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历史 “重构”历史

——《〈泉州历史小说征文〉专号》前言

洪辉煌

泉州地灵人杰、文化积淀深厚，它为历史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十分丰富的题材。为发掘这一宝藏,促进泉州历史小说创作的繁荣发展,“古为今用”,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在香港灿利发展有限公司的支持下,泉州市作家协会举办了泉州历史小说大赛。我市作家、作者积极响应，在一年左右时间里，大赛征文办公室共收到中、短篇小说征文 24部(篇)、40多万字，成果是可观的。现在，《泉州文学》编辑部把征文评委会评选出来的部分得奖作品编为一辑,以专号的形式出版，这是继《辉煌的十年》报告文学征文之后,历史小说创作的新收获。发动和组织泉州作家、作者广泛搜集、选取自己故乡有价值的历史题材，进行历史小说创作，在满足人们的审美情趣的同时，又从历史人物的刻画和历史事件的描写中，认识泉州遥远的过去发生的一些不平凡的事件，认识泉州一些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汲取新鲜、有益的启示。这一项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在泉州尚属首次。认真总结经验和不足，对于今后历史小说以至其他形式的文艺创作，对于不断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才和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等文艺方针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作为历史小说，首先应是小说,是小说艺术,是以塑造历史人物的文学形象,展示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写出活生生的“历史的人”为己任的。如果历史小说仅仅停留在叙说历史人物的生平经历，交代历史事件的起伏曲折,即使引出历史的经验教训，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迪，也还是不够的。历史小说又必需是历史的，在根本上要忠实于历史的精神和历史的本质。小说中大的方面不能违背历史的真实,而应与历史相吻合。次要的历史细节和历史人物允许进行合乎情理的虚构和夸张。这样，它要求作者要广泛地大量地搜集涉猎当时及后世有关的各种历史资料、轶闻、故事,并且作出深入细致的分析、探索、揣摸和体味，把握历史合力交错而成的历史大环境及其发展趋势,为人的形象的塑造奠定坚实的基础,从而形成作者与描写对象之间双向能动的对话关系。应该说，这次征文的不少作品，特别是编入专号的7篇得奖作品掌握历史小说的基本特征是比较准确的。

《清源军外传》(吴展作)是以其对人物事件的从容驾驭和举重若轻的表现功力而在众多应征作品中脱颖而出的。作品表现的是五代时管辖现在的泉州、厦门、漳州的“清源军”军政区域 30年的历史,时空跨度较大。作者在有限的篇幅中展开了错综复杂的历史画卷,既正面描写了金戈铁马的斗争场面又常常采用叙事手段,化繁冗为简洁，使这一篇作品既是凝重、深厚的历史小说，又有现代小说的独特韵味。作者根据史书记载又揉合自己对历史和人物的理解，有选择地吸引了一些野史轶闻作为小说的情节，塑造了留从效和陈洪进两位命运遭际截然不同但在骨子深处却有惊人相似之处的“同类人”形象,语言精炼,有概括力。《戒石》(陈廷基作)截取王十朋治水的史实,并以“会七邑令饮作七绝诗”及修葺戒石诗等诗篇为依据进行联想和整合，提炼出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思想。小说一开始就将王十朋置于矛盾冲突之中，然后有层次地刻划其疾恶如仇、廉政勤政的艺术形象。文字简炼、节奏明快、情节起伏跌宕。作者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又揉合一定成分的浪漫主义色彩。根据鲤城区新门街一堡“码头坟”中的“小姐坟”的传说，大胆地衡情推理，刻画了勇于牺牲的王十朋女儿王小芸这个人物,使其焕发光采，也使作品的立意得以升华。当然，这个人物似有人为拔高的痕迹，其历史真实可信性也还可以讨论。《泪洒安平桥》(杜成维作)描写的是辛亥革命在安海从革命的发动到失败的全过程。作者以现实的角度去透视历史,对许卓然等一系列革命党人进行精心的塑造,或讴歌、或鞭挞、或拷问，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深化了作品的悲剧意蕴，让读者在审美过程中从反面认识到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作品时空交错的写法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历史文化氛围也增添了艺术魅力、加强了题旨。《俗缘好了》(潇琴作)以大量史实为依据，以李贽和黄氏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描写了李贽坎坷一生的一些侧面,塑造了这一位历史名人的丰满的艺术形象,体现其反封建反假道学的“异端”思想和叛逆性格。小说结构严谨，注意展示人物的心灵世界。情景交融和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使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得到加强。《俞大猷蒙难记》(粘良图作)选取的不是抗倭名将俞大猷驰骋沙场的战斗生涯,而是他蒙冤受难的一段经历。然而，正因为作者把主人公置身于蒙受冤屈和危难的特殊环境中进行刻画和塑造，这就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展现俞大猷的英雄本色及其阶级局限。作品揭露了封建统治阶层的昏暗,反村主人公的性格光采,也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李光地上疏》(杨炳华作)和《张瑞图装疯》(吴文作)各选取人物活动的富有内涵的独特片断，注重人物的精神面貌的描写和刻画,文笔自然、简炼,情节集中、动人。这次比赛收到的其他作品也都各有特色。然而，由于作者创作主体与其所要反映的历史环境、历史人物存在着相当的时空距离,如何把握好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融合、写实与虚构的统一,确是创作中的难题。有些作品在处理历史形象和文学形象之间的关系还有所偏颇，有的未能掌握和“吃透”更多的史料(或者还有不够准确的地方),还缺乏凝重的历史感和浓郁的历史氛围，这就影响了文学形象的塑造。有的作品虽然在历史形象方面下了较大的功夫,却又未能更好地遵循“文学是人学”,历史小说应当首先注重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的基本要求，给人堆砌史料、人物形象不够丰满，情节的展开拖沓、松散的感觉。这次历史小说征文题材比较丰富，但由于从总体上看，我们的作者对历史还不太熟悉，也未能进行更广泛的发掘,因而应征作品题材面还是不够宽广。例如十分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题材就基本没有触及。

历时一年多的我市历史小说大赛很好地达到了预期目的，不仅老作家、作者显示了自己的创作功底和实力。一些名不见经传、鲜为人知的新作者,如吴展、粘良图等，更以令人刮目的作品给人们带来了实在的惊喜。它使我们有理由对原来一直被认为是泉州文艺界弱项的小说创作的突破充满了信心。同时大赛也给我们留下了有益的启示。文艺创作是充满创造性的个体精神劳动，积极的组织引导不仅可以更加激发作家作者的内在创作欲，而且能在群体性的创作实践中形成激励机制，为文艺精品的出现和文艺人才的成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看来,文艺主管部门和文联及所属协会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大有可为。

(原载《泉州文学1996年3期〈泉州历史小说征文〉专号》陈志泽主编。作者时任泉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