真的不知道是闫松紧张，是郝洪军紧张，还是朱骏紧张，本来我以为朱老板只是因为与本报报道冲突才产生龃龉的。

被抄了后路

海埂足球的味道少了很多，但度假村多了起来，熙来熙往的人群在阳光下滇池边，很是悠闲。于是我将此番出差昆明，看做是一次报社的福利，毕竟在蜀犬吠日的四川盆地，我的日照却是少了一些。

爽毕，回到酒店，接到电话，却不是报社打来催稿的，竟然是来自成都华西都市报，告诉我，本报被人砸了场子。从事媒体多年，被人砸了场子的事业经历过几件，也算见惯不惊，但当我听说本报的场子是被杰出IT人士兼上海申花投资人朱骏所砸时，我彻底晕菜了。

《上成都，下重庆》续

续写散记，这还是头一遭，但不得不为其续之。我曾写过一篇题为《上成都、下重庆》的散记，一稿两投于《体坛周报》和《东方体育日报》，那是在重庆力帆从中超降级的当晚，2006年国庆之夜。“这一年初，四川足球死了，这一年底，重庆足球死了，上成都，下重庆，曾经袍哥啸聚的地方，扯呼，撤漂，狼藉一片。”——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

因为四川盆地地势西高东低的缘故，沿着川内的四条大江自西向东往重庆属顺流而行，故有上成都，下重庆之说，这与川人将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人们称之为下江人是一个道理，没有贬义。从上游成都到下游重庆，他们的足球，死去了，又死去活来，又活来死去的时候，我怀疑这个由红色土壤覆盖着的盆地，一定不是足球的沃土。

全兴时代到四川全兴与前卫寰岛双雄并起的时代，足球人创造了一个词语叫做“西部高地”，这个高地在上世纪90年代最后两年到本世纪最初一年，海拔在不断地增高，包括我在内的西部足球人都以为雄视天下的日子指日可待了。

可是在全兴、寰

有困难，找警察

　　人民警察早就说了有困难就求助于他们，但一直嚷嚷着缺乏证据的中国足球却一直不去找警察。

　　三年前，沈阳名记郝洪军将自己获得的中超某俱乐部赌球铁证交给足协，却被束之高阁，当然也没有转交给警察，足坛扫赌既无雷声，更无雨点。

　　这一次警察主动出手了，前几天还风光无限的一些前任和现任足坛人士被辽宁警方撂进了沈阳的问话间，足坛或足协，这次是躲不过去了。

　　此前我们一直在质疑所谓“足坛内部的事不得提交司法”的“国际惯例”，我们也搞不懂原本法力无边的法律，为什么会让足球享有“领事裁判权”，“有困难找警察”的说法，为什么在足球圈就行不通了？

　　我说的是中国足球，我们熟知的大马联赛不惜断腕中止联赛，也要揪出那些“赌神”、“赌圣”、“赌侠”，结果自然是焕然一新。

　　我相信叫好的人不只是球迷，昨天中午，中超公司总经理吕锋打来电话，闲聊也自然离不开这一波的扫赌风暴，吕锋颇为兴奋地说：“好事，大好事！”这位当过两家俱乐部老总、现为足协官员的人这样表态，我猜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