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办了一个外贸企业和一家工厂之间的货款纠纷案子。一审已经结束，二审估计下来也没有什么悬念。这个案子做下来，我觉得有话要讲。

案情是这样的：A公司——我的当事人

              B工厂——对方当事人

一审原告是B工厂，诉请是货款，诉由是A公司收到货物，没有给付货款。证据材料是：两份买卖合同，工艺单，装箱单，送货单以及其他材料。证明两点：一.B工厂与被告A公司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二.B工厂实际已交货。

 

一般理解，如果上述证据真实性没有问题的话，这个案子毫无悬念，被告方基本上要输掉这个案子。但是，我听了A公司老总陈述的一个情况介绍后，我觉得这个案子哪怕有很大风险，我也要尽力争取胜诉。

陈述的情况是：A公司已经和案外C公司签署了外贸代理合同，委托C公司与B工厂发生财务上的付款及开票关系。

这里肯定有人会说，那让案外人C公司出面证明一下不就得了。但是，发票上的货物名称、数量、单价都和B工厂实际交付给A公司的货物是对不上的，不一致。

这个情况增加了案子的难度，为什么会不一致？在准备证据材料的时候，这个案子的本来面目也逐渐显山露水。原来，A公司与B工厂之间签订了原始买卖合同，就是原告提供给法院的，但是，双方之间又隐藏着另外若干份“财务合同”，“财务合同”为C公司与B工厂之间签订，而发票及付款都是根据财务合同的货物品名开具。而财务合同上的货款总金额与A公司收到B工厂货物的实际数量乘以原始合同上的单价的乘积居然是吻合的。不尽如此，我们发现了原被告实际履行了13份原始合同，而财务合同多大31份，其中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财务合同有14份，C公司与B工厂之间有17份财务合同。所有财务合同的总金额，与13份原始合同约定的单价乘以B工厂实际交付给A公司的货物数量的乘积是一致的。也就是，原始合同实际履行金额与财务合同的金额一致。财务合同实际上是对开票及做账的一种约定而已，而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财务合同上的交易。

 

我们于是对2票原始合同以及13票原始合同分别提供了相应的履行证据，来论证这个过程的合理性。比较巧合的是，对方律师一审提供了12份财务合同，说这12份与A公司之间的财务合同以及提供给法院的2份原始合同就是双方履行的实际总量。但是，我们拿出的B工厂与A公司之间签订的财务合同却是14份，比对方还多出2份。而且，财务合同做的明显很粗糙，单价小数点后面这么多尾数（实际上是先确定总金额，然后除以一定数量，得出了不是整数的单价，显然这财务合同不是真实的合同交易，而是人为制造），而且对方提供的12份财务合同是在附件件基础上多出了印章，总共有四个印章（据我方当事人告知，原来是只有一份财务合同放在被告A公司处备查，但是B工厂以对帐为由将此复印，并要A公司盖上公章，于是他们提供的财务合同就是这样的状况，还有，当时很匆忙，没有找到另外2份财务合同，所以对方只能提供12份财务合同）。这些疑点其实都是次要的，关键是举证责任分配上出现了新的局面，对方要说清楚和A公司签订的14份财务合同以及和C公司签订的17份财务合同的实际履行的凭证。事实上，B工厂根本不生产财务合同所载的货物，怎么可能提供的出来呢？

这个案子一审赢了，赢得很悬：首先，我们所有的陈述，都是一种推理，而且最终的基础建立于装箱单的真实性上（因为对方提供了装箱单，我们也提供了反映实际数量的装箱单，但是从证据的对比来说，对方未经修改的装箱单证明力显然高过我们提供的，但是，一审对方律师认为我们仅仅是在数量上让他们饶让一些，所以也直接承认我们的装箱单，这是整个案子中对方无意之中仅有的一次“老实”行为确定了我们整个证据链的基础和合理性）。其次，按照程序上来说，也可以先判令我们支付货款，而根据财务合同已经发生的货款支付（但却没有根据财务合同来交付货物），法院完全可以要求被告以不当得利另行起诉。再次，对方对我们准备的整个证据没有进行认真核实，其实，除了装箱单的数量，样品的数量以及配料外，还有2万元的空运费的问题没有证据来填补，也就是实际的交货金额中有2万元没有办法证明。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的。因为，案子实际上就是在算总帐，用事实说话，很少靠法律技巧来进行取巧。这是原告B工厂在高人的指点下，预谋了很久的诉讼，在战略上失算的地方。他没有想到对方会连续利用20多天来搜集总帐项下的各项证据材料（足以有一尺多高），也没有想到法院会从最繁琐的办案思路来操作。

 

然而，剔除诉讼本身种种，我先代表我自己以及我们的同行反思一下：

1.在事实上已经获益的时候，法律取巧上还有机会去“捞一把”的时候，律师在当事人面前应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协助，唆使，主谋，还是自己良心要装着事实？律师在这样的情形下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我也不想说教，只是和大家一起检讨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浪费国家司法资源的事情？

2.法律上这个案子可以简单结案的时候，是完全要调查事实，还是程序优先？其实，这个案子法院也可以采取简单的采取“货款案件”与“不当得利”分开走的思路。这不单单是减少麻烦，而是可以说体现某种程序正义。因为这个案子事实根本还没有完全调查清楚：刚才说到的2万元没证据，还有为什么会签订财务合同，为什么会约定根本没有发生交易的产品作为开票的依据？等等。实际上，程序上来讲，法院主要还是从举证责任角度来了结此案。

3.庭审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对方同行的功夫有没有做足。律师对着对方提供的一尺多高的证据，应当研究细节，还是以自己为主？这个案子，对方律师一直以自己的思路进行，这是对的，但是，却没有时间研究一下我们的证据，这是错的。

4.本案，本人也可以直接从抗辩的角度，不提供任何证据，不作任何功夫，就对方提供的证据材料予以质证，因为对方的证据材料也是矛盾重重，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本来这是最有把握的抗辩思路，但是，我想，事实上A公司是收到货物，但我可以从法律上做到对方没有有效证据证明其交货给了A公司。这又是一个事实与法律之间的选择。选择纯粹的法律思路抗辩，尽管可以“以毒攻毒”“以恶制恶”，但导师们“事实求是”的教诲，让我还是不厌其烦的寻找证据，对法庭说出真相。

 

哈哈，官司打赢了，很爽。还是一句行话：官司要赢，但更要赢得不作恶梦。

 

                                              邬辉林

                                             20070705于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