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新

    中国古代就有“怀素书蕉”的传说，讲的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怀素和尚在芭蕉叶上练习草书的故事。对于这一勤奋习书的经典，后人大都深信不疑，不仅选入小学教材成为少年儿童励志的范例，而且也成了历代画家创作灵感的源泉，如著名画家徐悲鸿、李可染、范曾等都绘有怀素书蕉图。

    对此，明末清初文学家、戏曲家李渔在《闲情偶记》中说：“竹可镌诗，蕉可作字，皆文士近身之简牍。乃竹上止可一书，不能削去再刻；蕉叶则随书随换，可以日变数题，尚有时不烦自洗，雨师代拭者，此天授名笺，不当供怀素一人之用。予有题蕉绝句云：‘万花题遍示无私，费尽春来笔墨资。独喜芭蕉容我俭，自舒晴叶待题诗。'此芭蕉实录也。”古人言之凿凿，不能不信也。
    笔者家中的大厅中种有两株芭蕉，它们是妻子前年从老家湖南移栽来的。如今当初的小苗已是芭蕉冉冉，叶大成荫了。在我楼上工作室的书案对面，迎窗也植有一株小芭蕉，那是从其中一株母蕉的根部分株下来的，每当我习字疲劳抬起头来，便可欣赏它那骨相玲珑的叶片。一次，由于遮阳，我将芭蕉上仍然新鲜的硕大叶片剪下，不忍丢弃，忽想起“怀素书蕉”的传说来，便想尝试一下在蕉叶上会有怎样的书写效果。

    我将仍然油绿的蕉叶铺在书案上，溽墨挥毫，然而笔毫一触到叶面顿感轻滑，墨汁也随之跑开，字迹很快就漫漶不清了。事实告诉我，在蕉叶上写字是行不通的。
    难道相延千余年的传说竟是一场骗局！我们知道，怀素在其著名的书法墨迹《自叙帖》中并没有“书蕉”的记录，只是说“怀素家长沙，幼而事佛，经禅之暇，颇好笔翰”。怀素的忘年交李白在《草书歌行》一诗中，这样描写怀素写字时的情景：“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没提到“书蕉”，倒是留下了怀素“书壁”的记载。
    进一步查阅史籍，发现新、旧唐书两部正史竟无怀素片言只语的行迹。倒是唐代陆羽的《僧怀素传》中留下了“怀素书蕉”的最早记载：“（怀素）贫无纸可书，尝于故里种芭蕉万余株，以供挥洒。”五代至北宋时的陶谷在《清异录》中则记载得略为详尽：“怀素居零陵，庵之东植芭蕉数亩，取蕉叶代纸学书，名所居曰‘绿天庵’”。怀素的故里为湖南零陵（即今永州），至今绿天庵故址尚存。
    应该说，“怀素书蕉”的传说于史有征，在历史上也非个案。与怀素有过交往的唐代诗人戴叔伦在湖南为官时，曾在《赠鹤林上人》一诗中写道：“日日涧边寻茯苓，岩扉常掩凤山青。归来挂衲高林下，自剪芭蕉写佛经。”

    其实，在古代，先民们在树叶上写字、刻字并不鲜见。古代埃及人曾采用纸草作为书写材料。还有我们熟知的佛教贝叶经，其材质便是取自一种贝叶棕的叶片。贝叶经有一套特殊的制作工艺，先是采取鲜贝叶，按一定的规格裁条，压平打捆，加酸角、柠檬入锅共煮，再洗净、晒干压平，用墨线弹成行，再用铁笔按行刻写。尔后再在贝叶上涂一次墨，用布抹擦，让墨水汁残留在刻痕内，最后装订成册保存。
    与“怀素书蕉”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唐代书画家郑虔“柿叶学书”的传说。据《新唐书·郑虔传》记载：“虔善图山水，好书，常苦无纸，于是慈恩寺贮柿叶数屋，遂往日取叶肄书，岁久殆遍。”终于成就了郑虔的诗书画三绝。
    在树叶上写字的还有元末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陶宗仪。他在松江南村避寇乱时以教书为业，并从事耕读。教学之暇，他与弟子谈古论今，偶有所得，便随手摘取一些树叶做笔记，写完后便放进一个瓦瓮里。待瓦瓮装满后，便埋在树下。日积月累，十年间竟然装满了数十个瓦瓮。后来他让学生们挖出那些瓦瓮，指导他们把树叶上的笔记分门别类、抄录整理，竟编成了一部三十卷的《南村辍耕录》。这就是‘积叶成书’的文坛佳话。
    因此，在书写材料短缺的古代，在植物叶片上写字是史不绝书的。即使在造纸术发明之后，纸张仍然非常金贵，并非供可应求。如西晋左思的一篇万余字的《三都赋》，由于权贵之家竞相传抄竟使得“洛阳纸贵”。因此古人要千方百计地寻找纸张的替代品。芭蕉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大而宽，铺展开来就像一张宽大的宣纸，因此得到怀素的青睐就不足为奇了。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在芭蕉叶上写字效果并不理想？能简单地推翻世代相延的成说吗？记得《红楼梦》贾元春省亲那一回中，宝钗劝宝玉将诗中的“绿玉”改为“绿蜡”，宝玉问其出典，宝钗告诉是唐人钱珝的《未展芭蕉》诗“冷烛无烟绿蜡干”。仔细想来，芭蕉叶书写效果不佳可能是由于上面有一层蜡质并蓄含水分过多的缘故，从而造成书写时的轻滑和不吸墨，倘若去掉造成书写障碍的这两点弊端，那就应该是比较理想的书写材料了。
    是了，笔者用的是新鲜蕉叶，如果换成陈叶会是怎样？于是我便将剪下的蕉叶放在室内阴干，待几天后蕉叶失水发黄将其压平，这次再试，不仅吸墨，也不轻滑了，果然是不错的书写材料！再分析郑虔“柿叶学书”的记载，郑虔也不是摘下柿叶就书写的，而是先将其贮藏在慈恩寺的屋里，过了些日子待柿叶阴干后再书写。沈三白在《浮生六记》卷四“浪游记快”中亦有：“有菩提树，其叶似柿，浸水去皮，肉筋细如蝉翼纱，可裱小册写经。”

    看来，正是由于历史上关于“怀素书蕉”的记载语焉不详，才造成了后人一些想当然的臆想和发挥。怀素书蕉用的是新叶，还是陈叶？是直接在芭蕉树上书写，还是剪下蕉叶晾干后书写？史籍中均没有交代，这就为后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小学课本甚至如此演绎说，怀素一开始把芭蕉叶摘下来练字，很快大叶子被练完了，小叶又舍不得摘。于是，他干脆带了笔墨站在芭蕉树前，对着鲜叶书写，风雨无阻，终成大师。我敢肯定，在轻滑的芭蕉树上写字是绝成不了一代草书大师的。这让我想起苏东坡为考察石钟山的得名由来，在《石钟山记》中发出的感慨来：“事不耳闻目见，而臆断其有无，可乎？”

    下面比较一下徐悲鸿、李可染、范曾所绘的《怀素书蕉图》。遗憾的是，由于没有仔细研判史事，三人的作品均出现了硬伤和纰漏。除书写的蕉叶都是翠绿外，怀素的年龄也不符，不是中年，就是老年。“书蕉”仅是怀素青少年时代因家境贫寒、无法购买足够纸张情况下的学书经历，之后他便离开了故乡“绿天庵”四处游历，书名大振，不太可能再在芭蕉上练字了。

    李可染《怀素种蕉学书图》

    李可染先生1982年所绘的这幅《怀素种蕉学书图》，也是现摘现写，难怪怀素要皱眉头，看来书写效果不佳。画面中，满脸络腮胡子的怀素，一副饱经风霜的中年僧人模样。另外，画家还给他配了一个研墨的书童。怀素既然家寒，连纸张都买不起，怎么可能像文人雅士那样有侍者服务？

    吴有如《怀素书蕉图》

     《吴有如画宝》中的《怀素书蕉图》。吴有如是清末著名的民情画家，其所绘“吴有如画宝”于1884年随《申报》附送，流传甚广，大概是上述三者的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