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综艺报》2014年11月10日刊，标题：“《红高粱》：大异奇趣的影视改编”，转载请注明出处）。

 10月27日，电视剧《红高粱》在北京、上海、山东、浙江四大卫视闪亮登场，其中，北京卫视接棒《北平无战事》一度登顶CSM34城市卫视晚间电视剧收视率排行榜，但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山东卫视更是尽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再加上营销得力，更以1.344（10月30日）的绝对高收视，破天荒地独领风骚，其广告时段更为一时之盛，或成“一剧四星”时代的最后一次荧屏狂欢的盛宴。

         众所周知，电视剧《红高粱》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山东高密籍作家莫言的成名作《红高粱家族》，小说首发于《人民文学》（1996年第三期），1987年，张艺谋首执导筒，莫言亲自参与改编，将其搬上了大银幕，之后，便一鸣惊人，并于1988年一举摘取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也是获得该奖项的第一部中国电影。毋庸置疑，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堪称一时之经典，而且都极具风格化，尤其是原著的语言、叙事，以及电影里肆意生长的红高粱意象，在顾长卫的摄影以及赵季平的配乐形成的音画张力之下，更是极大地张扬着一种直指人心、无处不在的野性和生命力。

        尽管电影片长仅有91分钟，但是，已经基本穷尽了小说2/5的自然章节，以及近乎全部的人物和情节，而电视剧版《红高粱》却长达60集，如何将原著抻长？且长得恰如其分，入情入理，的确是编、导需要直面的一大挑战，而“添枝加叶”无疑就是其不二法门，于是乎，素以“快手”著称的编剧赵冬苓轻车熟路，赋予了该剧一个向有收视保障的“宅门”元素。

         其实，小说的文学性与电视剧的大众化之间的有效平衡和升华，一直是文学改编的难题，对此，业界早有前车之鉴，比如刘醒龙原著、邹静之改编、张黎导演的《圣天门口》，就遭遇了口碑与收视之间极不对称的尴尬境遇，而小说《红高粱家族》的文学性和叙述方式都更为个人化，由此，其影视改编也就更具挑战，但习惯于创作极致化人物和情节剧（如《中国地》）的编剧赵冬苓似乎各擅胜场。

          从已播出部分来看，电视剧《红高粱》之于原著最大的改动，无疑是有关九儿（本名戴九莲）的所谓“前传”，以及由此牵引出的一系列人物，比如张俊杰、淑贤、朱豪三等人，但也正是这一改动备受观众争议，但在笔者看来，一切似乎都其来有自，这就是编剧赵冬苓此前的另一部年代女性传奇剧《母亲母亲》，其实，无论是《红高粱》中九儿的率真、泼辣、果敢及其善持家、有担当、明大义的个性、人格，还是新增人物张俊杰、淑贤、朱豪三的叙事功能以及各自与九儿之间的关系，看似都与《母亲母亲》中的金国秀，以及祝宇中、子萍、史万林与金国秀之间的关系一脉相承、殊途同归。

        当然，所不同者则在于淑贤更像是侯母和子萍的合体，而电视剧《红高粱》中的高密县长朱豪三（承袭于小说和历史中的曹梦九一角，但之所以另取姓名，其中的改动，除了规避历史人物之外，是否也暗含了朱豪三与原著中曹梦九所承载的叙事功能的差异？），与《母亲母亲》中的“袍哥”史万林也如出一辙，

只是朱豪三这一功能性的角色设定要重要得多，甚至一度成为延展情节乃至于情节转圜的关键人物，其间的某些戏剧化处理也由此显得有些轻率。

       当然，或许由于睽违荧屏十年之久的周迅重磅加盟，电视剧也将绝对的主角由余占鳌让位于九儿，但恰如巩俐与周迅个人气质之间的差异，电视剧即便不是大异奇趣，似乎也大大乖离于小说或电影的精神、气质，比如原著更多地着眼于大变动时代的人格解放以及山东高密大地上涌动的原始生命力，而且这一过程都有着更加从容的节奏，而电视剧则更像是一个规整但或许“好看”的年代传奇剧，由于上述的改动，使得“九儿”在余占鳌与张俊杰之间，尤其是因为淑贤及单家二叔的出现，九儿之于单家的去与留多了点儿暧昧，远不如小说和电影的纯净。

（10月31日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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