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语:新闻学论文《<开元杂报>质疑》,刊登于复旦大学《新闻大学》2003年春字号,发表后在新闻学界影响较大，收入当年的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并被陈力丹先生评为“最近我国新闻史研究的进展”（见陈力丹《2003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概述》）,同时列入《2003-2004年中国新闻学发展报告》《21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扫描 》《20年来中国传播史研究回顾》 以及吉林大学中国新闻史教案等。近日,台湾花木兰出版社欲出版本人的新闻学论著,9年后重新检阅该文,又有了新的体悟,因此在此基础上加以完善,并补充了新的证据。

《开元杂报》质疑

杨立新

    唐人孙樵《读开元杂报》一文一向被新闻史学界认为是有关中国古代报纸的最早记载，因此《开元杂报》也就成为中国最早的古代报纸，中国古代报纸的历史上限也由此上溯至唐玄宗开元年间，即公元713—741年。但是对于这一学术界的定论，笔者一直存有很大的质疑，认为孙樵的《读开元杂报》一文不是信史，而属于文学体例，历史上是否有《开元杂报》尚在不可知之数。

    《读开元杂报》一文见于孙樵所着的《经纬集》一书，全文仅五百余字，却是中国新闻史研究弥足珍贵的史料。全文如下：

    “樵曩于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其略日：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安北奏诸蕃君长请扈从封禅。某日皇帝自东封还，赏赐有差。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一刻罢。如此凡数十条。樵当时未知何等书，徒以为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长安来者，出其书示之，则曰：‘吾居长安中，新天子嗣国及穷虏自溃，则见行南郊礼，安有籍田事乎?况九推非天子礼焉？又尝入太学，见丛甓负土而起若堂皇者，就视得石刻，乃射堂旧地，则射堂废已久矣，国家安有大射礼耶？自关以东，水不败田则旱败苗，百姓入常赋不足，至有卖子为豪家役者。吾尝背华走洛，遇西戍还兵千人,县给一食，力屈不支，国家安能东封？从官禁兵安能仰给耶？北虏惊啮边甿，势不可控，宰相驰出责战，尚未报功。况西关复惊于西戎，安有扈从事耶？武皇帝以御史以窃议宰相事，望岭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龈舌相戒。况宰相陈奏于仗罢乎？安有延诤事耶？’语未及终，有知书者自外来，曰：‘此皆开元政事，盖当时条布于外者。’樵后得《开元录》验之，条条可复。然尚以为前朝廷所行，不当尽为坠典。及来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诚不类数十幅书。樵恨不生为太平男子，及睹开元中书，如奋臂出其间，因取其书帛而漫志其末。凡补缺文者十三，改讹文者十一。是岁大中五年也。”1

    关于这篇短文，笔者认为疑点甚多。欲明究竟，还是先了解一下孙樵其人。      

    孙樵（约820——884年），字可之，又字隐之。唐代古文运动的殿军。孙樵活动在晚唐时期，历文、武、宣、懿、僖宗几朝，这是唐王朝走向衰亡的历史时期，也是社会酝酿着巨大而又深刻变化的时期。孙樵一生以大中九年（855年）中进士为界，大致分作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生活在四川，多次赴京应举。大中九年进士及第后，从军邠宁（今属陕西）。咸通十年（869年）左右到秘书省任职。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后，他随唐僖宗逃到岐陇一带，官职方郎中。中和四年（884年）后，未回长安，不久死在川东。他一生不得志，仅做过从五品下阶的朝散大夫，从五品上阶的职方郎中。

   本人认为《读开元杂报》疑点有四：

    疑点一：“数十幅书”、“凡数十条”的《开元杂报》，作为封建士子的孙樵何至于“未知何等书”？且像九推礼、大射礼，尤其是泰山封禅这些在盛世才有的景象，生逢晚唐衰世的孙樵竟然“徒以为朝廷近所行事”。虽然当时作为一介寒士的孙樵自称居住在“襄汉间”，但襄汉之间在古代中国一直处在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地位，信息传播十分畅通，孙樵怎么成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连自己身处何世也不知道了？

    疑点二：《读开元杂报》一文所记载的开元年间的史事正如孙樵所言只是“其略日”，如文中的“某日”、“百僚”、“诸蕃君长”，宰相后亦无人名，时间、人物等“五个W”都是虚的。如果真有《开元杂报》的话，则这“数十幅书”的原文中应有准确判断其年代的具体时间和人名，孙樵就不可能不知其为开元年间事。

    疑点三：孙樵写作此文的时间为“大中五年”，即851年，此时他31岁。因此可以推断此时距他看到《开元杂报》的时间不会太长。按时间推算，当孙樵看到《开元杂报》时，这“数十幅书”也应有百年左右的历史，在当时也应属于文物。虽说纸寿千年，但经过多年辗转流传至民间，应当发黄变脆，有所破损，不会簇新如昨。退一步讲，即使它不是原件而只是抄件，也只能是百年前的抄件，因为对于百年后的人们开元间的史事已没有任何传播价值了。从文物鉴定的角度来看，这些百年前的“数十幅书”即使愚夫愚妇也不会认为是当时的东西。

    疑点四：孙樵写作此文是他考中进士的前4年，此时他已能“日见条报朝廷事者”，说明他对唐代的官方报纸已不陌生了。但不知他为何还要用“杂报”这一独有的名称来命名这“数十幅书”，而不用当时通用的报、报状、状报亦或是进奏院状。这究竟是随意，还是有意为之？

    以上诸疑点告诉我们，不能将《读开元杂报》一文当成信史来研读。故此，本人不揣浅陋，大胆持论，认为《读开元杂报》应为文学体例。主要证据如下：

    证据一：关于孙樵其人其文，清储欣在《可之先生全集录序》中说：“可之之文幽怀孤愤，章章激烈，或以为是好讪者之所为。……于是作为文章，走奇趋怪以舒腹之郁结，而岂得已哉！是故《麦秀》、《黍离》，其言不得不怨。生乎懿、僖，每念贞观、开元之盛，其言不得不激，不得不愁。”2 这段话非常重要地说明了孙樵有着非常浓厚的盛唐情结和愤世嫉俗的情绪，其忠君爱国、悲天悯人之志充塞于胸中，不知不觉流露于楮墨间。其实，襟抱难展、偃蹇困顿几乎是晚唐文人的共同命运。晚唐时期是唐政权秋风夕落的衰落阶段，封建帝国灿烂的高峰已经过去，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每况愈下。积重难返的社会现实，无情地粉碎了晚唐文人的理想，促发了他们对黑暗现实的激愤不满。但当时的文人不敢直接批评时政，只得将目光转向与“今天”形成了距离又紧紧维系着它的“昨天”，选择了“咏史怀古”这种托物兴讽的表现形式，借追忆昔日辉煌以抒发末世感伤。

    证据二：在文学创作理论上，孙樵以韩愈的三传弟子自居（孙樵师从韩愈的弟子皇甫湜），他继承了韩愈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的主张，提出写文章要“储思必深，摛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趋怪走奇，中病归正”3，故他的散文将强烈的主观意识纳入文章的写作之中，突出了社会批判意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评曰：“今观三家之文，韩愈包孕群言，自然高古，而皇甫湜稍有意为奇，樵则视湜益有努力为奇之态。其弥有意为奇，是其所以不及欤。”“趋怪走奇”形成了孙樵散文的怪奇特色，在《读开元杂报》一文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特点。再如孙樵的《祭梓潼神君文》这篇祭文，文中记载了两件十分怪诞的事情，会昌五年和大中四年，梓潼神君两次显灵，帮助孙樵渡过难关，读之如志怪小说。所以清代的汪师韩评之为：“此记事为祭文，然近小说家语。” 4 

    证据三：《读开元杂报》的文章重心不在前面有关《开元杂报》的叙述，而在后面作者所抒发的议论，即“樵恨不生为太平男子，及睹开元中书，如奋臂出其间”这一关键语句。他一方面介绍开元史事，一方面借“长安来者”之口叙说当时的政治乱象，两相对比，不啻天壤之别，以达到激讽时政的目的。而所谓的“长安来者”、“知书者”假托的可能性极大。之所以这样写，是为了后文的抒情兼议论作铺垫以及行文的曲折波澜。与孙樵同时代的文人罗隐也擅用隐譬暗喻等假托手法来借题发挥。如他的《说天鸡》一文，全文仅百十字，处处说养鸡，而处处又是说用人，隐含着对唐王朝前后期用人标准不同的激烈批评，文末慨叹道：“道之坏也有是夫！”  

    证据四：《读开元杂报》的标题(另有一说认为是《读开元杂记》5）也透露了作者写作此文的主旨。如是记载历史，则标题应为“记开元杂报”，而非“读开元杂报”。因为“记”，文章的立意在“开元杂报”；而“读”，则文章的立意只能是“我”。通观全文，作者的意图不在于准确地叙述历史，而在于抒发自己观照历史时的情感意绪，甚至是为了负载主体的悲剧性心态。因此，作者不是作为历史故事的叙述者，而是以抒情主人公的面目出现于文中。他最急于表现的不是历史，而是自我，是身处于悲剧时代的“我”充满于胸中的悲凉情绪。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读开元杂报》不是信史，而属于文学体例，是一篇议政杂文。如此，则《开元杂报》的真实性就大打折扣，不仅“长安来者”、“知书者”可能是假托的，而且连《开元杂报》也有假托的可能。这样，在唐代有没有《开元杂报》这样一份古代报纸就很难说了。笔者无意于否认《读开元杂报》在中国古代新闻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即使是文学体例，《读开元杂报》依然是有关中国古代报纸的最早记载。因为文学也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倘若当时没有唐代的古代报纸，则孙樵也不可能杜撰出《开元杂报》来。《开元杂报》的无，并不能证明开元年间唐代古代报纸的无。《开元杂报》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仍具有开辟鸿蒙的象征意义。

    注释：

     1、蜀刻本《经纬集》三卷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79年影印本。

     2、孙樵《可之先生全集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

     3、见孙樵的《与王霖秀才书》，董诰《全唐文》第36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4、汪师韩：《丛睦汪氏遗书·孙文志疑》，《光绪丙戌秋八月钱塘汪氏刊刻于湖南长沙》，现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

     5、见复旦大学姚福申先生的《<开元杂报>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