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龙”与“谦退”

刘邦借为“义帝”发丧之名号令天下，曹操则“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二者，原本是“一丘之貉”，但是刘邦、曹操在关键时刻的选择却大相径庭。

当诸侯和将相们表示共尊刘邦为皇帝时，刘邦以一句——“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1]——的托辞，便冠冕堂皇地称帝了；谋士们劝进时，曹操却夫子自道，“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2]以致于作茧自缚，始终没有突出重围。

终其一生，曹操都未敢称帝，但这并不足以掩饰他图谋篡汉的狼子野心。当初，谋士荀彧向曹操建言，“奉天子以令诸侯”[3]，这一建议，后来被曹操切切实实地演绎成一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粉墨春秋”，但从“奉”字到“挟”字，失之毫厘，足已谬之千里。

后来，董昭等人再次劝进，曹操又征询荀彧的意见，荀彧劝说曹操既然以“义兵”的名义匡扶朝廷，安定天下，就理所当然地应以周公为榜样，谨守谦退之道，因此，不宜如此。[4]

尽管曹操似乎谨守荀彧劝告，但他与荀彧的嫌隙由此已经种下，当初，曹操既便是问计荀彧，或许也只是故作姿态，而他的真实意图，其实，还是希望荀彧也能够带头上表劝进。

汉高祖刘邦、魏武帝曹操都“好酒与色”，并且以大同小异的幌子和方式开始各自的事业，但在成就帝王霸业的道路上，二者的取舍和结局却有天壤之别，这一切显然和他们所处的时代语境息息相关。

东周罹乱，礼乐崩坏，秦始皇统一六国，大兴申、韩之法，又“焚书坑儒”，使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正名主义”隐退。刘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一介布衣揭竿而起，径取天下，因此，他显然没有太多儒家义理和道德的负累。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对于后来者，就像是一道无形的枷锁[5]。所以，曹操曾为汉臣，且熟读典籍，在是否称帝的关键步骤上，他绝不如刘邦做出抉择那么轻易和轻松。

殷鉴不远，东汉末年，率先称帝的袁术第一个身败名裂，曹操深知自己一旦篡位，他将进退失据，成为天下指责和攻伐的焦点，所以，当孙权上表称臣时，曹操一眼识破孙权的伎俩，“是儿欲踞吾着炉火上邪？”[6]

虽然同为酒徒，但刘邦远比曹操活得更为坦率、真实。